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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木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7月11日 14 版）
北大往事与创办《猛进》 不久前读了《李宗侗自传》（中华书局2010年版），传主是我们久已陌生的了。李宗侗是河北高阳人，早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1924年返国任教于北京大学，后曾出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全国注册局局长、开滦矿务局督办、故宫博物院秘书长等，抗战时期又曾护送故宫文物南迁京沪并转运重庆。抗战复员后，李宗侗任中法大学教授，1948年受聘为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 他是晚清名臣李鸿藻的孙子，又是国民党元老之一李石曾的侄子，后以史学家著称（有《中国史学史》等），《李宗侗自传》述其一生，笔者最为关注的则是其中“北大教书与办猛进杂志”一节。李宗侗在北大执教期间，曾参与《猛进》周刊的创刊与编辑，因此也与鲁迅有所接触，但后来很少有人提及此事。 1925年3月6日，《猛进》周刊在北京创刊，由北大哲学系教授徐旭生、李宗侗先后主编（李从第27期起接编），这是进步的政治刊物，1926年“三一八”事件后被迫停刊。关于《猛进》的创刊，《李宗侗自传》中回忆：“这一年（即1925年。笔者注），我并且同徐旭生等诸位先生，创办了《猛进》杂志，这件事亦是偶然的。——因为我那时无事常到前门外观音寺青云阁楼上吃茶，并同徐旭生先生谈天，偶然一天谈到何不办一个刊物，两人全同意了，就办起了《猛进》杂志。我们一共约集了十个人，每人每个月出十块钱，共一百块钱作为印刷费。封面‘猛进’这两个大字，尚是请一位甘肃朋友写的。” 以上是《猛进》出刊情由。至于谈及当年北大的风潮，《李宗侗自传》中也有回忆： “……记得有一次，北大的先生同学生混杂着排成队伍，往东四牌楼段祺瑞的住所去请愿。他住的这个胡同不太宽，所以大家只好分成两排鱼贯而入，到时段的卫兵已经将里边的铁门拉上，用枪对着来的群众，我这时恰好立在沈兼士先生的身后边，而沈先生因卫队拦阻而与他有所争执，卫兵就将枪抵住沈先生，我一看这情形甚为危险，如果卫队一开枪，不只打死沈先生，恐怕连我亦同时受伤，所以自从这次以后，我不再参加示威运动。可是徐旭生先生在另一次示威运动中，就在西长安街被军队打掉了两个门牙，这一次林语堂先生亦受了轻伤。因为在北大所办的各种杂志中，《猛进》是以批评北洋政府著名的，虽然因此引起了很多疾妒者，但是颇得当时北方主持共产主义的青年所欢迎……” 以上所谓“往东四牌楼段祺瑞的住所去请愿”显然是指1925年11月28日北京民众“反奉倒段”运动巅峰所发生的事，该运动由反对“关税会议”而引起，当时北京全国学生总会与广州外交代表团等团体发起“反奉倒段”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奉军中的郭松龄也倒戈回应，北洋内阁则形如瘫痪。当日游行队伍除赴段宅示威之外，还连捣章士钊、朱深、李思浩、刘百昭等内阁官员的住宅，此后又焚毁了北洋“研究系”的《晨报》报馆。又文中所述《猛进》“颇得当时北方主持共产主义的青年所欢迎”，这一史料以前却不曾发现。 《猛进》（以及北大“猛进社”）是当时北京一些教授“文人论政”的进步刊物和社团，换言之是“一个独立的文人机关杂志”。也正是在此前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阵营迅速分化，李宗侗的回忆为此增加了一个“个案”的导读。 鲁迅和《猛进》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自其标杆的《新青年》编辑部发生分化之后，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了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也进入到了“后五四”时期，彼时情状，一如鲁迅写给《猛进》主编徐旭生的一段话，那是鲁迅从取号为“活埋庵主人”的明末隐士徐树丕说起的：“谁料现在的北京的人家，都在建造‘活埋庵’，还要自己拿出建造费。看看报章上的论坛，‘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强聒不舍’，也许是一个药方罢，但据我所见，则有些人们——甚至于竟是青年——的论调，简直和‘戊戌政变’时候的反对改革者的论调一模一样。你想，二十七年了，还是这样，岂不可怕。”（《华盖集·通讯》）这是对此起彼伏的文化运动中不时的反弹现象的一种描述。在此前新文化运动高潮时，如“编辑圣手”孙伏园所云：“这年来自《语丝》、《现代评论》、《猛进》三刊出后，国内短期出版物骤然风起云涌，热闹不可一世。”（《一年来国内定期出版界略述补》）而其中的《猛进》，也如孙郁先生在《古道西风》一文中所述：“《猛进》几乎和《语丝》前后诞生，风格不同，思想却是锐利的。有的文章甚至比《语丝》更具有爆发力，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论坛。就当时讨论问题的特点而言，与鲁迅等人实在是相近的。青年时代的徐炳昶热力四溅，在北大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其实按那时的学问程度，他本可以成为很好的哲学教授，在学理上有自己的独特建树。但偏偏愿干预现实，喜欢写一些时评的文字，看《猛进》上的文章，抨击当局者为数不少，见解常常在别人之上。比如攻击段祺瑞政府的杂感，讽刺章士钊、陈西滢、杨荫瑜的短章，几乎与鲁迅相同。难怪鲁迅的一些杂感也发表于《猛进》，他在这位主编身上看到的绅士阶级没有的东西。”（《在民国》） 当年鲁迅对《猛进》的评论，集中于收入《华盖集》中的《通讯》一文（又先后发表于1925年3月20日、4月3日的《猛进》第3、5期），是鲁迅与徐旭生的通信。《通讯》之一写于1925年3月12日，鲁迅写道—— “旭生先生：前天收到《猛进》第一期，我想是先生寄来的，或者是玄伯先生寄来的。无论是谁寄的，总之：我谢谢。”“玄伯先生”，就是李宗侗。 鲁迅信中还说：“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我这种迂远而且渺茫的意见，自己也觉得是可叹的，但我希望于《猛进》的，也终于还是‘思想革命’。”对此，徐旭生回信说：“‘思想革命’，诚哉是现在最重要不过的事情，但是我总觉得《语丝》，《现代评论》和我们的《猛进》，就是合起来，还负不起这样的使命。我有两种希望：第一希望大家集合起来，办一个专讲文学思想的月刊。里面的内容，水平线并无庸过高，破坏者居其六七，介绍新者居其三四。这样一来，大学或中学的学生有一种消闲的良友，与思想的进步上，总有很大的裨益。我今天给适之先生略谈几句，他说现在我们办月刊很难，大约每月出八万字，还属可能，如若想出十一二万字，就几乎不可能。我说你又何必拘定十一二万字才出，有七八万就出七八万，即使再少一点，也未尝不可，要之有它总比没有它好的多。这是我第一个希望。”（胡适在《猛进》刊有《翁方纲的〈墨子〉》等） 鲁迅3月29日复信（是为《通讯》之二）说：“有一个专讲文学思想的月刊，确是极好的事，字数的多少，倒不算什么问题。第一为难的却是撰人，假使还是这几个人，结果即还是一种增大的某周刊或合订的各周刊之类。况且撰人一多，则因为希图保持内容的较为一致起见，即不免有互相牵就之处，很容易变为和平中正，吞吞吐吐的东西，而无聊之状于是乎可掬。现在的各种小周刊，虽然量少力微，却是小集团或单身的短兵战，在黑暗中，时见匕首的闪光，使同类者知道也还有谁还在袭击古老坚固的堡垒，较之看见浩大而灰色的军容，或者反可以会心一笑。在现在，我倒只希望这类的小刊物增加，只要所向的目标小异大同，将来就自然而然的成了联合战线，效力或者也不见得小。但目下倘有我所未知的新的作家起来，那当然又作别论。”这也是鲁迅对《猛进》的希望。 鲁迅信中还谈到了所谓知识分子（“智识阶级”），并提及“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这一重大命题。 谈及如何办刊物，鲁迅还说：“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毁了事情颇不少。学者多劝人踱进研究室，文人说最好是搬入艺术之宫，直到现在都还不大出来，不知道他们在那里面情形怎样。这虽然是自己愿意，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计。我新近才看出这圈套，就是从‘青年必读书’事件以来，很收些赞同和嘲骂的信，凡赞同者，都很坦白，并无什么恭维。如果开首称我为什么‘学者’‘文学家’的，则下面一定是谩骂。我才明白这等称号，乃是他们所公设的巧计，是精神的枷锁，故意将你定为‘与众不同’，又借此来束缚你的言动，使你于他们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险性的。不料有许多人，却自囚在什么室什么宫里，岂不可惜。只要掷去了这种尊号，摇身一变，化为泼皮，相骂相打（舆论是以为学者只应该拱手讲讲义的），则世风就会日上，而月刊也办成了。” 总之，鲁迅对《猛进》的寄望和看法是“也终于还是‘思想革命’”，以及致力于“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等等，这和他当时的思想和报刊理念相一致。 鲁迅发表在《猛进》上的文章，计有1925年9月25日《猛进》第30期的《并非闲话（二）》、1925年11月27日《猛进》第39期的《十四年的“读经”》、1926年1月8日《猛进》第44期的《碎话》等，其它谈论《猛进》的文字则又集中于《两地书》之中。 许广平对包括《猛进》在内的各刊发表感想，并表示欣赏于鲁迅“特色”的“暴露”文风：“先后的收到信和《莽原》，使我在寂寞的空气中，不知不觉的发生微笑。此外还有《猛进》，《孤军》，《语丝》，《现代评论》等，源源而来，关心大局的人居然多起来了！每周得着这些师资，多么快活呀。——《莽原》之文仍多不满于现代，但是范围较《猛进》，《孤军》等之偏重政治者为宽，故甚似《语丝》，其委曲宛转，饶有弦外之音的态度，也较其他周刊为特别，这是先生的特色，无可讳言的。——‘报应’之来，似有甚于做‘别人的文章的题目’的。先生，你看第八期的《猛进》上，不是有人说先生‘真该割去舌头’么？（见徐炳昶在《猛进》第8期（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发表的《通讯》：“鲁迅的嘴真该割去舌头，因为他爱张起嘴乱说，把我们国民的丑德都暴露出来了。”）——虽然是反话。我闻阎王十殿中，有一殿是割舌头的，罪名就是生前说谎，这是假话的处罚。而现在却因为‘把国民的丑德都暴露出来’，既承认是‘丑德’，则其非假也可知，而仍有‘割舌’之罪，这真是人间地狱，这真是人间有甚于地狱了！”（4月25日） 对攻《现代评论》 及《猛进》停刊 冯至在《但开风气不为师——记我在北大受到的教育》一文中回忆当年北京刊物繁华之时，“尤其是1924年至1926年，《语丝》、《现代评论》、《猛进》等周刊相继问世，极一时之盛。每逢星期日早晨起来，便听见报童们在街上奔跑叫卖，花两三个铜板买来一份周刊，就能很有心得地度过一个上午。因为这些小型刊物的撰稿人主要是北大的教师和个别的学生。他们通过这些刊物跟读者见面，无拘无束发表各种各样的意见和感想，生动活泼，读起来很亲切。”不过，没有多久，《猛进》与《现代评论》竟势不两立了，这是因为《猛进》揭露有“讨得官僚津贴或银行广告费的‘大报’”，即指《现代评论》，由此引发一场“混战”。 《猛进》第31期（1925年10月2日）刊有署名“蔚麟”的一篇通信云：“《现代评论》为受了段祺瑞、章士钊的几千块钱，吃着人的嘴软，拿着人的手软，对于段祺瑞、章士钊的一切胡作非为，绝不敢说半个不字。”而《猛进》正是周作人于当年8月21日在《京报副刊》上发表的《言论界之分野》中所提及的10家“反章”的报刊之一。这10家报刊是：《自由周刊》、《猛进》、《语丝》、《孤军周报》、《政治生活》、《莽原》、《国语周刊》、《妇女周刊》、《民报》、《京报》。 《猛进》爆料《现代评论》收受段祺瑞、章士钊的津贴，却无人予以回应，事隔数月之后，章川岛又在翌年3月1日的《语丝》发表通信，称“津贴问题——据说现代评论社开办时，确曾由章士钊经手弄到一千元，大概不是章士钊自己掏腰包的，来路我也不明。至于张嘉璈是否也津贴则我不得而知，大概金城银行每月送点广告费是有的，——不过我也是耳食之言，两千元倒是不止的。据说，章士钊经手一千元之外，国民党亦曾津贴一千元，还有二百元是武昌某大学校长送的。那么，1000+1000+200=2200。”案：所谓“津贴”，这里的“耳食”是来自章士钊、金城银行（《现代评论》有金城银行的长期广告，即自第1卷第16期，也即1925年3月28日起每期封底都刊登的金城银行的广告）、张嘉璈（中国银行）、国民党、武昌某大学校长等，对此，周作人撰文《关于一千元》，认为这2200元之中，200元是正路上来的“净财”，国民党虽然也给了一千元，但是《现代评论》并不怎样替它帮忙，只在第1期登了一篇《中山北上》的时评，听说还被社内的元老加以申斥，所以不成其为贿赂，只能算是一笔捐款，至于章士钊那一千元就大不相同了，“这仿佛并不是不大像贿赂”云云，不过，“章士钊那一千元”的消息从何而来，仍不得而知。 同年5月12日，上海《晶报》刊登了一篇《〈现代评论〉被收买？》的文章，《现代评论》撰稿人之一的唐有壬看了之后，写信给《晶报》编辑予以澄清，其曰： “五月十二日《晶报》载有‘《现代评论》被收买？’一段记事，是引用《语丝》的。《现代评论》居然会被收买，在诸位听了，当然以为是一件奇异的事情，所以惊讶地登出，而且着一个‘？’疑问符号在下面，可见得诸位还有不相信的意思。我所以敢于向诸位饶舌者，正因为这个‘？’号，因为若诸位竟据为信史，那就没有说明的余地，而我就不必絮聒了。《现代评论》被收买的消息，起源于俄国莫斯科。在去年春间，我有个朋友由莫斯科写信来告诉我，说此间的中国人盛传《现代评论》是段祺瑞办的，由章士钊经手每月津贴三千块钱。……这个消息传到了北京，恰遇着北大教职员驱逐王九龄的一件事。那时有一位与《语丝》有关系的教授，做了一篇骂王九龄的文章，要《现代评论》登载。文章的内容是王九龄如何贩卖鸦片烟，如何逢迎唐继尧，都是关于个人私德的话，而没有政治上的理由。我们最初就持着‘只论事，不论人’的主旨，对于这种谩骂攻击式的稿件，便直截了当谢绝了。这是《现代评论》与《语丝》结怨之始……他们便一齐攻击起来，什么反革命呀，反动派呀，帝国主义之走狗呀，文妖呀，奴才呀，畜生之畜生呀，都是我们的绰号。这一年来的《语丝》，《猛进》，《京报副刊》，《国民新报副刊》，都充满了这种口吻，甚至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反基督教大同盟运动，竟将《现代评论》社的人都列入应打应烧的名单里面。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还说什么呢？” 唐有壬的信把《现代评论》与《猛进》诸刊的恩怨表白的很清楚，其中还特别澄清“《现代评论》被收买的消息，起源于俄国莫斯科”，也就是说，这是谣言。其实，办报刊无疑是需要一定的经费的，特别是当广告和发行尚不能维持报馆的生计之时，就只好有条件地去接受某些外在势力的津贴，何况当时的政府也有义务提供这笔资金，新闻史上的“津贴”制度就是指政府用津贴报纸的手段来达到控制舆论的目的，如北洋政府在钱能训内阁时就曾由盐务署拨款，每月资助各报馆以津贴若干，即以供给“万国报界协会”的会费为名，每月出资500元；至潘复内阁时，降为300元；再到董康上台后，索性全部裁撤，于是就在1922年7月间引起了报界的强烈反应，最后黎元洪总统表示同意恢复拨款，后在颜惠庆内阁时就照旧“恢复”了。换言之，当年的所谓“津贴”是一种制度性的行为，也是当时报界的“集体行为”，笔者所以称当年《猛进》等与《现代评论》的对攻是一场“混战”，就是认为所谓“津贴”云云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那只是攻击对方的一个口实，一是拿不拿钱并不是最关键的，因为拿了人的钱未必就一定要嘴软，报馆仍然可以保持独立的舆论，何况谁又能确保自己不拿人钱？二是打官司要凭证据，一味靠“耳食之言”却不能立论。其实，当年争论双方的背景，是“后五四”时代现实政治渗入言论界的一种现象，或许还是现实政治残酷性的一种展示，当时在北京的主要媒体上就有一场“苏俄是敌是友”的大辩论，持“苏俄是敌”观点的文章几乎篇篇都不离“卢布”二字，这是影射或直言反方是拿了卢布，而当时苏俄确曾拿出不少卢布来支持国共两党，但思想上亲俄的或撰文支持苏俄的却未必就真能参与分羹。如人所知，揭发论敌的软肋一向是政治斗争中的杀手锏，当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笔战时，彼此就以“拿了人家的嘴软”为相互攻伐的利器，而我来你去，可能都去真相为远。 “三一八”惨案之后，《猛进》亦“寿终正寝”。据鲁迅的《大衍发微》：当时遭到北洋政府通缉的共有48人，其中《猛进》的撰稿者就有8人之多，而因此遭到“妨害三种期刊”即被停刊的3种刊物，依次是：“1．《猛进》；2．《语丝》；3．《莽原》。”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