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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本书
    本书是青年作家流马的随笔选集，书名来自于作者对美国导演马丁·斯科西斯电影《盗亦有道》的影评（《盗》是一部反映美国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黑帮题材的影片）。作者在书中谈人性，论阅读，记奇人，说糗事，梦奇幻……看似东拉西扯，然绝非心灵鸡汤，只是有一说一，袒露青年观察家的所思所感，引人共鸣。
    关于作者
    流马 原名何鸣,山东东平人。青年作家。知名微信公众号“读首诗再睡觉”发起人之一。
    在人生的大多数时间里，你不得不常常和那些以“病”为马的人行走在同一条道路上。当他们将借口、遁词、从别人处取得的宽容与谅解、客观环境的不追究不谴责以及“自欺欺人”等等盛装披挂在身的时候，你不得不为自己的“岂曰无衣”感到羞愧，就像桑丘面对疯狂的堂吉诃德，天真儿童遇见皇帝的新衣。
    以“病”为马
    有一种病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说一个人如果被一个罪犯长期绑架，最终会爱上罪犯，协助其犯罪；如果一群人被某个集团控制越久，尽管这个集团明明是在利用甚至迫害他们，他们仍会顺从和维护这个集团。
    久病不仅能成医，病久了也会爱上病，舍不得它好，享受并且沉迷于那种痛。病人会在与疾病的痴缠中放任甚至放逐自己。他们巴不得医生能开一个“不治之症”的医学证明，这样就可以在疾病的掩护下，以“病”为马，为所欲为。
    有这样一部电影，主人公因接受了某种抗抑郁症药物的临床试验，以测试它的副作用。当发现有测试者出现暴力倾向时，制药厂及时中止测试。但主人公却认为该药对自己很有效，谎称将药丢弃，暗中却继续服用。不久之后，他果然产生暴力倾向，并且人格也随之突变，原本温柔敦厚诚实善良的人，逐渐变得下流无耻，无恶不作。
    当他决定将暗中服药的秘密告诉医生时，医生却告知他，他服用的药物和其他测试者不一样，只是普通的安慰剂，不可能有那些副作用。由此观众便明白，已经被证明的药物“副作用”成为他的一种心理暗示，那些下流无耻的所作所为，都是他在这种暗示下的对“副作用”的模仿。当心中的恶有了一个正当的外在借口时，他便没有办法不去作恶，并且爱上这种恶。
    在济南发生过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上世纪七十年代，为支援乡村医疗卫生建设，时兴医疗下乡驻点。有一位在省城医院工作的前辈，为躲避下乡，谎称突患急病，瘫痪在床。那时组织对这类事情的检查很严格，并且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为掩人耳目，杜绝流言，该前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坚持二十四小时不下床的“装病”策略。悲剧的是，正当全家人都认为风声已过，可以下床自由走动时，他竟然真的下不了床了，二十几岁的人从此便开始床上的余生。
    还有个朋友，从大学毕业那天起，便拒绝找工作，抵触上班。他声称自己有家族遗传精神病史。上学期间除日常行踪较为诡秘之外，无人察觉他有任何异常。你不知道他是因为有家族病史才抵触上班，还是因为他要用长年不肯上班来证明其确有病史。
    装病是病，装傻也是病。如果有人敢于证明自己是个傻瓜，他便可以像个傻瓜那样存在下去。但如果有人要让人相信他不是傻瓜，那就要费些力气。所以有病的人总是值得同情，没病的人总是活该。
    中国是个讲究美德的国度，中国人有许多无用的美德。
    内省癖是一种无趣的病
    比如中国人讲究“吾日三省吾身”，说你每天没事的时候都要反省一下自己啊，今天什么事情做得不好了，什么话又说得不对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又讲“反求诸己”，事情搞砸了，要多想想是不是自己的原因，不能怪别人，怪就怪自己，要“引咎自责”，要“反躬自问”，要“闭门思过”，总之最后得出一个“都怪我都怪我”的结论就对了。
    有人会说，如今哪还有这种“都怪我都怪我”的人啊，触目不都是那种“都怪你都怪你”型的？人人身上都长着芒刺，半句话不中听那刺儿不知从哪儿就冒出来扎人，哪还有什么“三省吾身”、“反求诸己”，要真那样这个社会还用得着天天讲“和谐”么？
    我得承认，如今的确是一个更崇尚“野蛮生长”的社会，用尽手段巧取豪夺，尽最大可能占有资源为己所用，先把自己喂饱喂大了再说，至于别人怎么着，有没有侵占别人的利益，有没有挤压别人的发展空间，那是没工夫去关心的。但我恰恰要说的是，正是因为有太多人内省成癖，自我收缩，才给了别人“野蛮生长”的机会。
    理性的自省是一种主动防御，失去边界的自省不惟是被动，恐怕都有割地赔偿、卖国求荣的意思了。后者在职业生涯上来说，是乱了阵脚，而在个体的自我建构上，则变成了对自身价值的抹杀。那些职场上的失意人，生活中面容晦暗、委曲求全、隐忍不发的小人物，于是就越发地谨小慎微起来，将自我的边界无限收缩，谁都可以来踩几脚。
    严厉的自省癖患者，往往把自己想象为圣徒，怀着赎罪与消业的使命，拷问内心，努力鞭打出自己皮袍下面的“小”来。这种道德的强迫症非但不会让人快乐，反而会使人压抑，无趣，难以接近。自省本身已经是一种很低的生活姿态了；越是低到尘埃里的人，往往越有一种自我完善的偏执，格局越小，越愿意精雕细琢，最终变成一件精致而无用的小摆件，去装饰别人的世界——恐怕再没有比这更无趣的人生了吧。
    自省作为人自我完善的必要步骤，一种修为，是没有错的，但自省也需要注意别踏入误区。
    首先，自省要有边界。无边无际的自省是灾难，将事情不分外在环境和内在局限、大包大揽地自省和自责，伤害的不仅仅是自己，还有其他怀有善意的人们。
    其次，自省不应放弃对外界的探索和占有。没有对外在的强烈好奇和赞美，再深刻的自省都是虚妄，都掩盖不住内心的荒芜。
    最后，自省不过是一种反思和梳理的方法，切勿将方法变成目的。自省一旦成为目的，为自省而自省，那就是一种自恋，极有可能走向自我神圣化的不归路——中国有太多这种妄图“内圣外王”的怂包式妄想狂。
    罗素有一个忠告：一个人感兴趣的事情越多，快乐的机会也越多，而受命运摆布的可能性便愈少，因为他若不能享受某一种快乐，还可享受另一种。我们都有内省癖的倾向，眼前无数有趣的事物不去欣赏，目光投向一无所有的内心；可是切勿以为，在内省癖的不快乐里有什么伟大之处。
    有人说怀念青春是一种恶趣味。我要说的是：青春本身就是一种恶趣味。
    青春是一种恶趣味
    青春是充满嫉妒、猜疑、仇恨、尴尬和不堪的。青春是生命到达一个阶段之后各种痛苦矛盾的聚合裂变和大爆炸。
    青春是人生中最关键的一次内分泌，弄不好就会失调：一次失调，贻误终生，就算后半生喝再多心灵鸡汤、打再多次金山夜话都弥补不回来。
    它是一次性的、不可逆的，是每个人都会生的一场病。
       青春是有高下之分、有优劣之别的，青春是有阶级属性、有长短不同的，青春是有成败的，青春无悔的面具之下是别有幽愁暗恨生的。
    青春是不公平的。每个人的青春若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它终将会消失。要说公平，大概也只有这一点最公平。但在逝去之后，凡是值得回味的青春都是五彩斑斓、光彩夺目的；如果浑浑噩噩、毫无亮点，或者一念之差天堂入地狱的，那还要回味吗？恨不能一切归零，回炉再造，人生重启。所以到头来仍旧不公平。
       所以青春并不值得珍惜，就算你再珍惜，失去之后还是会后悔莫及；青春也没有什么可挥霍的，就算你再挥霍，也不过是有限的力比多。青春并不太值得去过，那不过是一段时间而已，和少年中年老年的时间能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时空无限人生有尽，当我们看到天狼星时，已觉太阳渺小到无以复加，而在天狼星之上，又不知道有多么巨大的天体。人生如此短暂渺小，青春又有什么重要？
    但青春仍旧是值得悔恨的，青春总是别人的好，自己的永远乏善可陈。青春的躁动，无非是因为生活在别处，因为太关注自我而又在肉体里将自我驱逐。无论是旅行、看书、看电影、听音乐，还是恋爱、跳槽、出国、易容甚至变性，都不过是为了驱逐自我，接纳别人，以为从此功德圆满佛光普照；但当韶光逝去，还是这样地不满足，那样地有缺憾，既不爱自己，也得不到别人的爱。怎样硬塞进自己躯壳的东西，还要怎样再原原本本倾倒出来。而原本的自我呢？在爪哇国，在火星，还是就在自己身后却没有勇气反身去看？
    所以我喜欢日本人对待青春的态度。看到樱花烂漫大好春光，万物勃发时代奋进，一切欣欣向荣，区区自己又何足道哉，何不在此年华一死了之？青春是一个瞬间的极致之美，而深植于日本人潜意识中“物哀”的审美观和生死观在此重合；青春期的自杀现象与其说是因为人生的苦闷，不如说是一种人生的乐趣。川端康成七十三岁时仍然选择自杀，并非因为对老去的绝望，而是对漫长青春的厌倦。
    这个世界上最吊诡的事情恰恰在于，没有青春的人总在追忆青春，青春黯淡中年发福的人又企图虚构青春，为它涂脂抹粉、添油加醋，加上各种滤镜——这可怜的自恋和自卑，到底是如何支撑起他们空虚却又坚硬的躯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