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7月6日，乌拉圭首都蒙特维的亚，诗人德尔米拉·阿古斯蒂妮走进安第斯街1206号，再没有走出来。两发子弹，28岁的德尔米拉成为无数性别暴力遇害者中的一个，倒在前夫暴怒的枪口下。
    如果生命是爱，多么好！
    我想要更多生命去爱！今天我觉得
    一千年的思想值不上
    一分钟情感的蓝色。
    我的心悲伤缓慢地死去……
    今天在光亮里打开像一朵月神的花
    生命绽放如暴烈的海
    爱的手在里面捶击！
    今天我的忧郁向着黑夜出发，
    悲伤，寒冷，翅膀断裂；
    像疼痛的一个古老斑点
    在远方的阴影里解开
    我全部的生命唱歌，亲吻，大笑！
    我全部的生命，一张绽放的嘴！
    ——德尔米拉·阿古斯蒂妮《爆裂》
    1902年，当16岁的德尔米拉开始在刊物上发表诗歌，蒙特维的亚文化社交圈不约而同地将她塑造成新时代的经典女性形象：家境优渥，自幼在家中接受完整的文化教育，精通法语、钢琴、绘画，热爱阅读和写作……总而言之，一尊符合此时拉美以男性主导的现代主义审美的雕像。可是到了1907年，她出版的第一本诗集《白色的书》却一石掀起巨浪，人们读到“你会知道我的爱，我们却要走得很远，/穿过繁花盛开的黑夜；/……在那里听得见，/看得见，无止尽地感受得到生命。/我们在夜里走得更远，走到/连回声都不在我体内回荡的地方，/像远处阴影里一朵黑夜的花/我将甜蜜地为你打开”，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如此直白的爱欲主题与当时社会认为一个有教养的未婚处女“应该”保持的形象发生巨大冲突。诗中始终以第一人称出现的女性并非被观看、欣赏的客体，而是在用自己的目光看世界、用自己的声音表达爱、用自己的身体感受欲望。
    她将西班牙黄金世纪神秘主义诗歌传统的修辞为己所用，奉交托、牺牲和敬拜为爱情里最绝对至高的价值，爱情变成宗教典礼，灵魂满怀爱欲，以求通过身体达到对灵魂的认知，让身体在爱的仪式中结合。《亲密》一诗的开篇，暗夜沉沉，“我要告诉你我生命里的那些梦/在蓝夜的最深处……/我赤裸的灵魂将在你的手中颤动，/我的十字架将在你的肩头沉重。”天主教十架七言中的“我渴了”在她笔下幻化成“我将在你/纯粹清凉的泉眼饮下真理：我知道/在你胸膛宏伟的尽头/有泉水能解我渴。”
    诗集出版后，一位知名男评论家写信给德尔米拉，十分不解地问道：“您怎么能知道或者体会到书中某些诗里写下的东西？这完全无法解释。”不过此时，这些纷纷扬扬的评论还试图保持“中立”语调，于是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女诗人美丽年轻的外表，坚称她拥有天使般的光环。就这样，乌拉圭的文化圈中浮现出一个德尔米拉神话，即这个贞洁的女孩是“爱神厄洛斯的女祭司皮媞亚”，写作爱欲的“奇迹”来自先知般的直觉和灵感。
    其实，无论是所谓的“无法解释”，还是整个社会通过把德尔米拉推上祭司的神坛将她分隔与“个例化”，无非都是他们拒绝理解和接受一个事实：女性是和男性一样复杂的主体(而非附属品)，对于个人爱欲可以拥有与生俱来的渴望、感知和表达能力，并不只是充当男性欲望的客体，并不只有在成为这样的客体之后才能从经验中得到体会爱欲的能力。对德尔米拉而言，爱欲体验并非预言、惟一的预言，而只有即将发生的诗句。
    1913年她的第三本诗集《空圣杯》出版的时候，连提出德尔米拉神话的那些人也无法用这个借口虚妄地说服自己了。诗人大量使用借代、换喻的手法将一些不能直接表达的感受具体化、客观化。诗中优美的激情和原创的意象汹涌澎湃又布满阴霾。对她而言，爱欲是一种本质上的必需，和食物、水一样对于生命不可或缺。她的眼中有神秘在燃烧，渴望爱人俯身向她“如同一棵忧郁的柳树”。爱人的嘴如两片玫瑰花瓣扣上绝望的深渊，自己执拗如疯女人，等待“某片鲜活的花瓣在早晨飞向我，/某个吻在夜晚飞来”。爱人的手指代表着幻想和爱的未来，“他智慧的手指之间/跳动着客迈拉神圣的形态”。极致的时刻，“黑色的床得到爱最强大的／玫瑰；从死亡里连根拔起”，爱神厄洛斯与死神塔纳托斯的双人舞，前者意在结合，后者意在拆毁，黑色爱欲死于最高潮。她把这本书献给厄洛斯，因为：
    ……你把你母狮的扳机做得
    比生命更强壮，用你臂膀
    玫瑰的镣铐将它囚禁。
    因为你的身体是根源，是
    欢愉与痛苦，两株巨型植物
    不和的树干本质的绳结。
    像神秘钻石的胸针
    死神最沉醉的百合。
    因为在宇宙之上我隐约看见你，
    光、香气和旋律的桥，
    沟通地狱天堂
    灵魂闪光肉体阴沉……
    这本公开书写爱欲的诗集在乌拉圭引起轩然大波，几如丑闻。她在诗中让我们看见一个女人真实的灵魂，而在当时父权社会主导的拉丁美洲社会大众眼中，一个女人敢于写作诸如欲望、身体和欢愉这样的枷锁主题是不可想象的。鲁文·达里奥在为这本诗集所做的序中写道：“当今写诗的女人中没有谁像德尔米拉这样震撼我，为她没有蒙纱的灵魂，为她花一般的心。不把圣德肋撒的神圣激情算在内，这是卡斯蒂利亚语中第一次出现一个女性灵魂如此骄傲于她的纯洁与爱……”她的诗歌里展现出的对爱和性的赞颂，直到当时还从未在西班牙语的女性诗歌中出现过。
    《空圣杯》出版的当年夏天，德尔米拉和恩里克·约伯·雷耶斯结婚。时至今日人们也不确定他们是如何相识的。雷耶斯比德尔米拉年长一岁，情绪易怒，控制欲强。他是个贩卖马匹的生意人，从始至终对德尔米拉的诗歌才华毫不在意，认为那只是她单身时代的“脆弱”所致，认为两人一旦结婚，她就会如他所愿地放弃写作。他并没有意识到，对德尔米拉而言，写作在她的骨血里，逼她放弃只会将她推离自己。
    在由后世研究者拼凑出的记录改编的德尔米拉传记舞台剧《我不生孩子，我只生出诗歌》中，可见家中一片死气沉沉，秩序是惟一的要求。雷耶斯咒骂着“没人要看你写的东西，你不会进入历史”扔掉德尔米拉的手稿；在激烈的撕扯与争吵中，德尔米拉说“我不要你作为我的丈夫履行义务，我要以一个女人的身份和以一个男人身份的你享受情欲本身的欢愉，而不是为了传宗接代，生养子嗣”，而雷耶斯只会冲她大吼：“你为什么不能正常一点！” 不禁想起英国女作家珍妮特·温特森16岁时因爱上一个女人背弃养母想将她培养成传教士的“正路”，去寻找能让自己快乐的人生。养母在将她逐出家门前一脸不解地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你本可以正常，为什么要去快乐？”(Why be happy when you could be normal?)看似荒谬，皆是如此遥远的、不理解的目光。
    不同频率的共振让德尔米拉和雷耶斯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无法成立。新婚53天后德尔米拉搬回父母家，以丈夫家庭暴力为由提出分居，此后雷耶斯不断通过写信和砸窗户骚扰威胁德尔米拉，被一个以爱欲诗歌著称的女诗人分居让他感觉颜面扫地。1914年德尔米拉正式提出离婚并在6月22日办理了手续(此前一年乌拉圭刚刚通过女方可以提出离婚要求的法案)。那个致命的7月6日，她应前夫要求去他租住的房子里取东西，被两发子弹杀害，雷耶斯随即饮弹自尽。这是希腊悲剧式的终结。她在崇高与诅咒之间徘徊，最后成为死亡和时间致命的受害者。她想抵达一个幸福的王国，那里“所有的梦都有光之湖可以沐浴翅膀”，不必遭受时间毁灭者的幽灵侵袭，最终却像她在《夜曲》中所写的那样：“我是血迹里流浪的天鹅，/我慢慢染污湖泊然后起飞”。自她以后，西班牙语诗歌中的女性声音全然不同了。
    2014年，德尔米拉·阿古斯蒂妮逝世100周年之际，在安第斯街1206号的外墙上出现了一块献给所有性别暴力遇害者的纪念牌，上面镌刻着德尔米拉的诗句：“……生命没有杀死我，/死亡没有杀死我，/爱没有杀死我……”没有刻完的那行诗在纪念牌背后凝望着往来的路人，德尔米拉惟一的预言，她说：“我死于一个被静音的思想如同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