煞到你
    有一年，我在法兰克福看了一场艺术展览，一进门马上有一个展品吸引我的注意，让我站在它面前看了很久。它是玻璃器皿，形状为一颗眼泪，总共一百个装着眼泪的玻璃瓶一字排开，展品名称为“一百个人的眼泪”。
    我站在那里，觉得震撼，很多念头与问题电光石火一样地穿过我的脑子。
    我想问：“究竟如何取得一百个人的眼泪？”“是一百个人自己取自己的眼泪，再放到器皿里吗？”“还是这个艺术家找了一百个人，等到他哭的时候，把眼泪放进器皿里？”“里头装的眼泪，是什么性质的眼泪？是喜极而泣，还是伤心欲绝的眼泪？抑或带着这个小器皿，到厨房里切洋葱，或者喷胡椒，喷出来的眼泪再把它们接住？”当然也可能不是以上这些方法，而是像化学家一样，把水、盐等等化学元素组合成一颗百分之百的眼泪，放进里面。如果是这样，有很多问题要出现了：作为艺术家，你到底想表现什么？如果作为一个藏在别人房子角落里的人，等到他情感激动时，赶快去接眼泪，这种艺术呈现，到底是真实抑或虚伪，界线在哪里？如果这个眼泪，是洋葱激出来的眼泪，与痛不欲生时流出来的眼泪，差别在哪里？如果是用水、盐与各种化学成分组合成百分之百的眼泪，却不来自一个眼睛，而且不带有人的情感，装在小小的容器里，它是不是眼泪？
    电光石火之间，我明白，艺术与文学的作用是一样的，艺术透过实体的形式展览，文学透过文字来“煞到”你。
    其实宗教中所谓的禅修和顿悟，所要促成的也不过是那一刹那间的撞击，使你进入另外一个境界，抽离每天早上起床刷牙、上班、打电话、电脑上网的惯性，把你从非常密集的流程里抽离出来，得到一个俯瞰的角度，看着自己的存在，以及你与所处的时代、空间之间的关系。“眼泪”这件艺术品促使我进入更深一层的“思”。
    第二，我想说的是文学也促成了“辨”，这就回到儒家几千年前就重视的“思辨”，所谓学问就是“慎思明辨”。
    艺术与文学中有份很强烈的作用力，就是“辨”这个字，使你比较有能力分辨最细微的现象与幽微的情感。这种细微的现象与幽微的情感，在你日常生活惯性中，是完全盲目的。譬如你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眼睛看着我，是否同时感觉到旁边有拱门，拱门有帘幕，外面有光从帘幕射进来？而你们今天到这里来的路上，有没有从感官之中注意到今天的上海，是否有阳光？是什么样的阳光？当阳光从外面透过薄纱窗帘照进来，经过过滤，有点朦胧、模糊的，与另外一个时空里阳光的质感完全不同。在生活的过程里，我们对细微的现象与幽微的情感往往是视而不见的。而当文学一下子“煞到”你，你会突然有所发现。
    “辨”当然也牵涉到文学的一个作用：颠覆。我们在平常惯性的定律里，对很多事情有刻板、制式、主流、约定俗成的成见；但是，文学有一种魅力，撞到你的时候，会使你赫然发现原来的位置被颠覆了，突然发现事情不应该这么看。用“思”与“辨”来说，文学的思辨最核心的对象，与传统的慎思明辨有一点差异，以儒家来说，核心对象是国家、政治，是“天下事”、“风声、雨声、读书声”。可是，文学的深思与细微的分辨核心对象是：人性。
    是尸体还是遗体？
    有一位医学系教授，带我去看他上解剖学，我从来没看过尸体被打开，他问我会不会不能承受？我说：“你放心！作为一个写作的人，什么都可以承受。”那堂课有十三个小时长，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解剖学是怎么上的，也不知道解剖学教室里有没有气味，在毫无概念的情况下，他让我穿上白袍，就进去了。现场是像现在这样大小的厅，总共十八个台子，十八具泡过福马林的屍体，每一个台子都围了二十几个学生，是将来的医生。
    首先，请问我应该用“尸体”还是“遗体”？中间的差别在哪里？如果说“尸体”的话，中间是否会有很多问题可以继续往下想？如果说“遗体”的话，是否整个情感都会不一样了？我想你们应该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这些十八岁的孩子们，将来要成为医生，他们将来会如何对待我们呢？
    那天解剖课的内容，是如何用手里的刀与锯子，把胸腔盖打开。在我看来，他们似乎都是第一次上课的学生。既然不能够拍照，我只好拿着本子写生，去画他们。我的样子很像教授，当我穿过去的时候，就有学生拿着沾血的锯子，来问我要从哪里下刀？
    我很细地去看这十八具遗体，也看见学生在用刀的时候，其实不知道从哪下，一下子切到骨头，又碰到神经，也不知道组织、神经、皮与肉之间如何分开，就在那里锯来锯去。切出来很多没有用、血肉模糊的东西，就丢到小桶子里。老师一桌一桌地巡，告诉他们筋与络之间的空隙应该如何寻找，如何一刀切入。
    记得《庖丁解牛》的故事吗？梁惠王来看厨子“丁”如何解掉一头牛，发现他“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一切一割，一收一纳之间，完全像音乐。梁惠王大吃一惊，问这是怎么一回事？神奇的庖丁说，我开始去解剖牛的时候，眼睛看到的是一整头牛，可是，三年以后，我根本看不到全牛，只看得到局部，局部被放得非常大。到了今天的境界，“以神遇而不以目视”，一头牛的屍体放在我面前，我不用眼睛去看牠，而是用神遇，对它的组织、肌理熟悉到一个程度，拿刀的时候，筋骨间的空隙、组织的肌理，筋络紧密相连之处，刀一下去完全不会碰到，从空隙间一刀而下。
    但是，当我在解剖室想着《庖丁解牛》时，注意到了，眼前陈列的不是牛。这十八具遗体，每一个人死因不同，性别不同，来处不同。本来以为这些尸体是捐赠的大体，后来老师告诉我，香港捐赠遗体做解剖并不风行，很少人捐赠大体；因此，这十八具都是路倒的无名屍，其中有很多年老的男性、女性。但是，我看到其中一具是相当年轻的欧美白人，赤裸而鲜活，看起来完全像是睡着了。他有什么样的人生历程，会有一天倒在香港的路上，变成一具无人认的屍体，最后躺在解剖台上，让一些锯子都还不知道怎么拿的孩子们，打开他的胸腔？
    这堂解剖课，我们正在教年轻人如何在外科手术变成科学的庖丁，变成对人体结构认识最有本事的专家。可是，这些年轻人将来要面对的不是牛，而是人。在医学教育里，在什么课堂里会教这些学生操刀技术之外其他的问题？当十八岁的孩子，拿着沾血的锯子，面对路倒的无名尸，他与尸体之间是什么样的生命关联？
    这两百个穿着白袍的十八岁学生，在那个房间里面对的是死亡，可是，他这一生的任务将会是面对生命。他们面对死亡的目的，是为了面对生命。我们会在什么时候教他们思考，生命来自哪里？又要往哪里去？他在生命来去之间的位置在哪里？他“庖丁解牛”的技术学得再好，是否在心里思索过终极目的是什么？这些问题在医学教育里有教吗？还是其实不知道从哪里教起？
    我想说的是，这些可能正是文学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
    透过文学，可以让手里拿着锯子，面对身体的孩子们比较容易认识“人”。否则，我很难想像，技术非常好的现代庖丁，却对痛苦、绝望、煎熬没有任何理解与认识；或者对于人性的复杂、懦弱与坚定，从来没有经历；甚至也从来就没人跟他谈过背叛、真诚的爱与爱的能量。我很难想像他以后要如何面对必须处理的生命？
    我只是用医学作一个例子。但是，如果你要问：“龙老师，我们是商学院的！我们跟生命、跟人关系不大。”你们之中有人这样想吗？如果有的话，那问题很大。如果对于人心灵的虚伪与真诚、对于爱和恨没有过认识，那么正义与不正义放在一起时，如何做细微的辨别？或者当两种不正义被放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从来没有思索过这一类的问题，这个人将来要做律师、法官、政治领导，是不是很可怕？
    在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事情发生之后，香港恒生银行总行前，每天会看到一个老太太，一个人孤单坐在大楼前面，放一台小小的录音机，播放类似诅咒的哭调，因为她一辈子的积蓄付诸流水。她没有任何其他的方式来伸张自己的委屈，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像到庙里烧香的妇女一般，放哭调。请问，商学领域与人的痛苦、幸福真的没有关系吗？
    看见看不见的
    如果你还没有进入文学的领域，我再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文学如何让你看见你平常看不见的东西。
    我们对于老年丧偶者，一般的认识是透过以下典型的描述：丧偶的老人得到忧郁症的比例是有偶老人的两倍。居丧综合症最常见的表现是出现多种心理障碍，如沉默寡言、神情淡漠、对周围事物不感兴趣等症状。有些人症状长期持续，饮食不振、夜不能眠、面黄肌瘦、呆木迟钝、迅速苍老，甚至产生厌世心理而自杀。
    如果用文学来认识这种现象或情感，是怎样的状态呢？回想一下元稹的《遣悲怀》：
    闲坐悲君亦自悲，
    百年都是几多时。
    邓攸无子寻知命，
    潘岳悼亡犹费词。
    同穴窅冥何所望，
    他生缘会更难期。
    唯将终夜长开眼，
    报答平生未展眉。
    文学与一般文字是不一样的。丧偶老人的“症状”，在这首诗里呈现了更真切的内在情感。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我们都知道西元七五五到七六二年的安史之乱，课本上大概就是这样的描述：“对社会的破坏极大，主要是在北方的黄河流域，户口减掉五分之四，人口减掉三分之二，人民丧乱流离等，整个城空掉，人皆消失。”这个描述，就让你体会了那悲惨的景况吗？
    唐肃宗乾元二年，郭子仪与其他九个节度使，带了六十万大军包围安庆绪，可是指挥太乱，大军溃败，必须在洛阳以西到潼关一带大量抓兵。杜甫刚好从洛阳经过潼关，目赌抓兵的状况，写了《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迎。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
    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
    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文学，像照相机一样拍下一个镜头，与之前对安史之乱的说明相较，给你的震动是不一样的，文字的重量就在这里。
    所以，可以有一种主流叙述，描绘战争的伟大，或者光荣的胜利。但是，透过文学，你可以看到大树林里的一棵树是怎么回事，或者可以看见一棵树上的一片叶子是怎么回事。一片叶子从不同角度看，阳光照下来的时候看，雨水打下来的时候看，用各种不同角度的细微看，这只有文学做得到。
    与灵魂素面相对
    今天，还想与你们分享两个流亡作家，他们都不是中国人。
    “思”与“辨”之间，文学对人性的深刻探讨还可以帮助自己认识到存在的处境，得到一种俯瞰的角度，在一个极其安静的时刻，看自己的生存处境以及处境与时代之间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海涅的歌曲吧，最有名的是《罗蕾莱》。海涅的诗有三千多首被谱成歌—歌德只有一千七百首—诗与音乐结合之后，扩散的力量就更大。海涅在大家的认知中是一个浪漫、抒情的诗人，但并非如此简单。
    想一想当时的背景，一七八○年代欧洲爆发“法国大革命”，有如原子弹爆发一样，将政治思潮向外辐射出去。那时的德国还不是一个国家，是由很多独立的小城邦组成的。在十八世纪德国的语境里，有一个名词叫“西方文明精神污染”，指的就是来自德国的西方—英国与法国—的自由思想与开明的政治改革。一七九七年海涅就出生在一会儿属德国、一会儿属法国的小城，但凡在法国统治里，都是开明政治，德国一抢回来，马上就进行思想箝制，严格控管出版。海涅在成长过程中，讲德语却向往法国思想，认为那是先进的文明。他对于祖国—德国—的认同，不是政治上的认同，而是文化上的认同。他曾经写过充满爱国情操的诗：
    我曾有美好的祖国
    高耸的橡树温柔的紫罗兰
    祖国以德语亲我，以德语慰我：
    （难以想像的悦耳）“我爱你”
    但他同时在思考怎么去对付剥夺他自由的体制，他写下这样的诗：
    德国审查者们
    一堆白痴
    海涅以这首中间被挖空的诗抗议当时的政治审查。那时德国各邦有各种言论箝制，其中包括对出版的控制：当局估计大多数买书的人都买不超过三百二十页的书，因此规定凡是超过三百二十页的书就不必送审。海涅当时的出版社，就把字体放得特别大，让每一本书都超过三百二十页，便可以不送审。
    在前一首诗里，你看到他如何热爱他的语言、文化和他的祖国，后一首诗里，他表达强烈的抗议。
    现在过了快两百年，我们都知道后来德国发生了什么事。回头看海涅在一八四○年说过的话，可以看到文学心灵很强的独立性，不随波逐流，也因此能透视现实。海涅当时就说，德国这种狂热的爱国主义，是有一种完全排外的、仇外的基础，在德国的土地上，爱国主义一定会打败普世价值。所以当时他呼吁，如果普世价值赶快抢先，说不定还会有希望。
    一八一九年，这个进步青年到了柏林。那些年，所有进步的公共知识分子，包括非常有勇气、热血奔腾的大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诉求德国统一。在一个大型的群众集会里，一个非常有群众魅力的演讲者慷慨激昂地号召大学生：“凡是不爱国的书，我们把它烧掉！”那些书就在熊熊烈火中被烧掉了。
    可是二十几岁的诗人海涅说：“今天你会烧书，明天你就会烧人！”历史的灾难总是“始于焚书，终于焚人”。海涅一八二一年说的这句话，证诸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纳粹在柏林焚书，以及后来的大屠杀。这预言令人毛骨悚然。
    海涅成为“大预言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多么了不起的历史学家或趋势专家，而是因为他有一颗深刻的文学心灵。
    回到前面与大家分享的：文学最深的、最本质的地方，就是文字的魅力会促使你去“思”与“辨”，当你有深刻的思辨能力时，你才可能在二十四岁时看见这样深沉的东西。
    另一个作家，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米兰·昆德拉，他在二○○九年的作品《遇见》里说：“小说家永远在一个人生的实验室里面。”请问在实验室里做什么呢？他永远在看，永远在观察，永远在思索，永远在设法做大胆的假设，在推翻自己的前一个假设。
    小说家不断在追问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人的存在是什么意思？”这些思索不仅仅发生在小说家身上，也可以发生在普遍各行各业的人上，不管读医、读商，从事任何一个行业，选择任何一种志业，大概都离开不了对人性最深刻的认识。
    文学用美、想像与魔幻思维的“撞击力”，最能够使我们在最平庸、凡俗、忙碌、无暇思索的环境中，抢下一个慎思明辨的“空”间。说得更准确一点，文学最能够帮助我们找回在夜深人静时与自己灵魂素面相对的能力。
    2010年11月20日，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的上海学习中心正式成立，上海复旦大学与香港大学联合举办「杰出学人讲座」，邀请龙应台主讲「文学有用吗？」，与港大、复旦的IMBA学生和校友，共享一场文学下午茶。本文为现场实录，收录在龙应台新书《倾听》中，由印刻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