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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陈江   发表于2014-01-12 08:24
    1919年5月4日那一天，最火爆的事件莫过于“火烧赵家楼”。当日所言打倒三大卖国贼，便是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特别是章宗祥，于三人中名最秽，当时受辱亦最甚。
    1919年5月4日那一天，最火爆的事件莫过于“火烧赵家楼”。当日所言打倒三大卖国贼，便是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特别是章宗祥，于三人中名最秽，当时受辱亦最甚。但当时被认为卖国贼者尚不止此三人，至少还多会加上汪荣宝。最新《汪荣宝日记》（中华书局2013年8月）整理出版，其记载的虽只是清末最后三年多的时间（1909年初到1912年初），但记录清末政局的变化，《钦定宪法》草案的起草过程等，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汪氏1901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参与清末新政，当时乃晚清留学生风头最健之时。汪与前三位并称，曹汝霖回忆称：“我与汪衮父、章仲和、陆闰生四人，每逢新政，无役不从，议论最多，时人戏称为四金刚。”只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他幸好在瑞士公使任上，所以没有被直接冲击。相较那三位，他似也逃过了卖国贼之名。
    被打倒的三位卖国贼，虽然后来多有人想要平反，如曹汝霖也一再为自己辩解。但在民族危机时起的近代中国，这些标签和身份容易被固化，作为刻板印象植于世人脑中。笔者倒不是为了给什么“卖国贼”、“汉奸”平反，只是读史有疑。至少就章宗祥而言，在民国张慧剑的《辰子说林》中曾讲到了“五四”之后“卖国贼”章和“五四青年”梅思平的前后比较。对于汉奸、卖国贼的考验可能就如同道德考验一样，只有身临其境，见诸其行事，才能看得更为真切吧！
    张慧剑作为民国名报人，他在笔记中记载：“中华卖国贼，史称‘曹、陆、章’，然诸人似尚能晚盖，反之昔日赵家楼之打手，如梅思平等则翻曳尾泥涂，相形之下，遂盖丑恶不堪。”章宗祥者在“五四”之后，“缩居不出凡二十年”。到了抗战，汪伪政府建立时，当日汪伪密探“刺知其津址”，屡次想要拉拢这位“老汉奸”来助长其声势。原因一面也在于清末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未遂被逮，时任民政部右丞的章宗祥，主持一切庭审事务，并说服清廷之民政部大臣肃亲王善耆，而使得“汪得不死，而狱居未甚荼毒”。所以大概汪精卫以为可以惺惺相惜，加上章之于汪的这一重恩怨关系，似乎可以同入其贼船。但章始终未曾上钩，反而是前面所言“五四”打手之梅思平等，恬不知耻地在汉奸之位上搔首弄姿。历史的前后反串颠倒如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可见其难！
    “汉奸”、“卖国贼”在中国近代特为敏感，因饱受外患之故，民族情绪不难也不得不紧张。近来旧书新版颇多，其中黄濬的《花随人圣庵摭忆》（2013年7月新版，2008年为第一版）再次由中华书局新版。此书版本众多，点校本最先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点校出版，可惜错讹甚多。而中华版（李吉奎点校）出版后，则实为善本，不久便洛阳纸贵。某旧书网一度炒至数百元一套，幸好新版一出，加上书后新附的简便索引，读者大有久旱逢甘霖之感。而该书的作者实也是一名汉奸，至少他死的时候是以汉奸的身份而被处决的。不过不因人废书，黄氏的《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可谓民国史料笔记中最具价值的作品之一。书中多直接摘录当日之所见所闻，其中许多已亡佚于时空之中，故该书保存史料之功甚伟。
    此外与前言《汪荣宝日记》同出的尚有《唐景崧日记》（中华书局2013年8月），其书原名《请缨日记》。在中法之战时，唐以候补主事之位，上疏请缨筹划，丘逢甲作序比之于“贾谊上书，请系匈奴于阙下”。《日记》卷首，唐氏自撰凡例六条，亦属日记体例中之少见者。唐氏自言：记一己之阅历，以己事为干，以人事为枝。以其亲历之经过，述中法此役之战事。不过唐氏日记所记固然极具真实感和连贯性，但尚需注意是编乃“事后纂成”，而非一日一记。
    录入编辑：薛冬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