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耳说，在自己的小说里，最爱《独证菩提》，“我的私爱在于，我写出了信仰的状态，信仰之物也许从未出现，但却不妨碍信仰之境的终身伴随”。这个理由是否在《独证菩提》中得到了十足的印证可以暂且不论，但它并不影响我们将之视为田耳的一种理想，一种文学志趣。它不仅作用于《独证菩提》和 “花和尚”，还左右着田耳其他的小说，或为善恶之辨，或穿行于生死，或徘徊在江湖市井与星空尘世之间，使人感慨于小说的巨大容量和不凡气象时，忽觉有什么梗在其中，如一条锈迹斑驳的禅杖，暗藏杀机又兀自深沉。
    一
    从佴城到屋杵岩，田耳百无禁忌。这是独属田耳的领地，这个地方不需要一个外界的映照，也不需要来自他者的旁证。在这方地界，青皮、混子、江湖大哥、妓女、鸡头、文艺青年、黑白通吃的警察和店铺小老板乃至从塌窑里爬出的麻鬼，都是主人。他们的存在犹如打在那些“道德家”脸上的一计耳光，冒犯了又能怎样？还是在这方地界，手段、苟且、江湖义气和肆意喷洒的荷尔蒙，就是世面。要是连这都没见识过，也敢讲是在外行走的人？
    《天体悬浮》里的符启明，《一统江湖》里的柯羊，《被猜死的人》里的梁顺，无不以最直接的方式践行着对禁忌的轻蔑和触犯。作为辅警的符启明对自己的身份有一套特别的认识，他讲皂吏永远不能当官，永远要处在社会底层，要世世代代贱下去，只是因为官老爷永远不给皂吏出头的机会，要保证他们永远狠毒。在某种阴谋论的逻辑里，这认识似乎有那么一些道理，但符启明显然不是一个孜孜求解的人，他更需要理由或仅仅是一套玩票的说辞，因为所有的结论在他的话语中已经先于原因被确定下来。他所要明确的只有两点：一是狠毒，如何变本加厉、更聪明地狠毒；一是底层，如何脱离这个与他的野心和能量不相符的底层。名牌大学法律系的柯羊休学习武，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寻常的决定，可他又带着一手武艺混回佴城，混成一个法律工作者。借着酒力，打了老板，又考进司法局，当人们以为他会就此稳定下来，却摇身一变成了律师事务所的股东。这几进几出，柯羊成为柯老大的道路才清晰起来，“不再逞强斗狠，嘴巴子也灵活了，不再老想着干那些脱衣服摸刀子的事”。独眼梁顺本是养老院里的“好老头”，身板不成，更不敢打老太太们的主意，几乎成了“坏老头”们的出气筒，“揪着他整一整，白捡的乐子”。十几年里，他早就习惯了白眼和拳脚，似乎也就认了这个命，却在病中“抗争”了一把。还有出狱后整天把“你痒吗”挂在嘴边的老谭；《氮肥厂》里突然有了笑意的看门老苏；据说是吃了死人才活下来的狗小……田耳几乎把一个社会犄角旮旯里的那些游街串巷、邪头怪脑、鸡鸣狗盗之徒全都刨了出来，即便不说是为他们树碑立传，至少也对他们的生存方式葆有着十足的好奇和讲述的耐心。
    或许这可以变作所谓的底层？这几乎成了某种哀怨病，大家竞相争夺谁更惨，一齐来比比谁更怂，好像悲剧就等于现实，无奈就相当于关怀。大概在现实与文学之间还应该有一段距离，它恰好能让作家使人心被文学而不是现实刺痛，在现实的绝望中让文学不可阻挡地生出一股凝重或诡诈的力量，应该让人们发现作家的介入感而不只是一个模糊的背影。至少我不愿相信文学继续下去的意义就在于告诉人们只能混吃等死，莫谈什么权利、尊严、想象、体谅或动动歪脑筋，就连苦中作乐也要不得。但让人庆幸的是，田耳显然对那些供有闲人玩味的哀怨故事没有多少兴趣，也少有“翻身农奴把歌唱”的阶级觉悟和历史使命，他爱的是打了镇关西血溅鸳鸯楼的荡寇传奇，要的是让一个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人能够呼风唤雨的俗世江湖。所以，小说世界里的田耳谈不上老实本分，他笔下的人们当然也不会自甘堕落化身怨妇，他们最大的矛盾就是不安分的灵魂、膨胀的野心、那颗藏着阴邪之气的精明头颅和满身的本事与规则、禁忌、道德、伦理的冲突。这可能是一只潘多拉的盒子，但问题在于它将被带着怎样的初衷以什么样的方式打开，或者所谓希望是否还留在盒子里。
    谁能想象一个为了小两百块钱去水库偷鱼的辅警会迅速成为佴城一手遮天的人物？符启明做到了。不仅成了所长的亲信，几乎掌握着全城的色情生意，包揽了当地的“凶宅”买卖，还因为创办“杞人”观星俱乐部领奖、巡展，到处接受采访，俨然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样。《一统江湖》几乎是微缩版的《天体悬浮》，柯羊从律师事务所的小帮工到和那些被他用双截棍打过的老板称兄道弟，再到30多岁的“柯老”：“你们这些生瓜蛋子，在佴城，打什么110啊？找柯老出面，哪有这么多麻烦？”
    那些曾经匍匐于底层，隐藏在社会阴暗角落里的蝼蚁般的肢体，无论如何都会在田耳的催动下脱胎换骨。此时的田耳不是医生，不对症下药，不治病疗伤。田耳是巫妖，是赶尸人，他晃起铜铃，召唤起那些将死或已死的枯枝败叶迷路生灵，不断激发起他们潜藏的凶狠力量，使其羽翼丰满、无所禁忌，做困兽之斗。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那个既定的、习以为常的“身份”都在田耳笔下遭遇了致命的重创。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它写出了绝望也写出了机遇，写出了意外也写出了宿命，更把人心之中那些最顽强、最危险又最应该被囚禁的鬼蜮释放出来。这群羞于见人又无孔不入的幽灵在田耳的“佴城”正大光明地行走，犹如补全了阴阳两界，呈现出的不是一个道貌岸然正襟危坐的庙堂，也不是一个独善其身闭塞视听的桃花源，而是一个天下大赦猛兽出笼的世界，是“去寻一个牛人”的江湖。而从群体、阶层的角度来看，小说完成了对虚伪禁忌与秩序的嘲讽，以一种捕捉漏洞、捏人软肋、不择手段的方式成就了“佴城”新贵，仿佛那些不可逾越的社会壁垒完全是庸人们画地为牢的结果。在田耳的小说里，个体的欲望、诉求、野心乃至人心善恶与我们早已习惯的那个经由社会学理论解释拼凑起来的现实形成了某种野蛮的张力，它就是要揭你的疮疤，告诉你那些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罪孽始终在人心疯狂地生长。但田耳并没有就此满足，因为小说中又总是有那么一个模糊的身影极不和谐地杵在恶人的“佴城”，以并不洪亮的声音发问：是什么赋予了他们百无禁忌的“自由”？
    二
    “佴城”，或者说田耳的江湖，让一切皆有可能。之所以说它是江湖，因为行的都是野路子，潜规则替代了阳光下的秩序，恃强凌弱与善恶报应次第登场。从这个角度看，《被猜死的人》更富寓言性，养老院的设置屏蔽了所有来自外界的干扰，提供了最理想的实验环境。
    等级或身份在这个实验室中被提前设定。有“好老头”，就有“坏老头”，而“坏老头”的资本就是“手黑身板大”，“还能撒欢”，还能摸到老太太的房间里“试试”。有“公费生”，也有“自费生”，前者需要民政局验明正身，免费入住，后者得儿女出钱，待遇自然也不一样。“公费生”是院里的累赘，纯粹替居委会、民政局义务劳动，而“自费生”是财神爷，当然要供起来。梁瞎子，即是“好老头”，又是“公费生”，如果没有改变，小说就会成为无情而枯燥的秩序，成了永不翻身的苦情戏。但田耳志不在此，他是秩序的破坏者，要给人以意外，要让人看到一套更隐秘、更残酷、更具生命动能也更有趣的人生或权力路径。于是，一切从改变等级和身份开始。老黄和老朱等处在养老院的金字塔顶，所以不管梁瞎子非礼黎老太太是处心积虑还是鬼使神差，结果都是他以自己的“更坏”震撼了老黄老朱们。这种身份改变的方式成为小说继续下去的前提，而且它是养老院这一封闭模型中进入权力核心唯一可行的道路，毕竟我们无法想象梁瞎子通过做好人好事入伙。黎老太太事件犹如梁瞎子的投名状，自此可以坐进“坏老头”的牌局，但更重要的是周遭的变化——“院里大多数人开始拿正眼看梁瞎子了，甚至，还有意无意冲他微笑”——一条隐性的规则由此初显。
    牌局越来越大，梁瞎子对几个“坏老头”也渐渐有了把握，从故意输一把到放手去赢却让他们各自赖点小钱，从而收获了前所未有的恭敬。梁瞎子或者说田耳在此对人心的揣摩与把握无疑是精准而狠毒的，有了这个做基础，他才能另辟蹊径，带领“坏老头”们做一番大事业：赌谁先死。死亡，应该是养老院里最大的禁忌，而能将禁忌玩弄于股掌的人，也就意味着更大的权力。梁瞎子运气好，也有足够歹毒的心机，“安慰躺在床上的病人，其实是给病人增添心理压力，安慰得越多，越起反作用”。虽然老黄老周也竞相效仿，效果却不如梁瞎子，他身上有一股衰气，猜死从未失手。一来二去，老黄老周们都退出了赌局，梁瞎子便独自放话，俨然成了养老院里的瘟神。但这仅有梁瞎子的一厢情愿也无法实现，它需要土壤，这个土壤就是老头老太太们的恐惧和经验：“他们不是小学生，打个小报告，就算关院长揪出梁瞎子批评一顿，又顶什么事？这事情拿不出证据，若告他不倒，反过来，他晓得谁告的状，就猜谁死，谁又拦得住？”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社会关系模型已然浮出水面，权力在适宜的环境中完成了它的生长和集中。其中极其微妙之处在于，人们对死亡客观性的确信和对死亡恐惧毫不客观的规避使“猜死”完全无法进入阳光地带，而这对于权力来说，便是制度性约束与程序正义的缺席。
    《被猜死的人》进行了一次几近完美的实验，它甚至让人联想到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主持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及其“路西法效应”。但不同之处在于，“路西法效应”强调的是身份、环境对人行为的决定性影响，或者说是在一个作为“常量”的身份前提下考察结果的演变。在田耳的“养老院实验”中，“路西法效应”仅作为其中的一部分，置身权力关系顶端的梁瞎子如同自己的职能所在，表征出专断、诡诈、毒辣的一面，甚至作为一个“老头”，实现了对年轻护理员小陈的占有与控制。然而，《被猜死的人》却又是一场拒绝“常量”的实验，身份、处境、关系及其衍生物在小说中全都充满了变数，绝对的“变量”带来了无限的可能——身份可以被手段改变，关系又随着身份调整，新的秩序酝酿着新的危机和新的身份，周而复始。如果说“斯坦福监狱实验”更倾向于心理学意义上的考量，证明了身份给予人心的变化，那么“养老院实验”则更具社会学意义，它抽象出人心之外一个更为庞大与复杂的权力运转过程。
    作为一篇小说，《被猜死的人》又在其社会学意义与文学形式之间呈现出某种张力，有关野心、策略、权力及其土壤的实验偏偏要在养老院一群正值迟暮之年的老人身上展开演练。小说恰恰以他们的衰弱、无力映衬着权力运行规则的普遍意义，即便是那些无所事事的老人一旦被推入权力的战车，同样能够施放出让人心惊胆战的破坏力。而与此同时，他们的局限又让这场权力的游戏充满了讽刺意味，正如在养老院登上权力巅峰的梁瞎子颇为得意地带着小陈去酒店开房，却发现自己“没用”，“他难得地有了失眠，觉得小陈躺在身边简直是一种压力，是一份累赘”。因此，相比《天体悬浮》等更具备现实样貌的作品，田耳在《被猜死的人》中小心翼翼地把握着小说与现实的界限，一方面构成了对现实的有力回应，一方面又让它呈现出更大的趣味性、寓言性和反讽意义。它可以被看作田耳小说里一个具有特殊价值的场域模型和故事生长的土壤样本，委婉又巧妙地回答着小说中的人物何以具有了百无禁忌的可能。当然，《被猜死的人》毕竟只是一场理想环境下的实验，演绎的是绝对化的状态和过程，但田耳又不是一个铁面无私的法医，所以实验室的大门终将大开，他个人化的文学理想也要在《被猜死的人》之外实现。
    三
    “简陋的店面这一夜忽然挂起一长溜灯笼，迎风晃荡。山顶太黑，风太大，忽然露出一间挂满灯笼的小屋，让人感到格外刺眼。”——这是《一个人张灯结彩》的尾声，也是田耳的理想世界。或许可以更残酷更决绝？或许那样才称得上深刻称得上现实？但这会让田耳于心不忍。尽管对那个诡秘的现实并不抱有什么幻想，但田耳信其所信，即便于阴险龌龊的江湖也要护住一面镜子，以此映出世间百态。
    《一个人张灯结彩》里，警察老黄经验丰富，眼光毒辣，是见过世面的老江湖。所以，发现试图对刚被抓进局里的小孩动手的警察，老黄知道如何巧妙让他们免于伤人也免于伤已：“老黄仍不说话，掏出烟一个人发一支，再逐个点上。几个年轻警察抽着烟，在风里晾上一阵，头脑冷静许多，不用说，也明白老黄是什么意思。” ——他明白规矩，知晓分寸，越老越精明又越老越厚道，这丝毫不值得奇怪。
    事情不该这么巧——你当然可能说人性的复杂和丰满就在这“不奇怪”中得以体现，可田耳显然不至于用这样一种别有心意的方式去验证一个大家心知肚明的道理。田耳不回避人性的复杂和多面，却也从不吝啬将笔力投入到更纯粹或更极端的境况当中，梁瞎子和狗小就是极好的例子。其实面对一个人物，我们应该始终有所警觉，他是作为一个具体而细致的形象还是作为某种类型或象征出现；是能够从小说里抽取出来开口讲话的独立主体还是情节的傀儡；是在抽象的意识中先验地存在还是需要经过复杂关系去不断定义或证明。那么，田耳用意何在？在这一系列的“不奇怪”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故障，《一个人张灯结彩》都不可能呈现出如今的气象，因而这些普遍的人性及其面貌就在反复的叠加之后构成某种刻意而为的偶然。这个偶然对人性的多面进行了有差别的配重，让体谅、柔软、宽容、道义、自省抽象成为一种正面的或是善的象征，它先验地存在而无需证明，即便在现实中处境尴尬也能在文学世界里以理想的形态被顽强地申明。而此时望着挂满灯笼的屋子满心惆怅的老黄，又何尝不是一个需要“时间”、需要“美好愿望”、需要“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来拯救的人？
    《天体悬浮》的结尾，“我用力地搓着身子，感觉自己从未有过的脏”——有人说《天体悬浮》是一个混沌的世界，善恶交织，黑白不明，可在我看来，小说的直白和泾渭分明却来得相当激烈。有时候，丁一腾的存在会让人觉得恍惚，田耳怎么能在他的江湖中容得下这么一个平庸甚至是窝囊的人？这样说当然有些委屈丁一腾，那么不把他看作一个具体的人最好。他也有私心，也有七情六欲，面对编制也眼红，也能跟旧情人到房间里去，但是，他觉得自己“脏”。他像符启明的一面镜子，照出的一切都是反的，他从最初就对符启明的那套“道理”不以为然。他又是小说里的参照物，像一把尺，但可长可短，与符启明同作辅警时可以共患难，日后一个能够混得风生水起，一个却始终握着另一个的命门，很有一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气派。所以，丁一腾在人物形象上的淡定不能构成小说或人物关系上的淡定，它是非常主动与积极的回应，是星空的隐喻对现实龌龊的映照。如果说符启明或是现实讲的是如何“收获”，那么丁一腾或是小说本身即便不是十分笃定，却也在提示你这事儿可能并非如此。这就像打狗坳之外的世界永远比不上“金刚”的吸引力，天南海北走过一遭能扯到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罗四拿打心底相信“我们都是人生父母养，父母死了，应该众人抬着，走最后一段路”；也像努力回避自己是道士的儿子，拿了学分毕了业再也不回来的李可，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好道士，他要以父亲或者根本就是他自己的方式给亡父起水，给他做一堂。
    莫里亚克曾感慨于现代小说的危机，认为作家丧失了对善恶的关注，不但让语言本身面临贬值，而且带来小说基本观念的崩溃。田耳大概不太相信“教化”的力量，他更爱故事和讲述的乐趣，但是他的野，他的俗，他的不着边际却并不妨碍他去接近某种先验的善或是“真理”。田耳不是朝圣者，也未必有那样的决绝。田耳是文学世界里的酒肉和尚，是游方道士，穿州过府，心属霄汉。他离不开那个诱人又百无禁忌的江湖，看遍人间百态才是他的修行，也只有置身其中才能心生敬畏。他不惜让自己变“脏”，甚至变成一个恶人，以此来拷打自己的内心，洞悉心外的世界，犹如对普遍、具体又无法抗拒的现世之恶完成了一次超度，于是“忽地顿开金枷，这里扯断玉锁”。这让他相比一些颇有理论远见的作家更趋于传统，能在小说的世俗生活中葆有那么一份理想的持守，不仅仅关乎善和恶，还关乎信仰和现实、处境与人心；让平凡的写作拔地而起，在精神、语言、结构、素材之间让渡出足够的空间以显出作家的身影；在文学与现实之中催生出巨大而持久的张力，使读者能够反观自我所在，能读出一种文学的理想而不是照猫画虎的尘世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