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李才陆 一般来说，正史是枯燥的，有时甚至是乏味的。而《国史十六讲》（樊树志著，中华书局出版）则不然，面对历史的宏大场面，旁征博引，广采百家之长，同时根据叙述的需要，穿插一些知识性的讲述，使阅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受益。如在讲述中国的科技发明时，作者举了一个例子：公元1086年至1094年间，宋人苏颂与韩公廉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天文钟——水运仪象台，可以按时、刻、辰、更，自动打鼓、摇铃、击钟、鸣锣，举木牌报时，一天24小时的误差小于100秒。比西方发明的自鸣钟早了500年；再如关于“倭寇”的含义，在我们学过的历史书上，定义为“入侵中国的日本人”。这实在是历史的误会。作者为此列举了大量史实，证明“倭寇”是明朝当政者在海洋贸易已相当发达的时候，作出“海禁”的错误决策，逼使从事海洋贸易的人由商为盗。少量日本人受雇于海盗从事走私贸易。所谓“倭寇”，绝大部分是中国人。作者所言对这一历史的传统见解带有颠覆性，读来颇有新意。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功绩早有定论，作者在书中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郑和初始下西洋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作者引述了两种观点。一种是“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另一种则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前者已为世所公认。后者则显得扑朔迷离。说的是明成祖朱棣篡位后，为体现夺取帝位的合法性而欲置建文帝于死地，打听到建文帝已化装出逃，便派人四处追杀。此说读来令人哑然。历史的残忍有时竟然在春风谈笑之间被消解于无形。种瓜得豆，反而对历史的前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又如作者在讲“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这一章节时，对北魏的文明太后冯氏以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期间推行的一系列政治改革，给予了较高而客观的评价，认为其政治才能可与后来的武则天相提并论。然而不论二者的功过是非如何，一个已定格在群星璀璨的夜空，一个则黯然隐落于浩渺的宇宙。 德国历史学家耶格尔说：历史意识并非只瞄向过去，历史恰恰是为了未来而回顾往事。读完本书，我最大的感受是，历史不是一些死亡事件的简单堆砌，历史是有记忆的。无论你是歌是蹈、是哭是笑，还是声嘶力竭地吼吼闹闹，它都不再言说，也不再对你的提问甚至质询回答一语。它有时红光满面，有时又形容枯槁；有时慈祥可爱，有时又面目狰狞。仿佛是在提示后人：我有一个正面、一个背面，但有无数的侧面、切面和断面，面对未来，你们到我记忆的仓库来提取可资借鉴的史料吧！由此看来，历史既是真实的，又是虚伪的。真实是无数鲜活的生命，用自身的血肉和智慧推进了社会的发展；虚伪是在御用文人的粉饰下，让历史的车轮脱轨而行，使更多的历史事件和冤魂难以昭雪。历史既是多情的，又是冷酷的。多情是典章古籍留下的珍贵遗产，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画出了一条清晰可辨的曲线；冷酷是歌功颂德的文字里面，无数的刀光剑影在不停地争战杀戮。开创“贞观之治”的李世民，为争皇权而弑兄杀侄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雄才大略的乾隆所制造的“文字狱”，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切，让人看到历史的热血不断从冰冷的刀锋上喷溅而出，对历史的理解也就多了几分感喟。因此，任何对历史按一成不变的思维定式去解读、操纵或企图驾驭历史事件的人，最终必将犯历史性的错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