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施太格缪勒曾有一个惊人的自问自答 ---“未来世代的人们有一天会问:二十世纪的最大失误是什么? 对此,他会回答说:在二十世纪,人们把物质说成是唯一真正的实在,唯物主义哲学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官方世界观。” 试图延续爱因斯坦无缝世界之梦的物理界前沿“弦理论”也认为,组成世界的基本粒子几乎是即生即灭,物质世界就是建立在这些瞬息即逝的“砖块”之上。我们生存在宇宙弦演奏的一曲宏大交响乐中,组成真实世界的基本单元乃是乐曲中的音符,而不是乐器本身。只可惜,这样的炫彩世界,凡眼俗胎都被障住了,不见其缤纷。 中国有句古话:“三岁通鬼神”。意思是说三岁以前的小孩看到的是一个和成年人眼里完全不同的流彩世界,那个世界不是建立在物质的实在之上,相反,它是流动的。在那里,神鬼共处,时间扭曲,空间之间的界域被打破,因此格外斑斓生猛无穷无尽。 如果要用一种文学来描绘这样一个通感的世界,那么莫言的小说是再合适不过了。从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到后来一部接一部的长篇,他的文字一开始就被涂上了一层浓烈的感官,意义全是附会,强大的叙述者形象挺现纸上——透过纸背看去,竟是一个未过三岁、天生异质的小儿在梦魇;他眼神忙活着,同时吃惊地在紧闭的眼皮下环顾左右四方(似乎预示着他随时可以长成一个眯闭着眼的说书人,用不着想象力,眼皮儿上面就是个活灵活现的世界),逻辑思维还没有全然建立;轻而易举的,他就被蚂蚁呼吸的震动叨扰,独自忍耐星星发出的噪音,和顺手可拨到的空气的不均匀。孩童的恐惧是没有底的,然而他还没有掌握已被成人盘剥到僵直的语言,他只能鼓足紫红色的腮帮子,竭力向大人们尖叫证明:千真万确还有另一个世界,你们自以为的现实不是唯一的真实! 我是很晚才开始接触到莫言的作品。早年间读萧红张爱玲,字字珍爱;后来读马尔克斯受到打击——被他五十年前就已达到的才华和技巧打击到了;又后来读到米洛拉德·帕维奇,简直有了抄书的冲动。我期待中的小说是那种能量非凡的载体。像米洛拉德·帕维奇,那个神一样的老头,不用多看,打开书卷就有慑人的气息。书呢,最好厚一点,要慢慢读,每天读上一小节,就心满意足。读者像进了皇家酒店的食客,看着菜谱,每天可以点不同的菜,一天一个,一年到头不重复。读得多了,自己也技痒起来,诗歌的容器有点装不下了,就开始跃跃欲试写小说。还记得刚开始写小说时那种内在的躁动,浑身都在发炎的感觉,像被蜂蜇了一样。那是文字带来的疼痛和治疗。朋友打趣儿说,塞这么多华丽丽的“宝气”进去,你当真是要弄出点文学中的奢侈品来啊?!后来有一回跟西川聊天,聊到西斯廷教堂里的画作,他道“优雅的艺术是哄着人的,而伟大的艺术对于受众而言却具有掠夺性。”我当下大悟,痛感之前的写作不得其途。 那时我刚刚写完《海岸线上的白雨点》,结果小说被我写成了一件“标本”,一首一万九千字的长诗。我意识到自己的写作太过洁癖,期待西川能给我一些启发和指点。他学养和直觉都很强大,句句击中内核,直达我写作攀岩中的困惑,“你的文章很清澈,但还缺一股尿骚味,就是那种放松的写法,能沸腾的,让你的才华一点就全涌出来的东西。但要找到这个沸腾是很难的。”我问他那我该向谁学习,他说了一串古今中外的作家,其中就提到了莫言。回去以后,我便一股脑儿,像没手闸的自行车冲下坡般,把莫言的作品嚼了个遍。这种罕见的阅读快感,不仅仅是因为莫言叙述的技巧,更因为他的文字有我喜欢的灵性。 和莫言交往甚密的大江健三郎的一些作品我也蛮喜欢,比如《同时代的游戏》、《新人啊,醒来吧》。他的文字有黏性,沉重与阴柔的臻合,又不失轻逸,那是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里谈到的“轻”。同样“轻”的特质在村上春树身上更为明显——这个伟大的勾引者,闷骚散淡的东拉西扯间,却有勾魂的秘技。不仅做到了和文字“游戏”,甚至做到了和文字调情。那是我一直想要驯服一种“压抑的双性恋”的表达方式。好的作家都必须雌雄同体。太雄性了,容易从脑壳中滑漏掉很多东西;太过阴柔,又承担不起这个时代。问题在于,你究竟是为时代工作,为政治工作,为个人工作,还是为永恒工作?“当你开始相信永恒时,你的一部分已经为永恒所接纳了。” 大约七八年前,我和一群写诗的朋友昏天黑地谈论语言的神性。那曾是长期干扰我的一个大问题。我们相信语言确实不是来自人类,而是来自大地。像植物一样,是大地的一种品性。最初,我们不会讲话,只会哼哼的时候,就是和植物一样。后来,我们延伸了这种感官能量,才有了说话和表达的能力。语言符号则是更后面的事情了。语言是生长在意识系统里的植物,符号是这种意识系统有限的承载体。音乐也是,但音乐更为神秘。就拿唱歌来说,它比说话要高出一个兴奋点。而这一切,都像白日梦一样在帮助我们的心神逃逸地心引力。那神圣的背后有一种苍茫,让人感动欲哭。语言这时成为了人体一种被延伸出来的感官能力。 莫言得奖之后,许多人都在批评他的语言太过膨胀,这不无道理,有野心的作家很多都有“翻译体”的问题。像《失乐园》那样音节催生的巴洛克史诗,让人喘不过气来。汉语则不能这样,它生脆新鲜,同时又高古似缶。要拉长句子和篇幅实在有损于它的气质。然而,正是这手脚比划,眼睛、鼻子、耳朵全副上阵的尖叫的语言,让莫言的文学走向了世界。中文微言大意,传统“空山”的简洁灵境,一经翻译往往神色黯淡。英文表达有时会有种绕圈子的趣味的智慧性,尽管内容其实没什么,但说起来就是有意思。这可能是语言天生的幽默感。许多中国作家写得很好的文本都是通不过语言的“海关”。然而全世界人民三岁前还不会说话时的感觉都是相通的。莫言胜在了他的呓语处处流溢出动人的通感,篇篇元气淋漓,翻译过来仍是有光有影有声有味儿。 这个一直没有超过三岁的天生异质的孩童,似乎蓄意要伤害成年人的欢娱,并用伤害来讨好他们。在他的《复仇记》、《扫帚星》等中篇里,我们已经可以找到这种“伤害”的基本配方,而这些配方又在他日后的长篇中加大剂量如火如荼的迅速兑制,疯狂猛烈反应。众所周知,莫言的一些长篇数月写成,比生一个娃娃还快。似乎他写作时永远是饥饿的,总是在半昏厥中一个劲儿往下赶,写完某一章就可以开饭了,轮到读者这边也是惊魂动魄地狼吞虎咽。然而,也有留恋的时刻,比如写到锅里炖着的猪肉是“破碎的尸体”,写到难以按捺去舔猫背上油腻的“僵硬的舌头”,写到中孔外圆捏在老婆子手里的驴鞭“钱肉”…… 孩童时期饥饿的记忆在莫言笔下成了挥之不去的“幻想的食材”。这份童稚,甚至也干扰了他文字里出现的性描写。他笔下的“丰乳”“肥臀”,全没有《白鹿原》里充满禁忌的情色味道,却很像弗洛伊德分析过的,摇篮中的男孩隔着床头看见父母寻欢时的状态。到了他无法满足的时刻,怪力乱神就被纷纷召来-----“我觉得装妖怪比当小孩好玩多啦。” 话说回来,这种被“现实主义”日益打压的妖灵仙道的传统,恰是汉语的嫡传,是汉语胎里带出来的那点“仙”。从《道德经》到《唐传奇》,从《太平广记》到《聊斋志异》,最重要的东西需要在每一代人那里不断复制。那是一个民族的根器。写诗的好朋友人与有一次和我聊起灵性文学的话题。二人滔滔不绝。他是个很清澈的人,有句话让我印象很深:老子五千言,复制到今天就需要五万言,五百万言,因为我们的时代与他的时代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气息。席间,他认真道,要拿出三分之一的宗教精神来从事写作,意义将会完全不同,如果你达不到每秒7.9KM的速度,你怎么能够飞上天空,怎么能够成为地球的一颗卫星呢?!一时间,我们近乎忘记了自己还在地球表面生活,还在为地心引力所牢牢吸引。人间早已不是那个人神不分、天地混沌的上古先民的人间了,然而,在尘土满腹的马路上和一棵平凡小树交心,这个场景远比在一尘不染的森林仙境中聆听天音更让人潸然泪下。 同样的,莫言笔下从来不缺黄土盖天、高粱满地,他的妖灵鬼怪因此显得非常亲民;他写作中处处涂抹的灵性通感,只会让他的叙述飚得更劲,而绝不会到达杳无人烟、不食人间烟火的孤境。“现实主义”只是他可戴可脱的一顶帽子,他混搭得非常自在。其中轻与重,广阔与尖锐的矛盾,本身构成了一个多维空间——它所反映的“现实”显然不是那么简单粗糙。苏珊.桑塔格曾经忧虑绘画作为一门艺术,会被彻底反映现实的照相术侵略。如今,连照相都已成为了本世纪行将消失的职业。年轻男女们纷纷活在美图秀秀里。影像技术对于视觉的掠夺,使得文学变得更加的艰难。失去了视觉维度的优势,文学必然需要增加其它更多感知的维度。它必须承担起那个看不见的世界! 我们对世界有限的“知识”和“知道”,连同分支众多的现代学科,或许只是大自然这个有机体的几根毛细血管。即便历史,那也很快会被代谢掉。永不凋朽的,是人们在历史大背景下所感受到的每一个丰富瞬间,它包括了我们目力之外的宏大和微小的世界。现如今叫嚣尘上的“现实主义”,很多实为“伪现实主义”,它取缔了其它种类现实的存在,只容许一种被接纳的现实。此乃是极权主义在文学领域糟糕的后遗症。会有更多徘徊在门外的“现实”等待我们。真理是一个黑暗的球体,人们在一面用知识去照亮它的一角,如盲人摸象;另一些人则在反面,用等同于暗物质的只可计算不可显像的智慧去擦亮它的另一边。这一角与另一边也许是同一处,也许是天壤之别。在一个科技失控的时代,如果文学无力承载黑洞的智慧,无法呈现多一重的“历史”与“现实”,那么,这个时代的文学将是失职的。 回头再来检查莫言的文学配方——将“极美”与“极丑”混合搅拌在一起,用妖怪、美人、仇恨、玉米糠、马粪一道下锅,囫囵炖出个声色轰鸣的世界来。诺奖原也是重口味的。人类需要这样对“活力”的鼓励。这是精神与幻想的繁衍之道。 2012年11月31日 2014年正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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