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5-09/16/nw.D110000zhdsb_20150916_2-10.htm?div=-1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刘勇强 2015年9月16日 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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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东藩历朝通俗演义”(共11部),中华书局2015年7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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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通俗演义》插图 |
除了明代书坊主余象斗偶尔喜欢将“自己”作为“形象代言人”刻印在其编刻的书上外,明清小说插图中几乎看不到作者的身影。当年会文堂石印本蔡东藩“历朝通俗演义”,却在《明史通俗演义》《民国通俗演义》第一回,分别有一幅貌似反映作者写作情形的插图。在《明史通俗演义》的那幅中,书案一侧放着一箱《明史》和另外两函不知书名的书,似乎表明了蔡东藩依据正史、兼采其他的创作方式。 众所周知,史书因史家的观念、角度不同,可以有不同的叙述方式,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面相。对蔡东藩的正面评价多半是“通俗史家”,对“历朝通俗演义”的肯定也主要是从“通俗史学著作”着眼。这固然不错,但又可能简单了点。如果我们把蔡东藩及其“历朝通俗演义”放在历史叙述传统及其演变的大背景下看,对其特点、价值和地位的认识,也许可以更周全些。 中国古代的历史叙述有多种样态,主要有代表官方和主流意识的正史、士大夫依据个人见闻的野史杂传,以及民间艺人的讲史和历史演义。而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人们对中国历史及叙述传统都作了重新认识,如黄人在《小说小话》中就尖锐批评了旧的历史小说。蔡东藩“历朝通俗演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创作的,他以史实为中心,全面借鉴上述三种历史叙述的样态,并力图有所创新。我们不能夸大他的创新,客观地说,蔡东藩只是对历史叙述传统作了某些微调,而非革命性转变,但这种微调与其对中国古代史的全景式描述相结合,也获得了一种渐变意义与规模效应。概而言之,有以下四方面较为突出。 一是观念更新。蔡东藩在《中西史学不同说》一文中指出,传统的史著往往“争正统、争年月、争一代兴亡”,他赞赏西方历史叙述“树民族为史骨”而“非仅仅为一姓而成也”,认为历史叙述应“放伟大之眼光”,为国民作史,发挥“迪民德、启民智、育民体”的作用。这一观念从根本上摆脱了传统历史叙述皇权至上的思想。虽然“历朝通俗演义”仍以帝王将相为中心,但在对帝王将相的认识及其描写上,却有不同于传统观念的变化。比较突出的是随处可见的对专制的批判,如《明史通俗演义》第三十八回叙王文再三抗辩,于谦说:“石亨等报复私仇,定欲我等速死,虽辩何益?”都御史萧维桢则说:“于公可谓明白。事出朝廷,承也是死,不承也是死。”对此,蔡东藩批点道:“专制之世,方有是语。”第五十回叙武宗喜怒任情,刑赏倒置,蔡东藩批点道:“实是专制余毒”。在《清史通俗演义·自序》中,蔡东藩也声明“至关于帝王专制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悬为炯戒”。古代历史叙述,无论正史、野史,还是历史演义,都很重视对人物的褒贬及教化意义。蔡东藩也继承了这一精神,在“历朝通俗演义”自序和评点中,反复强调“辨忠奸,别贞淫,抉明昧,核是非”(《两晋通俗演义·自序》)。不过,他又提出了“即古证今”的主张,即通过历史与当下社会相似性的揭示,启发读者以古鉴今。如《两晋通俗演义·自序》说:“于内讧外侮之所由始,尤三致意焉。盖今日之大患,不在外而在内,内讧迭起而未艾,吾恐五胡十六国之祸,不特两晋为然,而两晋即今日之前车也。”《五代史通俗演义·自序》说:“今则距五季已阅千年,而军阀乘权,争端迭起,纵横捭阖,各戴一尊,几使全国人民,涂肝醢脑于武夫之腕下,抑何与五季相似欤?” 对于古史中充斥的迷信内容,蔡东藩往往采取批判的态度。而受新文化影响,通达与开放的意识也屡有流露,如《明史通俗演义》第二十七回所叙郑和下西洋,他评点道“论其功绩,不亚西洋哥伦布”,第九十一回肯定徐光启通过与利玛窦交往,竟把西学研通大半,“实是一个热心人物,若后人尽如光启,中国也早开化了”。 二是提纲挈领。“历朝通俗演义”虽洋洋六百余万言,但相对于时间漫长、空间广阔、人物众多、头绪繁杂的古代历史来说,仍必须突出重点,方能展现时代运行的脉络与关键。蔡东藩经常指出史书卷秩浩繁,即终日埋案披览不辍,也难以悉诵,如《明史通俗演义·自序》说:“《明史》多繁复,苦费抉择,不得已搜集成书,无论为官史,为私乘,悉行钩考,乃举一代治乱兴亡之实迹,择其大者要者,演成俚语,依次编纂。”故此书第一回即历数明代五大弊,意在以此“提纲挈领,眼光直注全书”,为明史揭示由兴而衰、由盛而亡的症结。总体上看,蔡东藩的叙述取舍得当、详略适宜、张弛有度,为读者把握古代史提供了一个既简明扼要、又生动丰满的历史长卷。 三是“兼采正稗”。这是蔡东藩在《前汉通俗演义·自序》提出的主张,也体现在整个“历朝通俗演义”中,如在《后汉通俗演义·自序》中,他说要“合正稗为一贯”;在《唐史通俗演义·自序》中,更明确阐明了“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的追求;在《元史通俗演义·自序》也说“事皆有本,不敢臆造……而于元代先世及深宫轶事,外域异闻,凡正史之所已载者,酌量援引,或详或略,正史之所未载者,则旁征博采,多半演入”。 “兼采正稗”不只是一个理论主张,更是一种历史叙述的尝试。比如《明史通俗演义》第四回回末总评便说明了其创作过程:“智取和阳,俱本正史……至若孙德崖邀宴事,未见正史,而稗乘相传,以及乡曲妇孺,俱知有兴隆会一事,或者史官失载,亦未可知……作者援引稗官,补入此事,有文征文,无文征献,宁得以虚诬目之?”此书第十一回阇氏故事、第十八回太祖微行、第四十九回游龙戏凤等等,无不参用小说。对于“兼采正稗”的努力,蔡东藩不无自负地说:“史家耶?小说家耶?合而为一,亦足云豪矣。” 实际上,“兼采正稗”不单是史料的撷取,也是对不同样态历史叙述传统的融汇。就小说传统而言,蔡东藩沿用章回体形式,讲究叙事单元的组织及悬念设置和前后钩连等,就多方面吸收了章回小说的经验。其他小说叙述手法的运用,也所在多有。可贵的是,“兼采正稗”还是蔡东藩自觉的文体意识,如《前汉通俗演义》第二十五回回末评指出“夫正史尚直笔,小说尚曲笔”,而他希望“化正为奇”,实现“历史小说之特长”。也许,我们不能说蔡东藩的文体实验已经做得足够好,但他认识到并突出“历史小说之特长”的努力,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四是叙评结合。在“历朝通俗演义”中,蔡东藩加进了大量的评点,形成了一种夹叙夹议的文体特点。论者常认为其评点方式继承了金圣叹、毛宗岗等的小说评点。从形式上看固然如此,书中也确乎有不少金、毛式评点。不过,蔡东藩的评点又有不同于金、毛等人评点之处,如果从历史叙述的角度看,他同样是在尝试一种叙评结合的文体形式。在正文中,他努力保持历史叙述的客观、节制;在评点中,则更多地表现出史家或小说家对历史的态度、认识。因此,这是一种主客观统一、叙议互补的文体实验。如《明史通俗演义》第五十九回叙邵元节病死,世宗闻报大恸,他评点道:“哭他什么?世宗若果聪明,应知仙人也要病死,更宜破涕为笑。”叙述时,蔡东藩只是直陈其事;评点中,却点破实质,略施针砭。实际上,蔡东藩通过评点,赋予了历史叙述丰富的感情色彩,如《明史通俗演义》第六十一回回末评“读此回,令人作十日恶”、第八十三回回末评“读此回而不愤发者,吾谓其亦无心肝”,乃至在第八十八回叙及毛一鹭被市民追打至厕所避匿时,蔡东藩批曰“恨不令一鹭吃屎”,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总之,历史叙述的方式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的,又因史家和受众的不同,是多元化的,而任何一种方式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在当下史景迁体、“那些事儿”体风头正劲之际,“历朝通俗演义”仍大量翻印,说明其历史叙述方式还有顽强的生命力。 末了,我还想为中华书局新近出版的“蔡东藩历朝通俗演义”点个赞。这一版本上承石印本,又借鉴诸家排印本,精校精排,可谓后来居上。最值得称道的是,全书用不同颜色、不同字体字号,使蔡东藩叙评结合的历史叙述方式得以醒目呈现;对生僻字悉加拼音,让读者可以无障碍阅读,也符合“历朝通俗演义”的“通俗”本旨;同时,采纳了早年石印本的全部人物绣像和插图,既不失“左图右史”、图文互证的传统,又迎合了时下读图时代的读者趣味。古代小说书坊常以“新刻、京本、绣像、校正、大字、音释、评点”之类标榜,中华书局本“历朝通俗演义”化俗为雅,正合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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