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译林》杂志1979年创刊，您1986年来到《译林》任编辑，一直做到社长，创刊伊始的《译林》杂志秉承怎样的办刊宗旨？30多年的历程走下来，最初的宗旨是否有所调整？
    顾爱彬：我在《译林》杂志及后来的译林出版社服务近30年，对它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创刊伊始的《译林》确立的是“打开窗口，了解世界”的宗旨。30多年来，虽然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一基本宗旨并没有改变。与形势发展相适应的，我们也做了一些变化，比如译林出版社现在的口号是：“译，传承，超越”。《译林》杂志也在根据新的情况，在保证原宗旨的前提下做部分调整。
    记者：《译林》杂志刊发了很多西方通俗长篇小说，像侦探、冒险类的小说等，这是它不同于其他同类外国文学杂志的地方，以此作为主打是出于何种考虑？
    顾爱彬：首先我想修订的一点是，尽管《译林》刊发的长篇小说大多数出自西方作家之手，但我们也没有忽视其他国家与地区的长篇小说创作，比如日本作品。
    之所以以通俗小说为主，出于以下考虑。第一，《译林》从创刊起，就致力于介绍国外的优秀畅销小说。这也是它受到读者欢迎的很重要的原因。第二，可读性是《译林》一直强调的，而在文学作品中，畅销小说或者通俗小说是最具有可读性的。以上两点是《译林》有别于其他外国文学杂志的地方，也是《译林》长久以来保持的鲜明个性和特色。当然，以通俗小说为主打，不代表我们忽视纯文学作品的译介。这一工作主要由译林出版社的外国文学出版分社来承担。
    记者：我注意到除了刊登外国长篇和中短篇小说的译作，《译林》也开设了名家名作评论、翻译漫谈、国外风情等学术、随笔类文章。那么，杂志的主要定位是怎样的？
    顾爱彬：《译林》是外国文学杂志，同时也是曾经培养过大批翻译人才的一个平台。名家名作评论、翻译漫谈、国外风情这样的栏目，我们自己把它们视为软栏目。它们的定位是：以评论帮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外国作家及其作品；以翻译漫谈讲述译者在翻译中的酸甜苦辣，分享翻译经验，给有志于翻译的一部分读者提供些参考；随笔虽然分量不重，却也多围绕着外国文学与文化，试图展现不同人眼中的异域文化风情。
    记者：杂志刊登外国文学作品必然要涉及到版权问题，关于这方面的信息您可以介绍一下吗？
    顾爱彬：译林出版社与《译林》杂志自我国加入版权公约之后，所有的出版行为均立足于保护各方合法版权，也正是因为我们每年的版权引进与版权保护工作比较出色，获得了许多国外作家、出版社及版权代理机构的认可，各方之间形成了亲密良好的合作关系。当然，随着国内越来越多出版机构重视版权引进，近年来译林在版权引进方面也面临许多同行的有力竞争。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各出版单位的优势、产品定位、市场细分都存在差异，合理的良性竞争是必要的。
    记者：《译林》的译者队伍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顾爱彬：《译林》的译者队伍，应当说组成是相当丰富的。《译林》自创刊以来，为我国的翻译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建设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创刊初期，一批著名的学者、翻译家，诸如钱锺书、杨绛、戈宝权、卞之琳、王佐良、冯亦代、杨周翰、陈原、杨岂琛、李芒、范存忠、周煦良等等，从各个方面关心、支持、呵护《译林》的成长。对这些前辈大家，我们始终心存感激。目前依然活跃在译界的一批中老年译者当中，很多是在《译林》这个平台上成长发展起来的。现在，我们的编辑不断参加业内相关学术会议，通过会议、论坛等形式，发现并邀请一批中青年译者，以此来确保翻译力量的延续。此外，还有一些译者则出于对翻译事业的热爱和对杂志的信任，主动给杂志投稿。近年来，随着网络的普及，编辑与译者也更多地利用网络平台，相互发现，相互熟识，从而保证了新鲜血液的不断注入以及编辑、译者水平的共同提高。
    记者：随刊发行的还有一本又小又薄的《译林书评》，在读者中反响不错。《译林书评》和《译林》是互为补充的吗？这本“小刊物”的定位又是怎样的？
    顾爱彬：《译林书评》的确是杂志的有益补充。它最初是以报纸面貌出现，后来成为现在的“别册”形式。它的定位是以与《译林》相关的译人译事为主，同时又扩充到更广泛的文化层面，一方面起了一个累积史料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提供了扩展阅读的平台。
    记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掀起了阅读外国文学的热潮，我们现在熟知的很多作家作品都是在当时被大量引进介绍的，您认为3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外国文学阅读现状是怎样的？
    顾爱彬：今天，读者对外国文学阅读的需求显然与上世纪创刊时大为不同。当读者有更多渠道了解到国外的文学、文化时，当越来越多的读者有机会走出国门时，读者对外国文学阅读的需求，相对便集中在几个领域。一是百读不厌的经典名著；二是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的当代文学作品，尤以获世界级大奖的作家作品为主；三是借影视等其他媒体，易于引发热点的小说，又以畅销小说为主；四是反映人类普遍情感的文艺作品。尽管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外国文学在国内还是拥有相当大一批铁杆读者。当然，现在读者的要求、品位、口味非常了得，非同一般，给我们出版工作者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记者：与早期相比，《译林》杂志的发行量和读者群在近几年可有变化？除了老一批的忠实读者外，据您所知是否有更年轻、需求更广泛的读者队伍加入？杂志将如何吸引并留住年轻读者群？
    顾爱彬：早期杂志的发行量的确算是一个奇迹，当时“洛阳纸贵”的情况，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读者极度缺乏对外面世界的了解，正如杂志的宗旨“打开窗口，了解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年的热销带有一种“补课”性质。近几年来，《译林》的发行量和读者群存在着萎缩与老化的趋势。老一批的忠实读者依然喜爱着杂志。与此同时，几乎每年都有新的更年轻的朋友喜欢上《译林》，但不可否认，年轻人可能有更多更快更便捷的方式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养分，少年时读《译林》的如今已步入中年，生活节奏与各方面因素也制约着他们成为持久的读者。从《译林》自身来说，传统是动力，是压力，同时也成为一种难以完全忽视的负担。《译林》持久的文学杂志面貌，无论从开本、纸张、版式、栏目、内容等任何一个方面来考察，都存在不敢大胆突破的问题。加上一些与《译林》差不多同时出现的文学期刊有的消亡，有的勉强维持，有的改版却就此难以翻身，种种原因造成了《译林》保守的现状。吸引并留住年轻读者，一直是这几年来杂志试图做的，包括对上述各个环节的变革都曾经列入计划，也实施了一部分。但实事求是地说，做得并不够。
    记者：不得不承认，如今文学期刊的生存状况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外国文学杂志相信也颇有压力，面对网络媒体和电子阅读对市场的抢占，您认为传统的纸质媒体是否丧失了竞争优势？如果要继续生存下去需要做哪些努力？
    顾爱彬：文学期刊的生存状况，不用再多言。外国文学杂志感受尤其深刻。我认为，未来的阅读市场必将分为深阅读与轻阅读两种形式。对更多在互联网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读者而言，其有限的阅读时间与精力，必然有相当一部分分配给以电子阅读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轻阅读、快速阅读、兴趣阅读。而文学或者说外国文学，尤其是长篇外国文学，依然会受到一批喜爱外国文学作品的读者的青睐。在数字出版浪潮的冲击下，传统纸质媒体，尤其是纸质外国文学刊物，正在丧失其原有的优势，读者正渐渐离去。这一点是毋容置疑的。要想继续生存，必须跳出传统的桎梏，力求变革，无论内容还是形式，包括新的传播方式，都必须适应时代和市场变化发展的要求。否则，很难看到它的未来。
    记者：您前不久也在媒体谈到，《译林》确实在“谋变”，那未来有哪些“变化”是值得读者期待的？
    顾爱彬：一份拥有几十年历史的杂志，谋变绝非易事。一方面是多年心心相印、对我们关爱有加的老读者，另一方面是初识《译林》、对我们有更高要求的新读者。作为杂志主办方，我们推演过若干种变的途径。有关于形式的，有关于内容的，也有关于办刊理念甚至办刊人员组成的。因为现在具体谈还不成熟，所以只能说的是，无论哪一种变化，都不会强行求变，不会因某些短期因素求变，而是会以各种方式去试探读者，适应市场，最终寻找一条适合《译林》自身的变革之路。有一点要说的是，《译林》杂志是一个非常响亮的品牌，有无数读者一直在默默关注她。她的影响之深之广，可能是我们先前不曾想见的。前一段时间，一则误传《译林》改刊的消息牵动了很多人的心，这说明《译林》在好多读者心里始终占据一块很重要的位置。《译林》杂志的微博拥有18万之多的粉丝，时刻关注着她的动向。毕竟，她自1979年创刊以来，陪伴了无数读者走过了漫长的30多年的成长发展历程。这些都让作为出版者的我们深受感动。我们惟有献上更令人满意的《译林》，才能不辜负广大读者这一份厚厚的期待和深深的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