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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的路径——《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解析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书屋》2014年第2期 刘金祥 参加讨论

    城市化作为现代化的重要维度和主要路径,正以迅猛快捷的态势在中国大地上演进,极大地改变和重塑着我国城乡面貌、经济布局、社会结构以及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产生活方式。2010年以来,以《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入选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首批建设项目为契机,上海交通大学组建了以刘士林教授为首席专家的985重点文科研究基地—城市科学研究院,致力于为国家实施城镇化战略提供科学的理论方法、战略框架及应用方案。几年来,由刘士林教授主编的、由一批包括长江学者在内的专家学者撰写的《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接踵出版,相继问世。这五部年度报告,顺应大数据时代对国家战略与决策研究的新要求,以人文学科为价值支点进行城市科学的顶层设计,以在国家战略中居主流和中心地位的“城市化进程”为研究对象,聚焦我国城市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
    一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不仅是城市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城市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更是城市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正是人的创造性本质,赋予了人是城市化的根本和核心的质的规定性。城市化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城市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著名城市史专家科特金在《全球城市史》一书中指出“城市的本质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创造的人工环境”〔1〕;另一名美国学者帕克在《城市社会学》中也提出过“城市作为人类属性的产物,其根本内涵是城市要符合人性生存与发展”〔2〕的类似观点。这些论述有力揭示了城市的本质是人们从事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的重要载体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充分体现出人与环境统一、人文与自然契合、主观与客观融合的辩证思维。这种城市化就是人的城市化的思想理念统摄和深蕴于五部《报告》的全文,贯穿并体现在五部《报告》的各个章节,可以说这五部《报告》架构都是围绕“人的城市化”这一主旨进行构思和设计的。比如2007年《报告》中的第二部分,2008年、2009年、2011年《报告》中的第三部分,均把人的城市化作为逻辑起点和价值取向。特别是2012年《报告》中的“主题报告”,围绕人口增长较快城市发展较慢、城市化面临人为挑战、城市化中人的经济焦虑和社会困惑以及人的“城市启蒙”四个方面加以铺陈和阐释,不乏卓识的精辟见解:“都市化决不局限在有限的都市空间内,它的出现已经使人类在整体上被‘都市化’了。在当代,一个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中,也可以对城市生活方式持激烈的批判与否定态度。但无论其在现实中的衣食住行,还是更高层的文化消费和精神享受,都不可能与大都市绝缘的。”〔3〕鉴于人的发展与城市化在总体趋势上是一致的,人的发展状态反映着城市化水平,城市发展总是历史地、具体地体现在人的发展层面上。因此,对促进人的发展的条件、环境、氛围和设施的关注和审视成为每部《报告》的重点和亮点。比如2011年《报告》中的“中国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一章,对人化城市这一时代走势进行了预测和研判。再比如2012年《报告》中的“全国新城新区建设研究”、“中国大都市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全球会展国力研究”、“国际化大都市传媒发展研究”、“世界设计之都创新发展研究”、“中国城市设计发展研究”和“世界都市文化发展研究”等七部分内容,基本围绕关注民生、追求民富、保障民主、维护民权、提升民智等予以叙述和阐发,具有洞察力和穿透力、引导性和启示性。
    二
    方位,是城市化进程中时间和空间坐标系上的角色界定,是城市化发展中理论和实践交汇点的功能确认。科学判断中国城市化的历史方位,是准确把握其未来走势的前提和基础。著名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指出:“在一个文化的各大时期中,城市之间自有其不同的特色。当然,不同的文化,其城市也必然有所差异。”〔4〕中国城市化是在全球化这一大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只有以同期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为横向参照,以我国近年来城市化进程作纵向比附,才能在时代坐标系上找准我国城市化的历史方位,进而确定今后的发展目标和相应举措。所以《报告》将视野延展到世界范畴,对全球化时代世界城市的总体发展趋势进行揭橥,对一些特大型国际城市个性发展状况进行评骘,例如2007年《报告》中的第一部分“中国都市化的世界背景与发展焦虑”、2009年《报告》中的第一部分“世界背景与现实焦虑”、2011年《报告》中的第三部分“都市化进程中的中国经验和中国话语”和2012《报告》中的第二部分“都市化进程中的中国问题与战略参照”等,为我国城市化发展提供参照。新城建设是城市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检测城市化历史方位的重要指标。新城通常是指在城市化进程中,伴随大城市空间的扩张,在中心城区外围地域统一规划建设的能够分担大城市居住功能及产业功能,且交通便利、设施配套、环境优美、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城市绵延区,在拓展城市空间、缓解城市人口和产业压力、创新城市管理、解决“大城市病”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报告》对新城建设报以浓厚兴趣,在2008年《报告》的第二部分设立题为“城市新区规划、环境评价与信息化建设”一个章节,对北京、上海和哈尔滨等城市的新城外形设计及内涵建设进行了简要叙述,为读者全面认知我国城市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2012年《报告》中单独辟建“全国新城新区研究”一个部分、列出英国、美国和我国三个专题,运用大量数据对中外新城建设进行缜密梳理和通透分析,在此基础上明确指出“新城新区建设是城市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在优化空间结构、解决环境压力、实现功能协调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英、美等发达国家因此都经历过新城(卫星城)建设的高潮期。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缓解老城区人口拥挤、用地紧张、环境恶化等问题,很多城市开始建设新城新区。但由于缺乏科学的规划与政策制度的调控,不仅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和耕地面积的快速减少,还引发了诸如强拆、农民上楼、半城市化等严重的社会问题”〔5〕,强调解决这些问题要“通过科学的研究和决策改变我国新城新区的粗放型建设,探索健康、有效和社会满意度高的发展模式”〔6〕。鉴于城市群和大都市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地位和独特作用,作者强化发生学观念和共时性意识,在每部《报告》中都不吝笔墨地拿出大量篇幅对我国城市群和大都市的发展特点、规律、弊端和对策进行梳理、揭示、剖解和厘定,特别是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中西部城市群和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广州、武汉等城市为例证,经过抽丝剥茧式的细密推演和条分缕析式的严谨论证,进一步明晰城市群和大都市在我国城市化中的功能定位和发展走势。
    三
    由于城市的空间集聚性,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自然等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要素被集中到狭小的土地上,不同族群、不同素养、不同职业的人被整合在一个紧密空间里,遂使城市成为一个具有多种功能的综合体和有机体。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如果城市化顶层设计不当,可能导致弊端丛生、迷乱四溢,引发并加剧诸多城市乱象,导致城市病频发,牵制和掣肘城市良性运转。城市病是指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良症状,如人口拥挤、交通堵塞、就业困难、住房紧张、贫富两极分化、公共卫生恶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提速,城市病越来越呈高发之势,引起有识之士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作者立足于综合性这一城市的基本属性,从探究城市化的问题出发,对近年来我国城市化发展进行了全面打量和系统审视,深刻剖析和郑重指认中国城市病的具体表现和主要成因,体现出求实唯实务实的科学态度。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城市化是市场经济内在规律运行的产物,但没有一个国家的城市化仅仅是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完成的,政府的规划、调控和引导也是加快城市化进程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就现阶段而言,政府行为过界、行政手段干预过多是导致我国城市病频发的重要原因,因此,疗治城市病症、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能动作用,政府应在城市建设与发展中加大城市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为不同利益主体的公平竞争创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经济环境。鉴于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强行干预城市化、导致城市化畸形发展的状况,2012年《报告》明确指出:“缺乏科学的城市发展观,不遵循城市发展规律,城市建设超过现实需求,一味贪大求快,甚至仿洋,规划失控,造成损害百姓利益,影响社会稳定。”〔7〕城市是消耗能源资源的最大主体,联合国一份报告指出,虽然城市面积只占全世界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却消耗着全球百分之七十五的资源〔8〕。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也是能源资源消耗量最大的时期。近年来,水荒、电荒、煤荒、油荒接踵不断,成为制约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瓶颈”。另外,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建设和生产、生活所产生的垃圾、污水、废气等对大气、土壤、地表水、地下水的污染越来越严重,城市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坏。针对时下城市资源能源日益缺失、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现状,五部《报告》均列专题对“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环境恶化”这一影响城市化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审视,表现出作者对中国城市化中病灶和沉疴的密切关注和深刻思考。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许多地方政府在GDP增速和总量的政绩导向推动下,近乎偏执地单纯追求经济发展,简单模仿西方现代建筑和城市规划,把扩大城市规模作为城市发展方向,使城市建设自觉不自觉地陷入求新求大、盲目扩张的“罗马化”(芒福德语)怪圈,由此引发理论界和舆论界对建设“国际大都市”的质疑甚至否定,以致于国际大都市一度成为急功近利的代名词。针对这种甚嚣尘上的错误舆论对一些基础雄厚、实力强大的城市执政者的干扰,2011年《报告》中的“主题报告”郑重指出,“无论如何,把由于经济性城市贪得无厌的本性而导致的城市‘大跃进’,以及中国城市在当下发展中必然遭遇的问题与困境,不分青红皂白地横加在‘国际大都市’项上,特别是就其实际营造的与世界城市发展潮流及国家城市发展战略相对立的社会氛围而言,这种批评与舆情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9〕。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和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城市聚集,我国正在从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向城市居民占大多数的国家转变,昭示以鼓励农村人口流动、放开城市限制为特征的“城乡一体化”治理模式将在全国各地陆续登场。这一转变既给城市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和发展动力,也给城市稳定和社会秩序带来巨大压力。因此,如何适应这一转变,如何在加速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管理好城市,如何突破制约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各种瓶颈,亟待从理论上作出解释,在实践上给出答案。针对我国很多地区在城市化过程中仍然沿袭传统粗放式发展模式,2012年度《报告》一阵见血地指出:“理念太杂、规划太多、质量偏低和相互因袭,特别是在论证、编制、出台和实施过程中缺乏有效的评估和监管程序,是未能改变城市粗放发展模式的根本原因。”〔10〕
    四
    城市是一个“物理—地理空间”,但它同时又是一个“社会—经济空间”、一个“文化—心理空间”。作为人类在自然生态环境下的集聚组合,城市是各种文化资源和文化形态的汇聚地,文化在城市化过程中扮演着灵魂和引擎的角色。当前,伴随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新一轮城市文化建设高潮已经兴起,就目前城市文化建设而言,呈现出考量精神领域更为广泛、发掘人文维度更为全面、审视历史角度更为深刻的崭新态势。这场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不是传统意义上文学艺术的单向度发展,而是延伸至城市化的各个环节,覆盖到城市化的各个领域,是城市经济、文化、政治、社会和生态的全面发展和总体提升。基于此,五个《报告》置身于城市化发展的现场和前沿,对城市文化的主要领域和重要维度进行了全方位关注和深层次发掘,既体现了作者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又呈示出《报告》浓郁的人文色彩。作为城市的历史根基和软实力,城市文化不仅为我国城市化提供巨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为城市化运转提供了开敞的经济空间;不仅有助于提高城市文化品位、树立良好城市形象;而且有利于提高城市经营管理水平、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换言之,缺少城市文化引领的城市化,是坡脚的、残缺的、畸形的、粗俗的;没有城市文化支撑的城市化,其发展是缺乏内在动力和难以维系的。基于此,《报告》更加侧重于关注城市化过程中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更加侧重于关注城市化过程中文化资源的发掘利用和文化设施的健全完善,尤其是对非物质文化、节庆文化、会展文化、设计文化、创意文化、生态文化、历史文化、大众传媒和文学艺术等各类城市文化形态情有独钟。西方城市化进程中曾经出现过法国奥斯曼式的“大迁徙”,动用国家机器摧毁先人存留的文化遗迹,此种方式显然有悖于文明城市发展的正常形态,难以在一个历史底蕴深厚的城市留下完美的文化镜像。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当下中国正在复制的就是一条已为西方人所摈弃的奥斯曼式的道路,这不仅剥夺着城市人群的文化权益,更加破坏着多姿多彩的城市文化生态。不同的文化族群尽管共生于同一城市之中,他们之间却因认知的差异而形成观念隔阂乃至思想冲突,这是当代城市文化生态中的突出问题。所以,作者对这一问题始终保持着高度关切和极度敏感,在2011年度和2012年度《报告》中均单辟“都市社会与精神生态”一章,深入时代文化的肌理,剖解时代文化的断面,力求为人们梳理出一种先进理念和科学方法。在这里城市化不再是干巴巴的历史记录,不再是枯燥单调的数据记载,而是一种拨雾见天的明媚。当然,城市化视野中的文化价值不在于构建“明天的城市”这一现代化城市的乌托邦,而是着眼于城市文化的活态现实,探寻不同文化群落对于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可能,这一点在2012年度《报告》中得到充分印证。《报告》一方面凸现城市文化的魅力和张力,将刚刚逝去的昨日影像提炼归纳为具体鲜活的文化事例;另一方面拂去都市生活的浮躁与喧嚣,让读者从物欲的沉迷与傲慢中转过身来,知晓今天的城市和明天的城市在本质上是多么地相近和相似,明白自己并非大都市中孤单落寞的一员,而是对守望生命本真和诗意人生表现出痴迷和留恋的分子,也就是说《报告》无论是推开城市文化的窗口聚焦单体个案故事,还是拨开当下城市文化的迷雾探究正在转型的城市文化科学,其要旨均表明,城市化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各种文化关联,要远比艺术家们所想像的更能激荡出人们的深沉情感和悠远兴会。
    注释:
    〔1〕(美)科特金著,王旭译:《全球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23页。
    〔2〕(美)R·E·帕克著,康少邦等译:《城市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
    〔3〕刘士林:《中国都市文化研究三题议》,《中华读书报》2006年4月12日。
    〔4〕(德)斯宾格勒著,齐世荣译:《西方的没落》(第二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01页。
    〔5〕〔6〕〔7〕〔10〕刘士林:《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2012》,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1、34、172、218页。
    〔8〕仇保兴:《全球视野下的城镇化模式思考》,《人民日报》2011年5月4日。
    〔9〕刘士林:《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2011》,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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