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3-09/04/nw.D110000zhdsb_20130904_1-10.htm 戴燕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09月04日 10 版) ![](/uploads/collect/201710/16/2013090609111238300152.jpg)
《家国万里:访问旅美十二学人》,李怀宇著,中华书局2013年6月第一版,29.00元 1980年代末,第一次看到“余英时”这个名字,是他的《士与中国文化》在大陆出版,风靡一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书也是我的案头必备。余先生研究中国思想史,涉及的领域很宽,他的许多著作,都超出了我的专业与知识范围,一开始,我是被他的文章本身所吸引,他提问的方式、论述的方式以及分析史料的方式,与当时我能够看到的大多数论文不同。 我这一代,不少人曾经怀有同样的困惑:我们想摆脱几十年一贯的报刊“社论体”说话方式,可是因为从小在这一套汉语系统里长大,离开它,还不知道找什么话来替代。小说影视经常讽刺拿腔拿调说这种话的人,是“不会说人话”,而写论文的人似乎积习难改,那时候,拉个架子说空话、大话的论文还比比皆是,有的杂志甚至非此不登。 也许是“局外人”的缘故吧,余先生完全没有这些套套,他的文章都是自然而然、一气贯通,恰如苏轼所说:“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1994年,我在京都偶然听到他的一次讲演,也印证了从书中得到的这一印象。 那天,余先生是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明清社会思想史研究班讲《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与“校雠通义”》,京大的平田昌司教授约我一起去旁听,余先生立论高远、推理绵密、要言不烦的讲话风格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同时还注意到他回答问题时的礼貌和诚恳。 大概也就是在那前后,张灏、林毓生、夏志清、张光直、何炳棣、许倬云等旅美华人学者的著作越来越多地在大陆流行开来,那个年代,不像现在资讯发达、往来便利,他们的书每次在大陆被介绍或者出版,都会一时间洛阳纸贵。我自己则是从《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中国意识的危机》、《中国现代小说史》、《番薯人的故事》这些书中,学习到汉语世界里的另外一些思想、知识和经验。 这些都是一二十年前的事情,中华书局新近出版了李怀宇的《家国万里:访问旅美十二学人》,编辑李世文推荐给我,我一边读一边回忆起这些往事。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在最近这些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今观昔,在频繁的国际交流和对话让人已经习以为常的今天,回头去看当年这批旅美学者几乎个个有过令人惊艳的出场,未免会感到不可思议。而在很多人眼里,历史的这一页,又似乎到了可以翻篇的时候。但是,如果要讲大陆“后三十年”的学术史,无论这批旅美学者是否亲身在场,我想他们的影响力都不容忽视。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说余英时、张灏的思想文化史论述,还有夏志清的现代文学史论述,都曾给我们带来新的问题意识与新的思考路径。又比如说林毓生对“五四”的研究,也曾促使我们对那一代人的思想、学术,做新的评价和梳理。 这批学者去国久远,早已变成某种意义上的“局外人”,可是他们对中国文化表现出的敬意和温情,还是提醒了我们,对自己的传统要有一个历史的、中肯的估价。而从另一角度来看,他们虽然有着很深的“中国情怀”,却都经历过西方的学术训练,很多问题的提出,也是在呼应着西方学界,这也提醒我们注意到西方汉学跟我们自己的学术存在微妙的差别。 世事都有因果,对这些旅美学者及他们的著作,认不认同、赞不赞成,是一回事,是不是看到他们的存在、影响,又是一回事。 《家国万里》的作者是一位新闻记者,他访问的余英时等十二位旅美学人,虽然有几位是认识的,可是大部分我都不熟悉,只是这些年陆陆续续读到过他们的文或书,因此,首先我想应该感谢作者将这十二位学人一一介绍给我们,满足读者“读其书,想见其人”的愿望。 我一向认为记者有记者自己看世界的立场,对学术,也是这样。记者对学术包括学人的看法,不一定就能与学界内部取得一致,可是,好的记者大多有一种可贵的直觉,他们见多识广,看问题格外敏锐,而实地采访的习惯,又让他们始终保持感性,尤其是他们最懂得如何面对大众,所以,当他们用“新闻体”谈论学术的时候,与硬梆梆的学者论文相比,观点要鲜明得多,语言要生动得多,感情也要丰沛得多,因而也就更能够深入人心。 这些年,有的学术话题之所以能够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主要就是靠了媒体的推波助澜,前有“孔子”,后有“民国”。而有的学者之所以能够变成家喻户晓的明星,也要归功于媒体的塑造。学界与媒体、学者与记者,常常是难分彼此,谁也离不开谁。尽管身在学界,有时候不得不提醒自己要小心两者之间的界限,但在今天这样一个传媒时代,我想谁也不能否认,好的媒体与好的记者为学术、为社会创造的价值,恐怕未见得就比学者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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