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刚，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届中青年作家高研 班学员，首都师范大学2010至2011年度驻校诗人。著有诗集《诗，或者歌》《第二本诗集》《粥中的愤怒》《正午偏后》《斯世同怀》和诗文随笔集《落日 条款》《愿诗歌与我们的灵魂朝夕相遇》，曾获齐鲁文学奖、华文青年诗人奖、柔刚诗歌奖、阮章竞诗歌奖和《十月》年度诗歌奖等。 两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自己有了花眼的迹象，这本算不上什么意外，无非生命中的事实按照自身的规律和秩序不请自来，弦外之音却显得意味 深长：季节人生，大抵已是秋天。回首往事的骄子在追光灯下讲授“必然如此”的成功学，不堪回首的失败者则可以在剧院的丙级票区乃至剧院外面安置“原来如 此”的惭愧了——布罗茨基说，生活的可见层面永远比生活的内容更为重要——对于我这一代置身其中的人来说，不是命运开始出现分野，而是已经完成了分野。流 逝的光阴向来如此，不容商榷，当我从慵倦的寂静午睡中茫然醒来，当我怀着诗人的沧桑之心去求解一些诸如此类被现实主义视为“一分为二”的命题，我知道，我 所寻找的诗歌答案并不具备普遍说教的价值，甚至连分享喜悦都只能在一个局促的空间展开。我还知道，我没有打算依据生活的强行教育来调整自己的写作兴趣以取 悦附着在诗歌表面的那些即时诱惑，并且愿意用足够的耐心为之交付我所能承受的学习费用——像曼德尔施塔姆谈论但丁时所言：诗歌中重要的东西只是对诗歌发生 过程的理解。人不满百常怀千岁之忧，一个合理的诗人，历经境界、意趣和创造力的综合考核，守住道德底线和文学的基准尺度并非额外要求，不过是土壤般的呼吸 无处不在。如此，诗人在彰显“个性”时才不至于因为跑偏而迷失在“任性”的路上，才不至于把弗罗斯特的“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 那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当作一笑了之的浅表性抒情。在我看来，互联网时代以降，诗人的总体表现差强人意，隔三差五跑到台前的“话题演出”几无 新意，而且往往授人以柄，被取笑的诗歌和诗歌精神至少在形式上仿佛毫无还手之力，有风骨的公共艺术交流在开放的网络平台上越来越倾向于私有化的沉默，这就 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日新月异的科技和喜欢热闹的诗歌写作者相得益彰，自成体系的诗人却选择了谨慎地规避和寂寞开无主地掉队(谁跟自己成为朋友，谁就不 会在独处时感到寂寞)。赫塞认为，人生是课以每个人各自不同的一次任务，在这里，重要的不是“任务”而是“各自不同”——因为人类不会轻易把一件世所仅有 的任务交给哪个具体的人，所以，“各自不同”决定了一个人(不仅仅是诗人)对于生生不息和薪火相传的贡献率。风在树木面前藏不住级别，雨水也绝无倒流到天 空的可能，诗人允许形形色色，诗篇也允许鱼龙混杂，大浪淘沙却只有一种方式且至今未见变化。尼采告诫我们不要抛弃灵魂中的英雄——这句话的前提是，我们的 灵魂中首先要有一个存在的英雄构成被我们景仰的坐标。何谓英雄？字典给出的解释为“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英雄的颜值和版本虽不一而论，惟浩 然之气和磐石之心不可或缺，阮籍当年指责竖子成名恰恰是对英雄的深情呼唤和间接致敬。而上个月，诗人宋石头揣着“不想让古人小看”的一意之念，置现代交通 工具于不见，只身徒步走了六七天，走了200多公里，从太原一路雪迹赶到长治，只为找朋友喝顿酒，也称得上逆势出场的“单体细胞”英雄挑战司空见惯的生活 和大数据治下的时代。物质可不可以成为灵魂中的英雄？可以；权势可不可以成为灵魂中的英雄？可以；物质和权势可不可以成为灵魂中改造思想和修订诗歌的英 雄？这个似乎不可以。我眼睁睁地活到了花眼的年龄，还在替那些一目了然的话题自问自答，你觉得是欣喜还是忧虑？是杞人忧天的追溯、无可奈何的停滞还是高处 生寒的瞻望？记得年轻时参加饭局，主人苦于我没有合适的社会职务，干脆介绍说：“这位是诗人，王夫刚诗人。”起初我有点儿尴尬，毕竟诗人不是通俗易懂的局 长，也不是财大气粗的总经理，及至后来，我不但欣然接受了这个称谓而且渐渐有所偏爱，经过这么多年的妥协和反抗妥协，的确没有另外一种更合适的称谓接近于 我了——过去没有，现在没有，以后也将注定没有——情况就是这些，命运已经这样，那么，我为自己的诗人身份而感到荣幸，这也将是我在中年和中年以后所遭遇 的一种“原来如此”的非选项现象：如果我的灵魂中有一个未曾抛弃的英雄，他的名字必须叫做诗歌，在生死疲劳的旅途上启蒙般把我的休眠火山一次次唤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