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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4月04日 11 版）    《亚鲁王》（全二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编，中华书局2011年11月第一版，1680.00元 谁曾想到，与《诗经》前后时代差不太多的一部口头文学《亚鲁王》居然活在田野里，而且还没有进入我们的文学史。 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亚鲁王》的一只脚已迈进我们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因此增添它的分量。 在多年来全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中，最大的快乐是发现。 前年初夏，身居贵阳的文化学者和作家余未人在电话里激动地告诉我，她那里发现了苗族的长篇英雄史诗，一时我感到她的声音兴奋得闪闪发光。但我的脑袋里还是响着一个疑问：这可能吗？ 始自上世纪初，中国文学和文化界的有识之士发动的一轮又一轮民间口头文学的调查中，不断有收获涌现，我们数千年古老的中华大地文学蕴藏之深厚真是无法估量，然而自《格萨尔王传》、《伊玛堪》、《江格尔》和《黑暗传》等等搜集整理完成之后，很难想象还有不曾知晓的一个民族的长篇英雄史诗会横空出世。特别是在现代化和城市化高速推进的今天，随着传统生活的骤变、农耕聚落的瓦解和现代传播方式革命性的强力入侵，无形地依附于口头的文学比任何文化遗产都消失得快，而且像风吹去一般无声无息。怎么还会存在一部体量巨大的史诗？ 最初，我和中国民协抢救办对此所知尚不明晰。经那里的学者初步判断，这部史诗的内容为苗族生活地区广泛流传的始祖亚鲁王的创业史。字数至少一万行，至今活态地保存在贵阳西南紫云等六县交界的麻山地区，并伴随着原始的“祭祀”包括“砍马”习俗的仪式。然而传承歌手年岁较大，其中能较完整地唱诵的年长者已93岁。尤其这一带使用的“西部苗语”相当艰涩，外界难懂，能在第一线进行搜集和调查工作的只有一位年轻的苗族大学毕业生。 余未人的信息明显有告急和求援的意味。我深信余未人的文化功底与学术的判断力。当即与中国民协罗杨、向云驹二位研究决定由我学院非遗中心立即派出一个小组，成员包括研究人员、摄影家及向山东电视台求援而来的影视摄像人员，火速奔往贵州余未人那里报到。同时，中国民协决定给予必要和有力的资助。 在贵州麻山地区前沿的调查紧张、艰难又有效。尽管当今社会仍然没有我们所期盼的文化自觉，但在《亚鲁王》抢救上却幸运地得到各方面必需的支持与合作。 经过专家判断，史诗《亚鲁王》所传唱的是西部方言区苗人迁徙与创世的历史。史诗主角苗人首领亚鲁王是他们世代颂扬的英雄。由于崇拜至深而具有神性的亚鲁王，不是高在天上的神偶，而是一位深谋远虑、英勇豪迈、开拓进取、有情有义又狡黠智慧的活生生的人。为此，千百年来才会与代代苗人息息相通，在东郎的吟唱中有血有肉地活在他们中间。 史诗开篇宏大，具有创世意味。通篇结构流畅大气，程式规范庄重，节奏张弛分明，远古气息浓烈，历史信息密集。细细读来，便会进入远古苗人神奇浪漫又艰苦卓绝的生活氛围中；大量有待破解的文化信号如同由时光隧道飞来的电波繁渺而至。 从这部长诗的价值看，无论在历史、民族、地域、文化还是文学方面，都是无可估量的。 专家认为，正是由于麻山地区地处偏远，外人罕至，语言独特，交流不便，又信息闭塞，直到前几年才有电流连同电视信号通入山寨。故而亘古以来，麻山苗人几乎在自闭的状况中生活着。更由于他们世居于荒岭僻野之间，在乱石块中有限的土地里种植谷物，生活状况十分原始；精神信仰便成了他们最有力的支柱；这位顽强坚忍、从不妥协的亚鲁王的精魂才一直是他们浑身筋骨中的力量。这便是亚鲁王数千年传唱不绝的根本缘故。 苗人的关于亚鲁王之说，广泛流传其聚居地，但在其它地区多为故事、传说和短诗形式，惟麻山地区以长诗传唱。是否其它地区原先也是长诗，因与外界交流得早，渐渐萎缩了？这只是猜测。然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的高速发展，麻山地区与外界渐渐相通，这部浩翰的活态史诗及相关习俗与仪式必定难以避免地迅速走向瓦解甚至消亡之路。我们正处在这时代更迭的转折处，抢救存录便成为首要的工作。无形的、动态的、只在口头流传上依存的遗产变得极不可靠，只有转化为文本才有确定性。这也是本书出版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现在出版的《亚鲁王》只是第一部，凡10819行。调查重点为紫云县的六个乡镇，也是《亚鲁王》活态存在的中心地区。紫云县这六个乡镇属于麻山地区，而麻山地区又涉及到六个县。另外苗语西部方言区的不少市、县也都有《亚鲁王》的传说。显然还有大量的搜集整理工作尚待去做，其规模与体量尚无法估计。目前，人力与财力的缺乏仍使工作力度不尽人意；特别是从已调查的资料看，在数百东郎口中，其保存内容不一，版本不一，甚至说法不一。如何记录与整理，是日后工作难度要点之一。 依我之见，《格萨尔王传》为藏族史诗、《江格尔》为蒙族史诗，《黑暗传》为汉族史诗，这些民族皆有文字，也有手抄本。而《亚鲁王》为苗族史诗，无文字，从无抄本，一切都是由经过拜师仪式的“东郎”口口相传。由于记忆各异，或传唱中各自的发挥，致使流传“版本”与内容纷繁多样。这也正是口头文学活态存在的特征。我想，当前急迫的工作应是对《亚鲁王》做更彻底和全面的普查与存录。存录的主要方式是用文字和音像记录，将其原始生态原真地保存下来。这样一说，本书出版仅仅是《亚鲁王》搜集整理的开始，而非大功告成。 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集是《诗经》，即民间口头文学集。这表明口头文学是一个民族文学的源头。此后，虽然我们的文学史向着文本化与精英化发展，但口头文学在民间仍充满活力，直至今天；然而，谁曾想到与《诗经》前后时代差不太多的一部口头文学《亚鲁王》居然活在田野里而且还没有进入我们的文学史呢。 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亚鲁王》的一只脚已迈进我们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因此增添它的分量。 发现《亚鲁王》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在它舒缓沉雄、铿锵有力的诗律中，清晰地呈现出苗族——这个古老民族的由来与变迁的全过程，活生生见证了中华民族在上古时代相互融合的曲折进程。这部口述的诗化的民族史，还是苗民族精神与生活的历史经典，是其民族文化所达到的历史高峰的令人叹为观止的见证。故其意义远远超出文学本身。 它的发现是当代文化遗产抢救的重大收获，这使我们倍受鼓舞与激励。让我们迎接这一迟到的民族文学的瑰宝吧，并接续把《亚鲁王》未了之事认真做下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