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enhui.news365.com.cn/html/2017-08/14/content_582943.html ![](/uploads/collect/201710/16/150269451425049.jpg) 《中国文化传统是宽容的》孙犁著中华书局出版 孙犁晚年虽说是野味读书,读得比较杂,但细索其购书记录和读书笔记,还是能发现他的一些读书的规律。比如他买书,早年是率性而买,甚至总结经验是:“进大书店,不如进小书铺。进小书铺,不如逛书摊。逛书摊,不如偶然遇上。”(《野味读书》)进城后,购书一般是按照鲁迅书账去买书:“《鲁迅日记》的书账上,不记得有没有这部书。有很长时间,我是按照他的书账买书的。”(《买流沙坠简记》)又,比如他读书,早年是学以致用,但进城以后,就感叹:“为什么进城以后,我又爱好起古书来呢?”(《我和古书》) 孙犁喜欢读书,也喜欢写读书感想,但写得最多、最为动情的,还是读史笔记。在他的读史笔记中,写得最感人的又是读人物传记后写的笔记。由此,对于怎么写历史和怎么写传记,他都有很多自己的见解。比如:“历史与小说之分野,在于虚构之有无。” (《读〈燕丹子〉》)又说:“文学家不宜修史,因为卖弄文才,添枝加叶,有悖于删削之道,能使历史失实。”(《与友人论传记》)还说:“一个作者,有几分见识,有多少阅历,就去写同等的生活,同类的人物,虽不成功,离题还不会太远。自己识见很低,又不肯用功学习,努力体验,而热衷于创造出一个为万世表、为天下法的英雄豪杰,就很可能成为俗话说的:‘画虎不成,反类其犬’。”(《三国志 诸葛亮传》)孙犁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常常是联系人生境遇,发别人未发之高论,深刻而动人。 孙犁在《读旧唐书》中的《陈子昂 宋之问》篇文末,有议论曰: 汉高祖听任吕后杀人,唐高宗听任武后杀人,包括他原来的妻子和新娘舅,都是为了保住自己。再以后的事,他们是想不到也管不了。遇上这样的时代,做官和作文,都是很不容易的。正直的,自取灭亡,趋媚者,也常常得不到好下场。 宋之问还是唐诗名家,留下了一本薄薄的诗集。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宽容的,并不以人废文。文人并无力摆脱他所处的时代。也不是每个文人,都能善处自己的境遇的。 孙犁觉得中国的文化传统是非常包容的,这个观点他在很多地方都曾经说及过。比如在《辽居稿》中,说罗振玉当时在辽东忠心于溥仪,往来日本,为建立一个傀儡小朝廷而奔走,而后评论说: 人之一生,行为主,文为次。言不由衷,其文必伪;言行不一,其人必伪。文章著作,都要经过历时的判定与淘汰。 但行文到最后,孙犁还是说: 当然,学术也要与政治有所分列。罗振玉写的金石跋尾,后世一些专家学者,还是要参考的。 孙犁是一位真实的作家,他读史书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宽容,在他自己评定别人的时候,也是非常宽容的。孙犁也是一位敏感的作家,其晚年偏好阅读史部的传记, 是有原因的:“读中国历史,有时是令人心情沉重,很不愉快的。倒不如读圣贤的经书,虽然都是一些空洞的话,有时却是开人心胸,引导向上的。古人有此经验,所以劝人读史读经,两相泾河。这是很有道理的。”(《清代文献二》)孙犁的气质决定了他阅读的选择,他就是一位比较凝重的人,所以尽管读史使人沉重,但他还是选择了读史,他说: 我的读书,从新文艺,转入旧文艺,从新理论转到旧理论,从文学转到历史。这一转化,也不知道是怎么形成的。 阅读孙犁的读史笔记,我们发现,孙犁宽容的历史观和现实中人们说的所谓的自私冷漠形成强烈对比。这是一位内心善良而又无比冷静的作家。 这本《中国文化传统是宽容的》收录的主要是孙犁阅读史部书的文字,这些文章有读书笔记、题记,还有书衣文字。四库全书中的史部有十五大类,即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 史评,此书大致按照正史、纪事本末、诏令奏议、传记、政书和目录等这一顺序编排。书的附录部分,还收录了和史部书相关的议论文字,对于更好理解作者读史书的心得有所裨益。 孙犁的文字,尤其是读书札记、书衣上的文字,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书衣上写道:“昨晚台上坐,闻树上鸟声甚美。起而觅之,仰望甚久。引来儿童,遂踊跃以弹弓射之。鸟不知远引,中二弹落地,伤头及腹。乃一虎皮鹦哥,甚可伤惜。此必人家所养逸出者。只嫌笼中天地小,不知外界有弹弓。鸟以声亡,虽不死我手,亦甚不怡。” 随笔谴兴,性情随见,醇如美酒,历久弥香,越发让人爱不释手。至于编选这样一部孙犁读史的文集,来呈现孙犁宽容的历史观,也是非常好的,因为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孙犁其为人之孤傲和为文之恬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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