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丁玲小说《夜》曾被冯雪峰誉为自《梦珂》后“最成功的一篇”。丁玲在她的《夜》中为我们呈现了中国革命打破乡村原有的经济及伦理秩序、向新民主主义社会新型生产和社会关系转变后，农民、家庭妇女、妇女干部所面临的各式各样的冲击，其中最主要的矛盾就是物质基础发展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本文循着冯雪峰“尚在思考的萌芽”，突破了身份认同理论对丁玲《夜》的绑架。探讨的正是40年代初中国革命“明天”走向何方的小说。
    丁玲是一个作家，但同时也像她所自我要求的那样，是一个政治家，在革命的实践中“与革命相向而行”， 用小说展开了一场与政治的生动对话，借此反思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革命的方向。
    1940年前后丁玲创作了《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夜》、《“三八节”有感》、《风雨中忆萧红》、《我们需要杂文》、《在医院中》等一系列个性鲜明、内涵丰富的小说与杂文。在这些作品中，《夜》是相对不那么引人注目的一篇。《夜》连载于1941年6月10日和11日的《解放日报》，署名晓菡，后收入胡风编辑的短篇小说集《我在霞村的时候》，1944年由桂林远方书店出版。冯雪峰曾高度评价《夜》的文学成就，认为它是丁玲自《梦珂》后“最成功的一篇”，在四五千字的篇幅内“把在过渡期中的一个意识世界，完满地表现出来了。” [1] 《丁玲传》的作者王增如和李向东则认为《夜》是一篇心理小说，“通过与三个女人的关系来描述一个男人的心理活动，表现了何华明从普通农民向民主政权干部角色转变中，两种身份、两种意识、理智与情感的剧烈矛盾”，《夜》表现出了男主人公何华明在家庭关系和情感上的苦恼[2]。 这些评论不约而同地将注意力集中在主人公何华明的意识转变与情感苦恼上。无可否认，正像上述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夜》的结构主线确实是男主人公何华明面对三位女性时的意识与心理活动。然而，这是否只是一个描写“意识”与“情感”挣扎的故事，丁玲想探讨的是否仅仅是“意识”与“情感”变化的问题呢？或者说作家或后来的评论者能否不顾及具体的社会现实而凭空描绘、探讨人物的“意识”和“情感”转变呢？
    事实上，冯雪峰曾简单地提到“意识”变换和“现实世界”的关系，他认为丁玲描写的是是切切实实地在从变换旧的中间生长着的“新的人民的世界和人民的新的生活意识”[3]。也就是说，小说中有两个从旧到新的变换：人民的世界以及人民的生活意识。近年来也出现了重新解读“人民的世界”新旧转换的研究，试图在婚姻法及性别视角中探讨陕甘宁边区的社会问题以及丁玲作为一名女性作家的立场和态度。然而，进一步的问题是，怎样理解婚姻法与当时边区社会，即“人民的世界”的关系，以及理解丁玲在思考中国革命进程上所可能达到的广度与深度。
    1940年2月，也即丁玲创作《夜》的同一时期，毛泽东在给中央妇委的一封信中说道:“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而边区的妇女工作之少成绩，我看主要在没有注意经济方面，提高妇女在经济、生产上的作用，这就能取得男子同情的，这是与男子利益不冲突的，从这里出发，引导到政治上，文化上的活动，男子们也就可以逐渐同意了。[4]” 也就是说，边区的妇女解放问题也好，家庭问题也好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必须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关系中得以理解。而构筑这广阔社会关系的一个主导因素便是边区的经济建设，具体而言就是1939年开始的大生产运动。丁玲自身也在小说中对此问题给予了提示。贯穿于《夜》全篇的一大线索便是何华明家的牛要生产这件事。与此相对的则是何华明家中不能再生产的老婆。在小说中，牛和何华明的老婆构成了一组对照。面对青春已逝的老婆，小说男主人公何华明心里想：“这老怪，简直不是个‘物质基础’，牛还会养仔，她是个什么东西，一个不会下蛋的母鸡。”至于什么是“物质基础”呢，“他不懂，但他明白那意思，就是说那老东西已经不会再生娃的了。这是从这区党委副书记那里听来的新名词”[5]。 “生产”既是自然意义上的人口生产也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力再生产，它直接关系着主人公何华明的农业生产和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无论是牛的生产还是何华明与农业大生产的关系都是小说中重要的主题。本文认为这一主题和小说的表层故事，即何华明参与的政治选举活动一起构成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新民主主义时期边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整体社会结构构成问题。如何正确处理这两者的关系是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它关系着 “人民的世界” 从旧到新转换的成败。
    但是，在对《夜》的现有研究中，对上述这一问题的探讨仍较欠缺。非常突兀地出现在抒情性文字中的“物质基础”一词也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这也构成了本文重读《夜》的切入口。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部分的“物质基础”显然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用词，在小说中表面是指女人的生产，而其所指涉的范围则可以包括生产关系中生产力的再生产，以及社会关系中底层经济基础的构建。这或许才是丁玲的《夜》想要探讨的问题：即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背景下尝试理解以马列主义理论为主要指导思想的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丁玲在小说中呈现了边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整体重构的过程中个体所可能面临的问题。这里凝结着党员干部丁玲对党的理论与政策的思考，也包含着作家丁玲深入生活后对农民个体的理解及同情。
    “物质基础”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边区建设
    对于《夜》的写作情况，丁玲曾做过回忆。1941年初丁玲与舒群及萧军合编《文艺月报》，但“每一期在稿件的选择上都有一点不同意见”，因此在编第三期的时候，丁玲就表示要退出编委工作。她特意向张闻天申述了工作中的困难和渴望回归写作的心愿，并于1941年2月底得到批准离开文协，到川口农村体验生活，并在那里创作了短篇小说《夜》和《在医院中》[6]。 然而，鲜为被论及的是在此之前丁玲还曾有在延安马列学院进行理论学习的经验，并在那里写作了小说集《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一些主要作品，或许就是这一段理论学习的经历促发了她对“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思考。
    1938年7月底，丁玲所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胜利地完成了西安之行四个半月的战斗任务，奉命返回延安。组织上决定安排丁玲与陈明、王玉清去马列学院学习[7]。延安马列学院是中共第一所以学习研究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重点的学校，成立于1938年5月。学院主要接受来自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的优秀生，学生中还有一部分老红军。张闻天兼任院长、王学文任副院长、朱光任秘书长。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也经常去那里讲课，刘少奇讲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讲过《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它是当时延安最高级别的学府[8]。
    马列学院成立于1938年并非偶然。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在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做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指出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在边区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干部的培养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问题[9]。1938年9月，在毛泽东的倡导下，艾思奇、何思敬等18人还专门成立了延安新哲学会，组织研究、翻译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10]。就在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时刻，丁玲进入了新成立的马列学院。
    马列学院的学制一年，开设6门主课，杨松讲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艾思奇讲哲学，吴亮讲马列主义基本问题，王学文讲政治经济学，另外还有党的建设及西洋革命史的课程[11]。 在学习方法上，学院侧重引导和帮助学员直接阅读与研究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为此还专门成立了编译室。在政治经济学课上，学员们读了《资本论》第一卷、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以及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而由艾思奇主讲的哲学课上则用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中的第四章第二节，即由斯大林撰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重点讲解其唯物论和唯心论部分[12]。这也正是毛泽东自己所喜爱阅读的马列主义书籍中的一部[13]。
    三十年代中期，苏联先后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然而，当时苏联基层党员干部理论素养还不高，为了总结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向广大党员干部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斯大林主持编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并亲自撰写了其中的第四章第二节，即丁玲他们哲学课上所使用的《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在这一节中，斯大林分别介绍并阐释了辩证法、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4]。对于唯物主义，斯大林很清楚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因为它是感觉、表象、意识的来源；而意识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因为它是物质的反映，存在的反映” [15] 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体系中，决定社会面貌、决定社会制度性质、社会思想、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的变化，并引起全部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改造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16]。
    中共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从建立开始就将工作的重点落在经济建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上。在1944年总结陕甘宁建设经验时，毛泽东仍然强调：“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政治好比就是这个房子，经济就是地基”，而“我们搞政治、军事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我们搞了多少年政治和军事就是为了这件事。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也主要是讲的这件事，讲生产力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起来的”[17]。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指导下、最大限度地发展农村生产力、改变制约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这些构成了中国革命，尤其是新民主主义时期边区工作的主要内容，这也是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一贯的工作重心。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丁玲对此应该不陌生。在《夜》中反复提到的牛、何华明长年的农耕经验、作为劳动对象的土地以及作为农村直接生产力的人口几乎都能在马克主义理论中的生产力的组成部分中找到对应的概念。
    身为作家的丁玲未必会硬搬马列理论或用社会学的方法来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相反，她更多地是用自己敏锐的感受力感受着边区新的社会关系结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实际生活经验出发将这些问题具体化到小说中的人物性格、思想、情感和欲望。用丁玲自己的话说，她“读的是生活的书”；总是把自己和这个社会和革命连起来[18]， 并尝试从整个社会、整个运动、整个结果去看一些人和事[19]。丁玲的《夜》得以写成和丁玲自身的理论素养有关，但作家关注更多的是边区生活和革命理论之间的张力，描绘出了理论指导下的革命现实中的种种问题。我们可以将《夜》读作是作家丁玲对这一时期中国革命种种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与回应。
    民主生活与大生产运动的矛盾
    《夜》这篇小说以选举委员会的指导员何华明参加完工作会议开始。在回家的路上何华明只看到“明亮的西边山上，人还跟在牛的后边，在松的田地里走来走去。也有背着犁，把牛从山坡上赶回家去的”，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何华明无法参加劳动的现状。“只有这作为指导员的他还让土地荒着。二十天来，为着这乡下的什么选举，回家的次数就更少，简直没有上过一次山”[20]。 看到别人在田地里辛勤劳动的样子，何华明就想到自己那几垧等着他去种的土地，转而想到他那不能离开的选举工作，这种对比强烈的生活对何华明而言已经成为一种说不出的“痛楚”了。虽然何华明的选举工作做的还不错“他在人面前说笑，谈问题，做报告，而且在村民选举大会的时候，还被人拉出来跳秧歌舞，唱迷胡，他有被全乡的人所最熟稔和欢迎的嗓子”，然而他心里想的还是他的耕地，“他只盼望着这选举工作一结束，他便好上山去，那土地，那泥土的气息，那强烈的阳光，那伴着他的牛都在呼唤着他，同他的生命都是不能分离开来的”[21]。 小说一开始，以何华明家的牛即将产小牛为主要线索，丁玲就把农业生产和何华明正在参加的选举工作的矛盾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作为农民的何华明与作为选举委员会指导员的何华明在经验上无法统一；过去几十年与土地相依为伴的那份安慰与熟悉也与当下艰深的政治问题与繁难的工作构成了强烈的对比。
    何华明对于农业生产的向往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一时期同样在边区大规模开展的大生产运动。1938年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意见，并于1939年2月开始展开大生产的动员工作，号召部队、学校、机关一起来“自己动手”。身在马列学院的丁玲自身也参与到了大生产运动中，被编入开荒队伍。劳动后的丁玲感到“脚踩在沙土地上多舒服啊！”，生产劳动中，“锄头闪闪发光，土地开花，草和树根都掀了起来，又压下去，歌声响遍了整个山头??”。每天队伍出去时还是荒山，回来时就变成了被开垦的处女地了，踏着翻开的泥土，丁玲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喜悦和满足。最让丁玲感到骄傲的是，参加大生产的她并未停止马列学院的工作和学习[22]。 然而，小说中的何华明却没有如此幸运。
    40年代初，诗人艾青曾用通俗口语为陕北当地的一位劳模吴满有写过一首热情洋溢的诗。诗中写道：“你站在吴家枣园的坡坡上——你的脸像一朵向日葵，在明亮的天空下面，连影子都藏满欢喜”，“你的名字，像一朵牵牛花，开在解放日报上。” [23]吴满有是1942年被发掘的一位劳动英雄，引起了毛泽东和边区政府的重视。他和《夜》的主人公何华明有着相似的经历，贫农出身，没有进过学堂，带着老婆逃荒来到延安，租地耕种，后来又从从土地革命中分得了土地，自己养了牛，最后成为了参议员。但与何华明不同，吴满有是一名劳动英雄，1941年打粮34石，上交公粮14.3石，公债公盐代金815元。1944年美国记者斯坦因曾采访过吴满有，那时的他拥有300亩土地，每年收粮3.6万斤，上交12%的农业税给边区政府[24]。与此相对，《夜》中的何华明却因为忙于选举生活而无法参与基本的农务，更谈不上什么劳动英雄了。
    扩大政治参与，建设乡村基层民主一直是苏维埃乃至后来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工作重心。1931年、1933年先后颁布的《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就明确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政权采取省、县、区、乡(市)四级制。其中乡(市)属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层政权。乡苏维埃下设村，村实行代表制[25]。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以后，边区政府强调的是，直接民主的单位是乡市代表会议和村民大会。民主政治的支柱，在于广泛的乡村下层[26]。 边区政府规定村长、村主由村民大会直接选举，有事直接召集村民大会。对于较大一点的乡，由于不能经常召开乡民大会，则设置乡参议会，由乡民直接选举参议员[27]。 这就意味着乡村一级的民主生活参与者几乎都是农民出身，而贫农更是主体[28]。《夜》中的妇女干部侯桂英和何华明都是乡一级民主选举的直接工作者。
    乡村一级的农民既是边区民主建设的核心力量，同时又要承担农业大生产的任务，这两者势必会发生矛盾。其实，早在1938年，《新中华报》的社论就曾批评边区的民主生活，“某些地区的政府还不能很好的去了解群众的要求，常常无意中造成脱离群众的形象，比如当春耕正紧张的时候，某些地方政府，不估计农忙的情形，不断的召集群众大会，使群众感觉开会太多，到底不知做什么好，到觉得麻烦。又如动员太多，今天什么动员明天什么动员弄得群众无所适从”[29]。 1940年，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也曾谈到“开会是要费时间的，尤其是人稀的乡村”，“农民赴一次会，要费一天以上的时间。六七十里路外的人来参加的会，一年只能在农闲时开一二次”，因此，一定要有工作才开会[30]。 丁玲显然看到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看到了党的政策在实际贯彻过程中所遇到的现实困难。《夜》生动地描写出了新的民主生活给贫农何华明的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1944年至1945年期间，在保留选举大会故事背景的基础上，丁玲曾扩展过《夜》的内容，留下了十几页的残稿。此中，何华明改叫了何玉华，他和老婆的关系和《夜》中的一样。在扩展的残稿中，在丁玲笔下，民主生活与大生产的矛盾更为突出和直接。不仅影响了主人公何玉华，还影响到了代理乡长。“自从他代理了乡长，和他的哥吵了两场了”，原因无非是“他做乡长就要脱离生产，又有他哥受苦，那就不会有代耕，他哥怎么会不吵呢？”[31]可见民主生活与农业生产的矛盾是四十年代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难题，也是丁玲此时持续思考的一个问题。
    经济、政治权利的再分配
    选举工作不但影响了何华明的农务生活，而且影响到了他的家庭生活，“就是当他每次回家之后听到的抱怨和唠叨也就更多”，老婆脸上的每条皱纹里，都埋伏着风暴。何华明的老婆对何华明的埋怨是“他不挣钱不顾家”，家里一点忙都不帮，草也不割，牛要生仔也不管……不替她分担农务，不履行一个丈夫的职责。总之，“自从他做了这乡的指导员以后，他们便更难以和好，像有着解不开的仇恨。” [32] 小说将何华明夫妻间矛盾的直接原因归结到了民主生活的介入。
    隐藏在这夫妻矛盾背后的自然有男性欲望的问题。但是，男性的欲望冲动只是夫妻间矛盾的一种解释，也是丁玲在小说中通过叙事所呈现的表面故事。我们还应当注意到从头至尾贯穿小说文本、穿插在何华明与三个女人故事中的是“牛的生产”这件大事，它和何华明的老婆的生产一起构成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所说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以及人类自身的生产这两种基本的生产。当劳动不发达时，整个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受约于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家庭及劳动力再生产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将会逐渐取代原先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33] 此时，身处变动社会中的人们又会遇到什么问题呢？在此，牛以及何华明老婆作为“物质基础”的生产为解读何华明夫妇矛盾提供一个新的线索，即伴随着边区社会结构调整、生产关系再结成而产生的经济与政治权利的再分配问题。
    在陕北，无论是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之前还是之后，家庭和夫妻关系都不能从妇女解放和妇女运动的单一角度来理解。长期以来，经济因素是陕北地区婚姻家庭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因素。在陕北，像《夜》里所描述的何华明的入赘，即站年汉现象，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经济原因。“站年汉是服役婚在陕北的一种表现形式，男子赴女方以服劳役的形式来支付娶妻所需的聘礼，是对女方家庭失去一个劳动力进行的先期补偿”。[34] 对于无法支付嫁娶礼金的何华明来说，去老婆家干活是用劳动力方式换得妻子的唯一方式。即便是婚后，财产和经济仍是维系婚姻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小说中，当何华明想到离婚时，心里盘算的仍然是钱的事情，“把几块地给了她，咱也不要人烧饭，做个光身汉，这窑，这锅灶，这碗碗盏盏全给她，我拿一付铺盖，三两件一副，横竖没娃，她有土地，家具，她可以抚养个儿子??”，甚至连牛都给她。[35]
    结婚以后，女人自然负担起了生产力的再生产这一重要任务。因此，对于无法完成这一重要任务的老婆，何华明用上了从区党委副书记那里学来的新名字，称之为不是“物质基础”。当时陕北的经济落后，小农家庭要维持基本生存，只有两个途径，一是添置生产工具，追加生产资料，比如牛；一是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来从事生产。在实际的劳动生活中，男女性别分工在生产中得到强化，男人主要负责生活资料的生产，女人则主要从事劳动力的生产——生育。但是，贫穷人家缺少培养劳动力的投资，同时更担心子女成长太晚和子女稀少影响生产的进行。于是女子成为扩大再生产的最有潜力的能动因素，“女子早婚一方面解除了父母生活的压力，另一方面又为男方家庭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更重要的是提前了夫家人口生产的过程”。[36]为此，陕北历来实行早婚的风俗。民国初年，法定的婚龄是男18岁，女16岁。这已经是在古代的女子13或15的基础上有所提高了。但是，边区政府成立以后，1939年4月的《婚姻条例》则将男女婚龄分别提升为20岁和18岁。可是，如果法律法规缺少现实基础，无法兼顾经济生活，自然得不到普及与推行。因此，在《夜》中，不仅代理乡长违法《婚姻条例》娶了一个才15岁的漂亮姑娘，在男主人公何华明看来“那发育的很好的清子”虽然不够法定年龄，但是“是应该嫁人了的啊”。[37] 事实证明，没有“物质基础”的上层建筑是行不通的，到1943年的边区第二界参议会上，很快就有人建议将男子改为18岁，女子改回原有的16岁。[38]到1944年边区政府公布《修正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时，就干脆取消了对于婚龄的规定。直到解放后才又一次规定男20岁、女18岁的适婚年龄。[39]显然，丁玲的《夜》对边区的婚姻问题有着非常透彻的理解。
    在《夜》中，何华明的老婆、侯桂英和清子不仅仅是男性欲望的对象，她们三者更构成了一组经济与政治资本上的有趣对照。毛泽东在早期的农村调查中指出，“夫权这种东西，自来在贫农中就比较地弱一点，因为经济上贫农妇女不能不较富有阶级的女子多参加劳动，所以她们取得对于家事的发言权以至决定权的比较多些” [40] 可是事实上，我们看到，在何华明和他老婆的例子中，女方因为没有办法完成生产力的再生产，家庭地位并没有因此得到改善，农村经济的破产确实进一步破坏了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条件，但是新的民主生活改变了从前的贫农何华明的社会地位，使得夫妻间的权利关系再一次改变，甚至使得何华明的老婆感到“自从他做了这乡的指导员以后，他们便更难以和好，像有着解不开的仇恨”。与此相对的则是侯桂英的家庭，因为参与了妇女运动和民主生活，这位妇联会的委员不但提出了离婚，甚至还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爱情。这也给边区的社会带来了新的麻烦，也即40年代大量出现的离婚现象。1942年达到了40年代的最高峰，竟有242起之多，而其中占比最大的是“情感意志不合”这种理由[41]。大量离婚在边区所引发的“只有富人和干部有老婆，穷人就没有老婆了”的怨言背后所揭示的恰恰是边区社会在实行了土地革命、推翻原先不合理的经济、血缘、族群关系以后、经济和政治权利进行再分配的情况下，婚姻问题所折射出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的问题。地主的女儿清子因为家庭富有不用急着结婚自不待说。妇女干部侯桂英和重新获得政治权利的何华明重新获得了婚姻自主权。而经济地位和民主地位都没有得到提升的何华明老婆却成为了社会关系变革、新的社会关系形成后的弱势群体。无论是旧社会的婚姻制度也好，还是边区新的民主生活也好，都没有改变何华明的老婆沦为“物质基础”的命运。传统家庭中的女性在新的社会关系中该如何生存，或者新的社会关系是否全面改变了原先已经结成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这些是《夜》所提出的问题。
    妇女的出路：大生产和民主生活
    对于以上问题丁玲并没有在小说中给出正面的回答，而是在小说中让何华明选择暂不离婚，“就让她烧烧饭吧”。丁玲1941年写作这篇小说时并未完全预见此后妇女运动的发展方向：即鼓励妇女加入大生产运动——特别是走出家庭参与各种以新型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各类农业合作社——和参加民主生活。边区二百万人，妇女占一半就有一百万，除去老的小的不能生产外，大约还有二十五万妇女劳动力。妇女的生产，在整个边区的生产上讲，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42]。 在继1940年毛泽东在给中央妇委的一封信中强调妇女在经济方面的伟大作用后， 1942年他再次谈到妇女工作的重点方向，“第一个任务就应是研究与帮助边区妇女群众广大地参加劳动生产问题，使一切多少可以从事劳动的妇女都走上生产战线，和男子一同解决增加生产的大问题[43]。” 毛泽东所说的“妇女都走上生产战线”并不是一句比喻，而是要求妇女真正的走出家庭，参加家庭外的生产战线，也即改变原先农村以家庭为主的生产方式，结成新民主主义社会新的生产关系，为今后的工业发展做准备。很快，妇女参加生产运动就被提上了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决议。
    1943年中央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动员妇女参加生产活动，指出“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达到解放的道路，亦须从经济丰裕与经济独立入手，多生产，多积蓄??”，建立了以生产为中心的新方针[44]。 这样看来，何华明希望保留老婆继续在家烧烧饭的想法是持续不了多久的。《夜》中所提出的部分问题，即何华明老婆该怎么办，很快就在1942、43年间都到了回应与解决。
    无法完成生产力再生产又无法在新的生产关系中开展劳动的何华明老婆还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加入妇女参政的队伍。在将妇女们组织进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和生产小组的同时，蔡畅要求各地的妇女联合会或妇女抗日救国会要进一步吸收各个阶层的妇女参加妇联组织，并按三三制的原则发展各地的非党员妇女干部[45]。邓颖超则更直接的呼吁妇女要参政[46]。从1937年到1941年，参与民主选举的妇女比例几乎翻倍。1937年边区第一次民主选举时，大约有15%的妇女参与了选举，而到1941年11月边区第二次民主选举时，约有80%的选民参加选举，其中参选妇女占30%以上，并有2005名妇女被选为乡级参议员，167名妇女被选为县级参议员，以及17名妇女被选为边区参议会议员[47]。丁玲在1944年-1945年间扩写的《夜》的残稿中也加重了妇女参政的描写，一开头就生动地描写了几个妇女候选人参与民主选举的场面。与1941年的《夜》不同，参与民主选举的妇女干部也增多了，她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有随丈夫一起逃到边区的难民冯兰英，乡里的妇联会主任张桂云、以及《夜》中原先就有的何华明的邻居侯桂英[48]。这次扩写无疑是对1941年妇女参与民主选举的一次反省。无论何华明的老婆采取哪种方式来改变她的家庭地位和命运，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她必然要走出家庭，因为正如毛泽东在给博古的信中所指出的那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中国“农民的家庭是必然要破坏的”。个人必须从“家庭”中“释放”出来，参与到各种“新式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团体”中去[49]。
    结语
    自1938年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所思考的一个重大的问题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也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结成的复杂背景下思考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与未来。 到1941年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还在强调党员干部应该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50]。 作为一名作家，丁玲此时正是在理论学习的浪潮中和实际的农村工作中捕捉到了社会变动的风向，用其作家敏锐的感觉感受着身处社会关系大调整中的男男女女们所遇到的问题与困惑。通过抓住延安当时的大生产运动以及民主政治建设这样的大事件，丁玲在她的《夜》中为我们呈现了中国革命打破乡村原有的经济及伦理秩序、向新民主主义社会新型生产和社会关系转变后，农民、家庭妇女、妇女干部所面临的各式各样的冲击，其中最主要的矛盾就是物质基础发展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夜》探讨的正是40年代初中国革命“明天”走向何方的小说。丁玲是一个作家，但同时也像她所自我要求的那样，是一个政治家，在革命的实践中“与革命相向而行”[51]， 用小说展开了一场与政治的生动对话，借此反思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革命的方向。 
    （本文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7期 注释请参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