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燎宇，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语言文学系主任，从事德语文学研究30多年。翻译过托马斯·曼、马丁·瓦尔泽、斯文·雷根纳、阿诺尔德·豪泽尔等人的著作和小说，其译作《雷曼先生》曾获2002年鲁迅文学奖翻译奖。
    我对脱离实践的翻译理论一向有看法，所以我喜欢传播一句业内名言：“会搞翻译的就埋头搞翻译，不会搞翻译的就讲翻译课，不会讲翻译课的就讲翻译理论。”这次，我想从翻译之憾即翻译留下的遗憾说起。根据常识或辩证法，人们总是失去什么才知道什么可贵。以此类推，错误的翻译最能让人意识到翻译之可贵。
    乐天之憾——
    翻译的学问和匠心
    我从乐天之憾讲起。
    乐天就是路人皆知的韩国乐天集团。对我来说，乐天首先是个问题翻译。有人也许会问：乐天的翻译跟你一个做德语文学翻译的有什么关系？我的回答是：太有关系了。
    故事得从2011年说起。那年秋天，韩国的德语文学研究会邀请我赴韩参加年会。路过首尔时，他们安排我住在市中心的总统饭店。我在周边散步时看见一座富丽堂皇的商厦，名称是我再熟悉不过的西文或者说德文：Lotte。什么是Lotte？Lotte就是绿蒂，就是夏绿蒂的昵称！而夏绿蒂正是歌德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女主人公。我们都知道，绿蒂是少年维特的最爱，可怜的维特最后就是因为与绿蒂恋爱不成而开枪自杀。歌德和绿蒂的故事流传了250多年，我心爱的作家托马斯·曼还写过题为《绿蒂在魏玛》的小说。我本人很喜欢这本小说，曾笔酣墨饱地写过论文，讨论的出发点是小说中一则号称来自中国的格言：“伟人乃公众之不幸”。
    可以想象，我在首尔发现这个名为Lotte的商厦是什么心情。我马上向韩国同行求证。他们告诉我，这就是歌德的绿蒂。我认为他们在开玩笑，没当真，也没有继续研究。我不爱逛商店，一直不知道Lotte早已登陆中国，搞起了好多分店。萨德事件后，我才重新关注它，启动对它的翻译调查。我请会韩语的亲戚去乐天的韩语版官网查看其企业名称的来历，结果令我大吃一惊。下面是我的亲戚粗略翻译的文字说明：
    乐天创始人辛格浩，20世纪40年代初前往日本勤工助学，虽然生活很艰辛，他还是醉心于文学。看了德国文豪沃尔夫冈·封·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后，他深受感动，对于夏绿蒂这个大众情人尤其印象深刻。因此，辛格浩在1948年创建公司时取名Lotte（直接用德文），他希望公司的品牌能像夏绿蒂一样受人欢迎。
    读了这段文字，我唏嘘不已。这个故事一方面告诉我们一个商人爱文学可以爱到什么地步；另一方面，它是文学有用论的又一个有力例证。辛格浩自己钟爱的文学形象来命名自己创立的公司，他的公司最后跻身世界五百强，这几乎令人疑心绿蒂这个名字具有祝福和保佑之效。拿文学形象为企业命名的，世界五百强里恐怕没有第二例（阿里巴巴也许是例外）。
    Lotte集团的中文名称为什么不是“绿蒂”而是“乐天”？如果该译法源于无知或是译者没有对这个明显不同寻常的名称做起码的词源考证，这种译法就应引以为戒。否则，假如需要从韩文转译托马斯·曼的Lotte in Weimar，《绿蒂在魏玛》就会变成《乐天在魏玛》。光看标题，中文读者很有可能把这当作一则关于辛格浩或者乐天集团的商业传奇故事。
    把Lotte译为“乐天”而非“绿蒂”，这的确令一切文学爱好者感到遗憾，因为这种译法屏蔽了一个故事，屏蔽了一系列历史关联。
    还有一个例子来自书本，涉及历史人物的姓名。我们德语界常常有人把Moses音译为“莫塞斯”。Moses其实就是摩西。如此音译，其结果就是把路人皆知的犹太先知屏蔽了，或者是把相关的文学人物形象或者历史人物的犹太特征屏蔽了。我曾见一位德国史专家在文中提到自己曾做客莫塞斯·孟德尔松研究中心。而实际上，研究中心的德文是：Moses Mendelssohn Zentrum，应该是摩西·门德尔松研究中心。这种译法将作者的专业知识硬伤暴露无遗。摩西·门德尔松是与康德比肩而立的哲学家，是第一个在德国文化界获得巨大声誉的德国犹太人。写下莫塞斯·孟德尔松，大家就知道你没读过德文版《圣经》，或者没研究过德国犹太人的历史，或者你不关注德国的启蒙时代和启蒙哲学，又或者你从未读过相关德文文献……总之，这个“莫塞斯·孟德尔松”可能成为学界英雄的阿克琉斯之踵。需要补充的是，不识“摩西”真面目的并不局限于德语界，我还见过法语界知名学者的书中写到“莫歇”——这无疑是“莫塞斯”的法语对偶。
    我在英语界看见的两个翻译“奇葩”同样富有启发意义。
    一朵奇葩来自一本从英文转译的德国旅游手册。在介绍吕贝克时，托马斯·曼其人其作自然要出现，但我在其中看到一部陌生作品：《福斯图斯医生》。我的天！这不就是Doktor Faustus——《浮士德博士》吗？令我感到诧异的是，那位译者下笔时似乎问心无愧：Doktor不是医生又是什么？Faustus不念“福斯图斯”念什么？
    另一朵奇葩来自地名翻译。一位译者把布莱希特的一个剧本翻译成《塞丘安的好人》（Der gute Mensch von Sezuan）。对不起，这是《四川好人》。这一错误让我耿耿于怀，不仅因为我是四川人，而且我想不通一个翻译界大腕儿怎么会犯这一现象级的错误。总之，这个《塞丘安的好人》也属于出口转内销的翻译奇葩，可以跟“孟修斯”（孟子）、“常凯申”（蒋介石）媲美。
    产生这类错误的原因很简单：无知加懒惰。有些译者首先是缺乏匠心，不懂行规，做不到勤奋、认真。因此，我们要大力提倡工匠精神，呼吁翻译同行至少做到如下三点：
    一是要牢记“词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在翻译中遇到陌生的人名、地名、术语都应如临大敌。不经查验和查阅，不能随便翻译人名、地名和概念术语。为此，除了普通外汉词典，还要频繁地查阅权威的世界地名词典、姓名译名词典、专业词典，包括各类相关在线词典。
    其二，要把人名、地名和术语概念的翻译当作一门学问。涉及术语和概念时，要有“隔行如隔山”的意识，对于普通外汉词典的释义要保持高度警惕（若从这一角度理解，“词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这句格言是否还有一层含义），随时请教活词典，即各路专家、学者以及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当然，这些规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想想吧，翻译一部小说或者学术著作，我们将遇上多少人名、地名和术语？而如果严格按照上述规则或者流程来处理，那是多大的工作量，得惊动多少内行和专家？为了说明个中滋味，我以自己的经验和体会为例。
    前一阵我对《雷曼先生》的译文进行再版修订，街名翻译更是做了大量修改。15年前，我完全按照德语发音和约定俗成的惯例翻译街名。最近几年才发现，德国人的地方志做得堪称完美，他们记录了每个街名的来龙去脉，并供人进行网络查阅。《雷曼先生》全部采用柏林的真实街名，几乎每一条街都有典故，大都涉及某个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对比这些典故后，我发现过去翻译的问题——没有体现出典故。譬如，我把“库弗利大街”改为“居弗利大街”，因为这个街名旨在纪念一个本地政治家，他是法裔德国人，所以必须按照法语译名规则翻译。再如，我把“奥拉宁大街”改为“奥兰治大街”，因为这条街是根据荷兰王室命名，荷兰王室始于奥兰治亲王。再如，我把“斯卡利泽大街”改为“斯卡利采大街”，因其得名于1866年普奥战争中的斯卡利采战役，斯卡利采在今天捷克境内。如此翻译，我的知识增长不少，工作量也翻出好几倍。
    十几年前，我在翻译《批评家之死》时碰到一个生词。根据上下文，我知道这是盛酒的器皿，德汉词典将它译为“大腹车料瓶”。我感觉这是鬼话，但人话去哪里找？就得找人打听。在红酒消费尚未变成中产阶级时尚的年代，没几个人知道这叫什么。最后我把电话打到一家五星级酒店西餐厅，问了领班，才找到标准答案：醒酒器！翻译《童贞女之子》时，我更是频频求助于各路活词典。我向神学家请教，因为小说中有大量圣人圣名，还有不少涉及教堂器皿和教会礼仪的词汇，这些词汇在普通词典里查不到，或释义不太准确；我向摩托车赛车手请教，因为小说中出现了涉及摩托车比赛和摩托车改装的专业词汇；我还请教过音乐指挥，因为小说中多次描写合唱排练场面，个别专业的表达如果没有指挥的钦定我根本就拿不出手……
    第三就是约定俗成。所谓约定俗成，就是遵守先后秩序，接受早已固定并且被广泛接受的翻译。要承认，这一行规有其两面性。一方面，它旨在保证人们交流和沟通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另一方面，它有可能不问是非、不讲逻辑、不关心真善美。
    海德堡应该叫海德堡吗？德语界的宗师级人物冯至先生早就否定了这种译法。冯先生早年留学海德堡，拿了博士学位。他对内卡河畔这个美丽小镇了如指掌且充满感情。作为学者，冯先生认为“海德堡”完全名不副实：如果音译，应该是海德贝格，若是音义结合，应该译为海德山。作为诗人，冯先生想出一个音义兼顾而且充满诗意的译名：“海黛山”。可是，这充满诗情画意的“海黛山”终究未能推广开来。原因很简单：冯先生是后来者。这是冯先生的遗憾，也是我们的遗憾。
    前面说到“乐天”是一个令人遗憾的译名，是因为它屏蔽了歌德的小说，屏蔽了企业创始人对歌德小说人物的喜爱。但鲜为人知的是，歌德小说的中文标题《少年维特之烦恼》本身就是一个问题翻译。一来维特不是少年，而是青年；二来维特不是死于烦恼，他的脸皮没那么薄，而是死于苦难或者痛苦。这些，德文写得清清楚楚。这最最有名的德文小说本来应该译为《青年维特的痛苦》或者《青年维特的苦难》。而如果我们相信基督教神学的阐释，相信维特之死是对基督受难的戏仿，我们又可以将它译为《青年维特受难记》。可是，众人还是只认《少年维特之烦恼》，我也觉得《少年维特之烦恼》念着挺顺口，这叫习惯成自然。
    匠心与学问产生灵感——
    文学翻译的三位一体
    通过上述讨论，可以过渡到三位一体和文学翻译的话题。为什么说匠心、学问、灵感构成三位一体？原因很简单：翻译需要匠心；有了匠心，翻译才能体现学问；有了学问，才能得到灵感。严复曰：“一名之立，旬月踌躇”，说的就是必须通过长时间的推敲和研究才能得到灵感。三位一体论适用于所有翻译，文学翻译更是如此。
    马丁·瓦尔泽的小说《第十三章》中讲到一个男人天天等一个女人的邮件却总是等不来。一天，他在电脑页面上又看见那句令人沮丧的提示语：“未找到搜索项”。于是他来了一句“这是翻译”。这话我一时没看明白，如果直译，读者也会觉得莫名其妙。经过研究，我才明白“译文”跟瓦尔泽对翻译的认识有关：他深知翻译和原文之间存在多大距离，所以，这里的“翻译”就是“蹩脚的文字”。因为等不到邮件，小说的主人公已由沮丧变为愤怒，把怒火发泄到电脑上，对那句提示进行了“人身攻击”。这时，我才灵光一现，译为“这是翻译腔”。在这种情况下，翻译的突破口只可能是概念的内涵而非外延。
    托马斯·曼的小说《魔山》第六章结尾主要写好兵约阿希姆·齐姆森的死亡和善后事宜。文中有两个绝妙的文字游戏，可惜，现有的两个中文译本都没有翻译出来。发现问题后，我苦苦思索了很长时间。
    一个文字游戏出现在对殡仪馆工作人员的衣着描写。一个译本译作：“这个人穿着一身黑衣，一件庄重的短外套，粗粗的手上戴一只结婚戒指，手指肥胖，使黄色的箍都已经陷进肉里，被埋住了，别人还觉得他的外套散发出一股尸臭味，实际上，这是偏见。”这段文字译得很好，只是“庄重的短外套”不够完美（另外一个译本说是“短褂”，意思就差远了）。这一译法符合词典释义，但未能体现反讽家托马斯·曼的“险恶用心”。这里所说的“短外套”是德文Bratenrock，直接翻译是“烤肉外套”，源于德国中产阶级身着礼服参加烤肉晚宴的习俗。今天很少有德国人去关注这个词的来源或字面意义，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一典故。但是，托马斯·曼偏偏要激活早已被人遗忘的字面意思，由此勾勒出戏剧性的场面：一个殡仪馆工作人员穿着“烤肉晚宴礼服”出现在众人眼前，人们觉得这“烤肉晚宴礼服”散发出一股尸臭……接下来的描写又表明，此人最清楚什么是死者的尊严，是所谓虔诚王国的合格卫士。很明显，缺了“烤肉晚宴礼服”，这段文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要打折扣。
    《魔山》第六章的另一个文字游戏是施托尔夫人的口误：她要求在约阿希姆下葬时奏乐，本想说演奏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德文是Eroica，结果说成了 Erotika，一字之差，耐人寻味。鉴于弗洛伊德思想踪迹在小说里面时隐时现，施托尔夫人说话也经常有意无意地素面荤底，我们可以断定她的口误并非偶然。应寻找一个既能保证一字之差、又能体现色情意味的作品名称——《雌雄交响曲》如何？
    举这么多例子，其实就想说明两点：
    第一，文学翻译距离非文学翻译并不如想象的那么遥远。不言而喻，文学翻译的对象是文学语言，文学语言则具有形象性、音乐性、自反性（反观作品和语言本身）、游戏性（游戏文字、重内涵而非外延）等显著特征，从而有别于日常语言、学术语言、公文语言等。可是，如果着眼于当代长篇小说，我们又可以说文学语言的首要特征就是它的非文学性或杂语性。一部长篇小说就是一大盘话语大杂烩——涵盖了大千世界和人类社会万事万物的名称，还有俚语脏话大白话口水话，等等。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恰恰是由长篇小说的崇高使命或者说哲学使命所决定的。众所周知，现代长篇小说肩负着勾勒完整世界图景的重任，它描写自然，描写社会，描写人生，描写人性，它必然有长度、有广度、有深度，还有相当的复杂程度。
    第二，文学意义常常是通过非文学语言的专业运用生成的。就是说，非文学的词汇翻译得越地道、越准确、越专业，其文学意义就越明显，获得翻译灵感的几率就越大。因此，文学语言和非文学语言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匠心、学问、灵感也必然是三位一体。
    译 文
    我刚刚读完，电话就响了。是刑警三支队的队长韦德金德。他说他领导一个专事侦破蓄意杀人案件的小组，现在受命调查埃尔一柯尼希／拉赫案件。您和拉赫相对无语的事情，我已听说了，您别因此而放弃努力。那么多人要求前去探访，但只有您受到了拉赫的接待。拉赫只接待了您和他的妻子艾尔娜，其他人一概谢绝。拉赫必须中止他的无声抗议行动。这绝对不是卓有成效的战术。他可能在打如意算盘，以为我们找不到尸体就无法控罪。他错了。我们有受害人血染的毛衣。案发之夜的鹅毛大雪暂时对凶手有利，这可能让一个诗人产生幻觉，似乎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融雪会把他在那天夜里埋藏的东西悉数带走。也许他把尸体拖过托马斯·曼林荫大道，再拖下陡峭的斜坡，再拖过河坝，拖到河边，最后投入伊萨尔河。凶手还真走运。那天夜里下了将近五十厘米的雪。他没准儿听过天气预报。不过，天晓得积雪融化之后会有什么东西给暴露出来。这些话我已经讲给拉赫先生听了，他没吭声儿。可是您得到了他写的东西。作为警察，我对一个问题很好奇，请多多包涵：那东西您读了吗？
    电话铃响的时候，我刚好浏览一遍。
    什么内容？刑警队长韦德金德问。
    埃特大街札记。
    我们让他在那个地方待了四十八小时。韦德金德先生说。
    ——黄燎宇译马丁·瓦尔泽《批评家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