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K.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1874~1936），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经常被誉为“悖论王子”。早年在圣保罗学校和斯莱德艺术学校求学。当过记者，于1925年起主办《新证人报》（后改名为《G.K.周刊》）。散文风格多样，文笔轻盈。文学批评颇获称誉。论著《文学中的维多利亚时代》（1913)及有关勃朗宁、狄更斯、萨克雷、乔叟的研究著作见解精当。
    / 苹果是金色的 /
    劳伦威尔·肯森 王咏梅 / 译
    G. K.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 1874-1936)是英国小说家、诗人、随笔作家、报纸撰稿人、基督教护教学家。一生著书八十余部，出版有自己的刊物(《OK.周刊)。在去世之时，他已经是英国最受尊敬、著作被最广泛阅读的作家之一。切斯特顿身材高大，个性开朗，胃口、酒量都很大，而且交友众多，喜欢穿一件大披风，手拿剑杖。
    切斯特顿的著作才智幽默，从不乏味。他的幽默以及由此而来的易于理解，有时候被误认为是轻浮浅薄。在《异教徒》第十六章“论麦卡比先生与一种神圣的轻薄”的伊始，切斯特顿有力地回应了这一指责：
    一位评论家曾以一种愤慨、理性的口吻告诫我说:“如果你一定要开玩笑，至少你不必拿如此严肃的对象开玩笑。”我用一种本能的直率和惊奇回答道：“一个人若不拿严肃的对象开玩笑，拿什么开玩笑?”......拿极其重要的事情开玩笑的不是我，甚至不是某一类记者或爱开玩笑的人，而是整个人类......世界上最严肃、最可怕的事情——结婚、被处以绞刑——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笑话。
    切斯特顿的著作所论述的确实是世界上最重要、最严肃的事情，即有关如何在一个不平凡的世界做一个平凡之人的事情。他常常会诉诸故事。尤其是奇幻故事(即“童话”)对我们产生的那种震撼力。在《回归正统》(orthodoxy)中，他写道“这些故事之所以说苹果是金色的，是为了让我们重新回忆起那个久已遗忘的时刻——我们发现苹果是青色的。之所以描述河流中流淌着葡萄酒，是为了让我们在一时的狂喜之中、记起河流中流消着清水。”
    说服现代人《无论是20世纪初的英国人，还是21世纪初的中国人)，让他们将自己已经逐渐视为日常、平凡之物，视为神奇、不平凡，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切斯特顿在令人惊奇方面却是一位大师。在他所有的著作中，他一次又一次成功地使读者(甚至一开始不赞同他、反对他的读者)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世界。幽默是其策略的一部分。C.S路易斯承认，阅读切斯特顿的著作是使他重归基督教信仰的因素之一。在自传中,路易斯写道：
    他的幽默是我最喜欢的那种——不是点缀在文中的“笑话”(如蛋糕中的葡萄干)，更不是一种泛泛的轻率和逗乐(那是我无法容忍的)，而是无论如何也无法与论证拆开的幽默……那把利剑之所以亮光闪闪，不是因为剑手定意要让它那样，而是因为此刻他正在捍卫自己的性命，在飞快地舞剑。
    / 论正统的重要性 /
    G. K.切斯特顿 王咏梅 / 译
    当今时代我们反常地使用“正统”这个词，没有什么比这更奇怪地表明了现代社会中一桩巨大而又无声的罪恶。从前，异教徒以自己不是异教徒而自豪。世上的王国、警察、法官，他们是异教徒，而他是正统。他丝毫不以自己叛逆了他们而自豪，反倒认为是他们叛逆了他。那些冷酷得坚不可摧的军队，那些冷若冰霜的君王，那些体面的国家运行机制，那些合理的法律诉讼程序，所有这些都如迷失正途的群羊。这个人以自己是正统、以自己立场正确而自豪。倘若他独自一人伫立在荒凉的旷野，他不只是一个人，他是一个教会。他是宇宙的中心，星辰围绕着他转动，十八层地狱中的所有折磨加之于他也不能使他承认自己是异教徒。可是如今，几个现代的术语就己经使他为自己是异教徒而自吹自擂了。他故意笑了笑，说：“我想我的思想非常异端。”然后环顾四周，寻求掌声“异端“这个词现在非但不再意味着错误，实际上还意味着头脑清醒、勇气十足。“正统”这个词现在非但不再意味着正确，实际上还意味着错误。所有这些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人们现在不太在意自己的人生哲学是否正确了。因为显然，一个人首先应该承认自己神志错乱，然后才承认自己是异端。系着红领结的波西米亚人应该以自己的正统而自豪。恐怖分子在安置炸弹时应该认为，不论自己其他方面如何，至少自己是正统的。
    一般来说，两个哲学家因为宇宙观不同，一个将另一个烧死在史密斯菲尔德市场，这是愚蠢的。这种事情在中世纪最后衰微时经常发生，而且根本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然而，有一件事比因一个人的哲学观而将他烧死不知要荒谬、不切实际多少倍，那就是习惯于说一个人的哲学观无关紧要。这种情形在20世纪、在大革命时期渐趋尾声时非常普遍。普遍理论处处遭到轻视。有关人权的教义与有关人的堕落的教义一起被摈弃了。无神论本身如今对我们来说太具有神学性了；革命本身太制度化了、自由本身太约束了。我们将不作任何概括归纳。萧伯纳用一句极其精辟的警句表达了这种观点：“金规则就是不存在金规则。”我们将越来越多地讨论政治、文学、艺术中的细节。一个人对电车的看法很重要，一个人对波提切利的看法很重要，但一个人对总体事物的看法不重要。他可以反复考虑、勘察一百万个事物，但他千万不可发现那个奇怪的事物——宇宙。因为一且这样做，他就会产生宗教信仰、迷失正途。一切事物都很重要，唯独作为整体的一切除外。
    我们几乎无须举例来证明今天人们在宇宙观问题上这种彻底的轻率。也几乎无须举例来证明，我们认为一切都会对实际生活造成影响，唯独一个人是悲观主义者还是乐观主义者、是笛卡儿主义者还是黑格尔主义者、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灵论者，这类问题不重要。尽管如此，我还是任意来举一个例子。在任何一张茶桌旁，我们可能随便都能听到有人说：“活着没意思。”听到这句话，我们的感觉就如同听到有人说今天天气很好一样，没有人认为这句话对说话人或对世界会产生什么严重的影响。可是，如果我们对那句话当真。整个世界就颠倒了过来。杀人犯将会因结束人的生命而被授予奖章。消防队员将会因救人免于一死而受到责罚、毒药将被当作药物来使用；人身体健康时将要去请医生；皇家救生协会将像一伙刺客一样被铲除。然而，我们从不思考这个问题：说话的这位悲观主义者，他对社会究竟会起到巩固作用还是瓦解作用?我们从不思考是因为我们确信理论无关紧要。
    那些在英国开创自由的人无疑并不这样认为。过去的自由党人在废除对一切异端的禁锢时，他们想的是，这样做可以使宗教和哲学有一些新的发现。他们认为，字宙真理是如此重要，每个人都应当独自为之作见证。现代的观点是，宇宙真理是如此无足轻重，任何人说什么都无关紧要。前者赋予探究以自由，如同人放开一只高贵的猎犬；后者赋予探究以自由，如同人往大海中扔回了一条不宜食用的鱼。现在，自古以来第一次，任何人都可以讨论人性，然而，现代社会对人性如此鲜有讨论也是前所未有的。过去的禁锢意味着只允许正统者讨论宗教，现在的自由意味着不允许任何人讨论宗教。在其他一切盲目的祟拜都失效之时，高品位——人类最后一个、也是最可耻的一个盲目崇拜——成功地使我们保持了缄默。六十年前，一个公开宣称无神论的人被视为品位低劣。随后出现了布雷德洛派——最后一代信仰人士，即最后一代在意上帝的人。即便是他们也没有能够改变人们的看法，今天一个公开宣称无神论的人仍然被视为品位低劣。但是他们痛苦的努力也取得了成效，那就是，现在一个公开宜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同样被视为品位低劣。所谓解放就是将圣人与异教首领囚禁在同一座缄默之塔。于是，我们转而谈论安格尔西侯爵与天气，称这为一切信念的彻底自由。
    然而还是会有一些人(我自己是其中一员)认为，对一个人而言，最实际、最重要的东西仍然是他的宇宙观。我们认为，女房东在考虑房客时了解他的收人状况固然重要，但了解他的人生哲学则更为重要。我们认为，将军在对敌作战时了解敌军的人数固然重要，但了解敌军的人生哲学则更为重要。我们认为，问题不是有关宇宙的理论是否会对事物发生影响，而是从长远来看，是否有其他东西会对这些事物发生影响。15世纪，一个人因宣扬一种不道德的观点受到拷打和盘问。19世纪，奥斯卡王尔德因宣扬这种观点受到我们的大肆赞扬和吹捧，随后又因将这种观点付诸实践而受劳役监禁，伤心之至。上述两种做法，哪一种更残酷也许难以定论，哪一种更荒谬却毋庸置疑。宗教裁判所那个时代至少没有出现如此不光彩的事，即创造出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因一个人宣扬某种观点而将他奉为偶像，又因他实践这种观点而使他沦为阶下囚。
    如今，哲学或宗教，即我们关于终极事物的理论，已经差不多同时被驱逐出了它曾经占住的两个领域。普遍的理想曾经统治着文学领域，而今它们已经被“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驱逐了出去。普遍的理想曾经统治着政治领域，而今它们已经被要求“效率’(大致可以翻译成“为政治而政治”)的呼声驱逐了出去。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秩序或自由的理想在我们的书本中持续不断地减少，机智和雄辩的理想在我们的议会中也是如此。文学故意变得少沾染政治色彩，政治故意变得少沽染文学色彩。有关事物之间关系的普遍理论就这样被排斥出了文学和政治领域。我们有权发问：“我们从这种排斥中得到了什么?损失了什么?将道德家和哲学家拒之门外，文学进步了吗?政治进步了吗?”
    当一个民族的各方面眼下都在日渐衰微，变得无效率时。它便开始谈论效率。同样，当一个人的健康极度受损时，他便首次开始谈论健康。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谈论的不是自己的过程，而是自己的目的。一个人兴高采烈地谈论他朝向世界尽头之旅，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证明他身体的效率了。一个国家不断地谈论它朝向世界尽头之旅，即朝向最后的审判日和新耶路撤冷之旅，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证明它实际的效率了。倾向于追求崇高、狂热的理想，没有什么比这更有力地显示出一个人掩饰不住的健康活力了正是在我们生命之初精力旺盛的婴儿期，我们才想要得到自己追求不到的东西。我们说要努力提高效率，那些生活在强盛时代的强人们不会明白我们在说什么。希尔德布兰德会说，他努力不是为了提高效率，而是为了大公教会。丹东会说，他努力不是为了提高效率，而是为了自由、平等、博爱。即便这种人的理想不过是把一个人踢下楼，他们也像人那样考虑的是结果，而不像瘫痪病人那样考虑的是过程。他们不说：“有效地抬起我的右腿。你会注意到我使用的是大腿和小腿的肌肉。它们状态良好......”他们的感觉完全不同，充斥他们脑海的是这样一幅美丽的画面——那个人直挺挺地躺在楼梯下面在那种狂喜当中，余下的事瞬间就完成了。实际上，概念化和理想化的习惯丝毫不意味着现实生活中的行动无力。产生伟大理论的时代也是产生伟大结果的时代。在18世纪末那个祟尚感情和优美语言的时代，人们非常强健、行动有力。感伤主义者征服了拿破仑，愤世嫉俗者却逮不着德韦特。一百年前，我们的事情无论好坏都由雄辩家成功地控制。今天，我们的事情被拥有强权而缄默不言的人弄得一团糟，毫无改观的希望。这种对豪言壮语和远大理想的拒斥产生了一类政治上的侏儒，同样也产生了一类艺术上的侏儒。当代的政治家要求拥有凯撒和超人那样巨大的自由，他们声称自己太务实以至不能保持纯洁，太爱国以至不能保持道德，结果让一个庸才当上财政大臣。新一代的艺术哲学家要求获得同样的道德自由——用自己的力量摧毁天地的自由，结果让一个庸才当上了桂冠诗人。我并非说，没有人比那位财政大臣和桂冠诗人更强，但有谁敢说，有人比过去时代里那些为自己的人生哲学所左右、沉浸在宗教之中的人更强吗?束缚是否胜于自由，这一点可以讨论，但是，他们的束缚比我们的自由取得的成就更大，这一点每个人都难以否认。
    艺术具有非道德性这一理论已经牢牢地扎根在纯艺术人士当中。他们随心所欲地创作，随心所欲地写一首撒但战胜了上帝的《失乐园》，随心所欲地写一首天堂被置于地狱之下的《神曲》。他们创作了什么?在为所欲为当中，他们创作出了比那位狂热的吉伯林派天主教徒和那位严厉的清教徒校长更伟大、更美丽的什么东西来吗?我们知道，他们只创作了几首回旋诗。弥尔顿不仅在自己的敬虔方面胜过了他们，在他们的不敬虔方面也胜过了他们。翻遍他们小小的诗集，你找不出比弥尔顿更精彩的对撒但违抗上帝的描述，也感受不到但丁在描述祛里纳塔蔑视地狱、高昂头颅时所感受到的异教主义的伟大。道理很显然：亵渎之所以是一种艺术效果，是因为它取决于一种哲学信念。亵渎取决于信仰，随信仰的消逝而消逝。若有人怀疑这一点.就请他静静地坐下来，努力去对托尔产生一些亵渎的念头。我想，到了晚上家人会发现他已经累得差不多筋疲力尽了。
    无论在政治界还是文学界，对普遍理论的拒斥都证明尚未取得成功。也许自古以来，有很多不切实际、误导人的理想不时使人类感到困惑，但是毫无疑问，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理想比“实际性”这个理想更不切实际，更容易产生误导。没有什么比罗斯伯里伯爵的机会主义失去的机会更多。他确实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永久的象征——一个理论上实际、实际上比任何一个理论家都不切实际的人。世界上没有什么比那种祟拜世俗的智慧更不智慧的了。一个永远考虑是这个还是那个种族强大、是这项还是那项事业前途光明的人，是一个对一切都不会持久地相信乃至促其成功的人。机会主义的政治家就像一个打台球输了就放弃台球，打高尔夫输了就放弃高尔夫的人，没有什么比对即时成功的这种高度重视更无助于实际成功的了。成功很难取得，没有什么比成功更易失败。
    发现机会主义的确失败后，我禁不住想对它多加研究，结果发现它注定要失败。我意识到，在开始时就着手讨论理论要实际得多。我认为，那些曾经为“父子同质”(Homoousion)这个正统教义争得你死我活的人，比现在那些为《教育法案》争吵的人要明智得多。因为那些基督徒教义学家是在努力建立圣洁的统治，所以他们首先要努力定义何谓真正的圣洁。今天的教育学家在努力争取宗教自由，却不尝试去确立宗教或自由的含义。如果说过去的牧师要强迫人类接受一种陈述，他们至少会事先花一番气力使该陈述清楚明了，但今天的圣公会信徒和不从国教者在因一个教义发起迫害时，甚至不去陈述教义的内容。
    因为这些以及很多其他原因，我逐渐确立了一个信念：要回归根本法则。这就是本书的总体思想。我希望来探讨我最杰出的同代人，不是探讨他们个人，也不是以纯文学的方式探讨，而是探讨他们所传授的学说内容本身。我关注的不是艺术表现生动的鲁德亚德·吉卜林，也不是个性强劲有力的吉卜林，而是作为异教徒的吉卜林，也就是说，我关注的是一个世界观与我截然不同的人。我关注的不是作为当今最聪明、最诚实的人之一的萧伯纳，而是作为异教徒的萧伯纳，也就是说，我关注的是一个哲学体系非常稳固、非常连贯，但也非常错误的人。我要重提13世纪的教义方法，总的希望是想把一些事情落实清楚。假定在街上人们因为一件事而发生骚乱，比方说很多有影响力的人都希望拆毁街上的一个灯柱。他们去征求一位身着灰衣的修士的意见。这位修士是中世纪精神的化身，他开始用经院哲学家那种毫无生气的语调说：“我亲爱的弟兄，让我们首先来思考一下光的价值。如果光本身是好的......“说到这里，他便被击倒在地。而这可以算作情有可原吧。所有人都冲向那个灯柱，十分钟内灯柱便倒下了，于是大家四处奔走相告，庆贺这种中世纪所没有的实践性。可是随着事情的发展，一切并非一帆风顺。有些人拆毁那个灯柱是因为想要电灯。有些人是因为想要废铁；有些人是因为作恶，希望黑暗；有些人认为那个灯柱没有尽职，另一些人认为那个灯柱尽职得过头，有些人行动是因为想要破坏市政设施，另一些人只想砸烂点什么。于是夜间就发生了战斗，谁也不知道他打的是谁。渐渐地，不可避免地，今天、明天或后天，大家认识到那位修士最终还是对的，一切都取决于光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只是我们原本可以在汽灯下讨论的事情。现在只得在黑暗中讨论了。
    —— G. K.切斯特顿 《异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