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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洪波 发表于2011-04-17 02:19 我们谈论中国历史时，一般都是以当代中国的疆域去划定历史中国的空间范围的。 近些年来,我们常在从欧美和日本翻译过来的学术著作中读到关于“中国认同”这一话题的讨论，其中涉及中国民族、边疆、区域以及中外关系等等问题。中国学者相关的研究也不少，就我这个一般的文史爱好者目力所及，姚大力、王明珂等人在这方面都有独到论述。著名学者葛兆光日前出版《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3月版），着力处理的也是这一问题。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很自然地，我们谈论中国历史时，一般都是以当代中国的疆域去划定历史中国的空间范围的。但葛兆光指出，由于国际学界新的学术潮流（包括区域史研究、从亚洲出发的历史叙述、台湾学者的同心圆理论、对蒙元和大清帝国的研究、后现代史学等等）的冲击，关于历史中国之界定，已愈益成为一个问题。美国学者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解构了以当然的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后设历史”，指出“所谓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其实是‘虚假的同一性’，所以要从这种民族国家虚构的同一性中把历史拯救出来”。（杜赞奇的这个观点也并非纯是“后现代”的理论演绎，梁启超在解释中国人之所以不爱国时就说过：“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吾氏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总体上，葛兆光是不同意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说法的，所以在《宅兹中国》第一编第一章中即论述了“‘中国’意识在宋代的凸显”，指出“具有边界即有明确领土、具有他者即构成了国际关系的民族国家，在中国自从宋代以后，由于逐渐强大的异族国家的挤压，已经渐渐形成”。葛兆光认为，历史学者的当务之急并不是“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而是“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 近期还有一本书涉及“中国认同”这一话题，这就是许倬云的《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三联书店，2010年8月版）。正如梁启超所言，“标一现象而名之曰某国，是必对于他国然后可得见”，历史中国很大程度上是由不断涌现的众多“他者”界定的。该书讲述了从史前以迄于当代，中国疆域的变动、中国与其他国族的互动、中国本部与边陲族群的互动等等，在这种不断变动的内外分际中，历史中国的轮廓依稀可辨。 葛著和许著都触及一些现实问题，尤其葛著批评了日本兴起的“满蒙回藏鲜”之学和“亚洲主义”言说的政治意味，并反对不考虑水土地移植西方理论，其现实关怀非常明显。近些年来，诸如高句丽问题、钓鱼岛问题人们很关注，民族问题也非常突出，但一般人除了诉诸民族主义情绪之外，往往昧于相关知识，讲不出什么道理。因此，学界开放相关问题的自由研究，并将其介绍给一般读者，使之成为公共议题，是值得肯定的趋势。 另外，在我看来，如果不能从学术上严肃地讨论“中国认同”问题，而任凭浅表化的民族主义情绪泛滥，弊端实在是很大的。最近读摩罗的《中国的疼痛——国民性批判与文化政治学困境》（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一方面觉得他的国民性批判之批判不能说全无道理，另一方面也为他把民族感情放在第一位，似已不相信人类拥有普世价值以及来自人性的绝对善恶，而深感遗憾。许纪霖在《启蒙如何起死回生：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中这样评论摩罗：“在伦理价值的废墟上，除了国家意志之外别无一物，民族利益成为了唯一有价值的价值。”许纪霖说，“中国的历史主义在乎的只是‘我们’与‘他者’的区别”，“以为只要是‘中国的’在价值上就一定是‘好的’”，但无论如何，“这种封闭的‘区别敌我论’并不能构成有效的价值正当论”。 何谓中国，认同什么？许倬云有一个很好的回答，他说：“中国”文化之要点，“不是以其优秀的文明去启发与同化四邻，而是有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此一见解实在是过火的民族主义情绪的解毒剂。 丁东主编的《追忆双亲》（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年3月版）是最近读到的另一本好书。此书收录二十七篇子女追忆父母（有两篇是追忆公公和婆婆）的文章，其中礼赞父母道德品行、叙写父母人生悲欢的篇章读来非常感人，但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那些感情不睦的父母和子女的故事：邢小群笔下的父亲是“一个常人都视为很好的同志；一个让儿女心寒的父亲；一个妻子不希望与其同穴的丈夫”；李南央笔下的母亲是一个“曾经深重地伤害过别人，而至死没有些许歉疚之意”的“无可理喻的人”……此外像老鬼与母亲杨沫的故事、季承与父亲季羡林的故事，早已读过，但这次重读，依然惊心。 古人有三不朽的说法，所谓立德、立功、立言，兼此三者，在中国三千年的漫长历史中，也没有几个，而晚清的曾国藩正是这样一个牛人，所以他生前就获得了“圣人”称号。然而，在张宏杰的《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2月版）中，绝少表现传主超凡入圣的一面。该书三个部分：“正面”关注的是曾国藩如何从 “愤青”变得“老奸巨猾”的；“左侧面”关注的是曾国藩的经济生活；“右侧面”关注的是曾国藩的信“迷信”和信“天命”。想来也是，“圣人”也首先是一个人，如果老曾一路“愤青”到底，在官场上总混不开，“立功”能立多大恐怕很难说。总之，此书写得相当有趣，也很有想法，值得一读。 《宅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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