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纯子 鹤田浩二 高仓健
    任侠电影是日本电影史上重要的类型电影之一，蕴涵着深厚的日本民族精神。任侠电影是日本电视产业崛起后的产物，20世纪6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 高速发展的电视产业给日本电影业造成了极大的打击，日本电影产业急速衰退。为了抗衡日益普及的电视产业，日本电影采取宽银幕、彩色化和大片主义等对策。此 时，日本著名的东映公司将制片路线转向任侠片，并建立了自己的制片基地。在60年代后期，东映公司任侠片制作数量达到顶峰，高达电影总量的34%，成为当 时最受欢迎的大众电影，并代表了当时日本成熟的商业电影模式。
    任侠电影没有丰富的故事情节，但通常有固定的叙事模式。背景一般是明治末期和昭和初期前后，以黑社会人物为主人公，讲述新老黑帮的冲突，主人公 通常被塑造成为“正义派”，为维持黑帮社会的秩序而奋勇战斗。任侠片基本沿袭单一的故事情节，宣扬日本古代的侠义精神，体现了日本传统道德观和工业现代化 的矛盾。
    日本黑帮社会的起源是在江户时代，由于城市中资本主义的发展，赌徒、摊贩等以黑帮领导者为首组织在一起，建立起具有礼仪化、封建式的强大集团。这种集团的建立类似家庭组织，黑帮首领和手下类似家长和孩子，是绝对服从的关系。黑帮社会保留了封建时代的人际关系。
    表现黑帮社会的任侠电影，其核心的主题元素是义理-人情的冲突，即义务和人性之间、责任与个性之间的冲突，解决矛盾冲突的方法是多样化的。各种 义理-人情的冲突常见于“一餐一宿”，通常是男主角受到黑帮主人的热情招待，他就参与到黑帮主人与敌人的斗争中，并为主人舍命搏斗。另一种关系则是黑帮中 的“父子关系”，是黑帮大佬和手下的关系，黑帮成员之间像是家庭成员一样，这两种关系出现在大量的任侠片中。任侠片中的黑帮组织是根据黑帮老大和部下的关 系而建立起来的，既是一种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同时又是通过家庭般的情感连接在一起的互助关系。
    任侠片倡导义理－人情的传统伦理价值观，同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一脉相承。武士被称为“侍”，武士道即“武士的训条”，其思想源自中国的儒学佛教和 神道教，其中“义”是武士准则的核心。武士道是日本民族独有的一种精神，在平安时期随着武士集团的形成而出现。到了江户时期，在吸收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基 础上实现了理论化，并渗透到日本社会的各个阶层。武士道定型于江户时代(1603-1867)，为适应幕藩体制的需要，提倡等级性的忠诚观念。新渡户稻造 在《武士道》中认为武士道作为一种美德和精神在日本永世长存。武士道是封建制度道德的产物，武士是日本历史身份和完整性的极致代表。
    武士道精神以大众教育和大众娱乐等方式向社会各个阶层渗透，并为各阶层提供了道德标准，武士道是日本全民族的崇高理想。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 中说，武士道从它最初产生的社会阶级由多种途径流传开来，在大众中间起到了酵母的作用，向全体人民提供了道德标准。武士道最初是作为优秀分子的光荣而起步 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了国民全体的景仰和灵感。
    任侠道是从武士道中分化出来的庶民伦理，通常是日本黑帮的行为准则，并且成为黑帮这一社会群体的同一性。任侠道以“义理”为核心，“义理”也是 任侠片独有的精神特质。新渡户稻造说，义理是单纯而明了的义务，是对双亲、对晚辈、对一般社会等所负有的义务。义理是同日本黑帮密切相关的一种社会规范， 也是日本独有的文化范畴。任侠片以“义理”为核心，表现新老黑帮在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利益冲突，最后通常“义理”取胜，主角在义理和人情的裹挟中走向义无反 顾的自我牺牲道路。就任侠道而言，黑帮家族及其成员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把整个生命看作是臣事主君的手段。
    鹤田浩二和高仓健是20世纪60年代最受欢迎的任侠明星，也是日本昭和电影全盛时期的代表。鹤田浩二在东映公司拍的第一部任侠电影《鲜花与暴风雨及黑帮》大获成功，直接推动了东映公司任侠片的生产。此后，鹤田浩二在《赌徒》《明治侠客传》等多部影片中扮演侠义之士。
    高仓健主要扮演为了义理和人情不惜牺牲自己的硬汉形象。1965年，《网走番外地》是里程碑式的任侠电影，在影片中，高仓健塑造了冷峻的硬汉形 象。之后，在《日本侠客传》系列《昭和残侠传》和《绯牡丹赌徒》等系列片中，高仓健都将这种铁血硬汉形象发挥到极致。高仓健一生的作品中超过一半是任侠 片，堪称日本任侠电影的代表。
    高仓健主演的任侠片背景多数是明治末期和昭和初期前后，当时的日本面临现代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在新与旧、外与内等各种因素激烈碰撞中，高仓健 在电影中重塑了昔日的武士精神。1960年，高仓健早年饰演的《网走番外地》系列电影中，他一身黑色皮衣从风雪中的北海道监狱出来，向所有不仁不义宣战， 扮演以一敌十的硬汉。《日本侠客传》中，高仓健半裸着身子、刺青耀眼地在雪地、荒野里和对手厮杀，豪气毕现。在《昭和残侠传》系列中，高仓健身穿和服，手 持短刀的标准化着装，坚守任侠伦理，沿袭了日本武士的审美观。花田秀次郎(高仓健)因 “一宿一饭”之义理而同敌对组织柛组组长进行殊死搏斗。高仓健扮演的人物总是穿着和服，佩戴着日本刀，是封建时代的黑社会力量，与他为敌的黑社会是新兴势 力，穿着西装、手持手枪。高仓健代表正义的、封建时代的道德观，而新兴势力通常被设定为反面派。黑帮中的每个人物都体现了武士品德的方面，但又复杂而富于 个性。新黑帮在现代财团的支持下实行现代的行为模式和道德准则，影片的道德力量通常转向代表传统礼仪的老黑帮，其中主角最后奋不顾身，壮烈地决斗，通常是 为了“一宿一饭”之恩，无论恩之厚薄，效忠并无二致。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说，在世界文化范围中义理是日本独有的道德义务范畴。本尼迪克特将日本人的 义理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对社会的义理”，即向人报恩的义务；另一种是“对名誉的义理”，指使自己的名声不受玷污的义务。任侠片多数表现知恩图报的义理。
    继鹤田浩二和高仓健之后，藤纯子成为任侠电影的另一位当红影星，她在《日本女侠传》和《女赌徒》系列等影片中，延续了任侠道的义理，并以女性刚柔并济的演绎为任侠片带来另一种风格。
    任侠片中的义理人情是武士阶层向庶民阶级的精神渗透，寄托了当时普罗大众对过去忠义等传统价值观的怀念。任侠道既是封建时期武士道的精神延续， 也是日本在近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大众化精神机制的表现。任侠片另一方面也表现了日本传统与现代化(西化)之间的冲突、西方文化价值观对传统的生活方式造成威 胁，任侠片表现了日本大众普遍的怀旧情绪，成为日本义理人情和传统价值的守护者。
    任侠片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保持了封建传统的人际关系。任侠片也反映了“二战”后日本社会转折的历史性时刻，并对日本当时的社会现状和历史进行了一次融合，同时也是日本新旧社会交替时期的产物，新兴力量和旧时代的没落在影片中并列呈现出来。
    至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先锋电影和政治电影的大行其道，山下耕作等导演从任侠片转向“实录路线”。“实录黑帮电影”打破了任侠电影关于侠客 和义理人情的幻想，任侠片逐渐衰退。1980年代即昭和时代末期，随着日本偶像工业的成熟，娱乐文化趋向多元化，电影再一次受到冲击。作为昭和时代的象 征，黑帮硬汉残留着明治时代武士精神的侠之大义，高仓健代表了现代化转型时期日本昭和时代的侠者形象。1977年，高仓健在《幸福的黄手帕》中也成功转 型，但他所代表的一代任侠片曾是日本电影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是日本武士精神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