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体”小说与时代经验的重塑
    ——王威廉小说创作综论
    作为一名80后作家，王威廉自踏入小说这一行当以来，所采取的姿态就与大部分同辈人不同。王威廉先后就读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和中文系，从事文学写作，同时也对人文社科广有涉猎，深厚的学识涵养使得他的小说透着别样质感。这些年他像一个剑走偏锋的堂吉诃德，手执长矛试图刺破“真实”的荒诞性，追寻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他的前期创作如长篇小说《获救者》，中短篇《非法入住》《内脸》《没有指纹的人》等，都将“故事”放置在极具荒诞意味的存在主义框架中展开叙述，延续了现代主义反英雄、淡化故事情节、关注人的非理性一面的叙事风格；可以说，这批小说承接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先锋小说的“荒诞现实主义”的创作谱系，此谱系以莫言（《生死疲劳》《酒国》等）、余华（《第七天》）、阎连科（《炸裂志》）等为代表，他们在结构形式和内在批判性等方面锐意探索，为我们如何讲述当代中国、重构时代经验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王威廉早期的小说荒诞意味浓厚，关于这批小说的叙事风格和精神意涵，目前大部分研究倾向关注其对现代性的反思、对现代人生存经验的批判，也就是说更关注王威廉小说的哲学与形而上层面[可参考李德南：《作为思想历险方式的书写——论王威廉小说的叙事美学》，载《百家评论》2013年第1期；陈劲松：《从生存困境中寻求精神突围——王威廉小说论》，《创作与评论》2013年第5期；房伟：《诗意:在虚无世界的故事尽头——王威廉小说论》，《创作与评论》2013年第6期；张艳梅：《“向内寻求自我明证的力量和光”——王威廉小说论》2013年12期]；然而，王威廉2015年出版的小说集《听盐生长的声音》不仅将哲学思考“隐藏”在文本之下，更将形式与结构的“荒诞性”削弱，重归“讲故事”的现实主义传统，彰显了重述时代经验的困难和超越性所在，而这个转变尚未得到当代80后文学研究者的关注。王威廉近期小说叙事风格近似“讲述体”，它注重讲故事和经验的传达，与《汉书·艺文志》的“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异曲同工。为方便论述，本文拟从“讲述体”切入，剖析王威廉创作“转轨”背后的契机和精神动力，并借此梳理讲述体小说与重塑时代经验间的复杂关系。
    一、从“荒诞”到“现实”：风格裂变与精神转轨
    王威廉初期小说的人物有着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地下室手记》《双重人格》的“思考型”主人公相似的精神面貌，这批小说计有《辞职》《非法入住》《合法生活》《无法无天》《看着我》《信男》《我的世界连通器》等，其中《非法入住》《合法生活》及《无法无天》组成“法三部曲”收入王威廉的首部小说集《内脸》。这批小说整体的叙事风格和内在向度呈现出独特的“荒诞性”和“先锋性”。王威廉关注现代人的存在境遇，“脸”“指纹”“筒子楼”等意象被编织进他的小说系谱中，成为指涉外部世界、挖掘人的生存境况的符号体系。譬如收录于中篇小说集“法三部曲”《内脸》中的《非法入住》便以第二人称讲了一个有关城市生存空间、权力争夺和人性善恶的“故事”。这个故事如此荒诞又如此真实，它深刻隐喻了现代人的生存危机——尤其在房价高涨、寸土寸金的当代中国城市语境中，这篇小说略带漫画式的夸张艺术手法透露出作者对时代和社会的丰富的“历史”想象——这里的“历史”是在场的也是流动的，它与当下每个个体的生活息息相关，与时代形成一种精神同构。但究其精神源流和批判力度来看，又与鲁迅所开启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家国寓言”同流合辙：这既继承了夏志清《现代中国小说史》所言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传统，又暗合弗雷德里克·詹明逊论述以鲁迅小说为代表的第三世界文学的“民族寓言性”。将王威廉的小说放在“感时忧国”或“家国（民族）寓言”这一历史脉络来看，也许更能窥出其小说诗学背后的精神传承。
    回顾并梳理王威廉前期的创作，再对比他新近推出的小说集《听盐生长的声音》（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会发现王威廉的小说呈现出明显的风格裂变和精神转轨。这部小说集共收录中短篇小说五篇，笔者将《听盐生长的声音》《书鱼》《父亲的复仇》《绊脚石》分成一组，将中篇《北京一夜》单独列出，以此展开论述。如此划分的依据是，前四篇以“第一人称”的“我”来讲述，最后一篇却是第三人称限制性视角的“他”。由此，就叙述视角/人称而言，前者与后者便产生出“自我”与“他者”的视角差异和叙事张力——尤其是中篇小说《北京一夜》：现在与过去，分离与相聚，在交叉进行的讲述接力中稳步推进。纵观这批小说，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作者在创作立场和小说美学的转变，尤其是叙事风格上向“讲述体”小说的转变和复归。
    “讲述体”乃是俄罗斯本土文学传统和西方外来文学思潮、传统文学特质与先锋文学思潮共同作用的结果。西方最早从理论上阐发“讲述体”的当属俄罗斯文论家维·弗·维诺格拉多夫，后经瓦尔特·本雅明与艾亨鲍姆的深化，“讲述体”俨然成为文学批评理论的重要一环；讲述体小说注重从故事讲述者/转述者的主观意识及主体性出发，最大限度将作者意识弥合进小说人物/叙述者的意识。王威廉在《听盐生长的声音》的“后记”中引用本雅明《讲故事的人》阐释创作理念，大体上是在向“讲述体”这一传统致敬。
    但王威廉向“讲述体”小说这一传统的“复归”不是简单地向故事性和塑造典型人物现实主义手法靠拢。他近期的小说透露出召唤“宏大叙事”潜在意识。这里不得不提及乔治·卢卡奇《小说理论》里对“史诗时代”的“存在总体性”的强调。在那样一个时代，价值尚未遭遇巨大裂变，时代精神相对完满，它是可把握的，可触摸和表述的，诞生于这一时代的作品如古希腊“荷马史诗”（《奥德修斯》《伊利亚特》）、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卢卡奇认为“这是一个同质的世界，即使把人和世界、我和你分离开来，也不会妨碍其同质性”[卢卡奇《小说理论》，燕宏远、李怀涛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3页]。这既是黑格尔的历史精神的延续，也是“无边的现实主义”的巨大魅力，它试图捕捉时代，将时代经验放置在小说这一美学形态中。在资产阶级兴起、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席卷而来的时代，个体与时代之间发生了裂变，人的存在被降格，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现代主义蓬勃发展也正是在这一裂变促成的；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总是若即若离。尽管在文学史上，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所代表的现代主义被残酷地压制和忽略，然而，这部潜流一直涌动着，直到80年代先锋小说崛起，被压抑的现代主义才又重新抬头。从文学史的发展来看王威廉及其“讲述体”小说，可以说他在向逝去的“大传统”靠拢，他早期的小说散发着现代主义光芒，而近期的小说又试图“逆流”而上，直追前现代讲述体小说的源头；与此同时，他所擅长的对现代人的非理性和精神危机的剖析，使得他的小说透着镜子/金子般的质地，折射出当下时代丰富驳杂的面相。
    二、“历史”与“当下”：“讲述体”及其叙事机制
    “讲述体”小说与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它又有自身独特的美学意义。以德国文化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论俄国小说家列斯克夫的《讲故事的人》为例，这篇精彩的文论对“讲故事”的阐发，无论就历史关联性还是小说诗学，都是在重申“讲述体”的价值和意义；本雅明不仅从发生学上梳理出“故事—小说—信息”这一发展脉络，还指出在“经验贬值的时代”讲述体所遭遇的危机，“讲故事的艺术行将消亡……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很明显，经验以贬值”[瓦尔特·本雅明：《讲故事的人：论尼古拉·列斯克夫》，见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9月版，第95页]。
    经验贬值，不代表经验消亡，尤其在当下中国，小说家不是经验匮乏，而是缺少挖掘和阐释经验的能力。王威廉《听盐生长的声音》正是在此意义上重启了“讲述体”的幕布。在这篇小说中，“我”常年与妻子夏玲生活在大西北的盐矿，生活枯燥乏味，加上厂里老赵意外醉死在盐碱地给“我”留下的心里阴影，以至于“我”常有想哭的冲动，生活这潭死水因高中同学小汀和他漂亮的女友金静的到来而泛起涟漪。小说在“我”的心理动荡（被金静的美艳动人所吸引，以致“幻想”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和欲望中展开。“我”的幻想最终因金静自陈经历被打破：金静是个杀人犯，她和小汀游走世界，过着“我”所向往又无法实现的生活。“我讨厌这种生活，想反抗这种生活”，这是他们参观恢弘瑰丽的盐湖时“我”真实的剖白。小说最后以金静二人辞别，“我”和妻子生了孩子，生活归附平静而告终。在这篇小说中，王威廉始终秉持“讲述体”娓娓到来的笔调，相比他前期的小说，这篇的语言更克制也更质朴，它所探索关于“生活在别处”、关于存在的可能性和现实的残酷等主题被巧妙地隐藏在文本背后，读者只有剥开叙事的面纱方能窥其究竟。
    《书鱼》以“文学论述”开篇，给读者放了一枚“异军突起”的烟雾弹，但这枚烟雾弹很快就被讲述人“我们”讲的“现代传奇”打散了。关于蒲松龄的《促织》和卡夫卡的《变形记》，讲述人写道：“这就是传奇和现实之间的差别：传奇都是第三人称写就的，而真正的现实只属于第一人称：是‘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变成了甲虫，这个‘我’，其实是我们，我们无一幸免。”紧接着，小说的叙述交流持续扩散。“我和许多读者一样”是此种叙述交流最鲜明的标志。这种跳出文本反复和读者沟通的欲望如此强烈。小说以“我”得了一种说话有回音的病、妻子胡莉带我去看医生（先是西医，然后是中医）为情节展开故事。这里的“书鱼”被赋予有别于传统的内涵，在信息“内爆”（鲍德里亚语）的时代，“书鱼”生出新的价值，“我们每个人都成了历史的寄生虫”。在这里，现实与虚构，传统与当代，荒诞和真实，都被并置在文本中，具有鲜明的历史指向和深刻的批判意味。现代人的存在被现实的重压剥夺了勘探自身的权力。“我”与“书鱼”的相遇打开了一道缝隙，王威廉借住这一讲述体小说窥探现代生活的异化和扭曲的一面，尽管传奇时代早已远去，但这段散发荒诞意味的现代“传奇”，却最终指向不折不扣的现实。
    《父亲的报复》是一篇探讨“身份”问题的小说，它以“我”的口吻讲述了父亲的故事。父亲祖籍山东，年轻时来广州生活；就文化身份的归属而言，父亲认为自己是“广州人”，但他的“广州人”身份却一次次遭到被他称为“北捞”的北方人的不断挤压。“北捞”的大规模涌入害得父亲丢了推销员的工作，之后他被迫当了的士司机挣钱养家。父亲的形象正是90年代被市场经济逻辑所驱逐和排斥的群体的缩影。商品浪潮、消费社会的到来，劳动力大量从北方南下，这本身不仅代表两种不同的资本和权力的争夺，也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身份的较量。整篇小说叙述的边是父亲试图重新确认他的城市文化身份却一再受挫的悲壮的经历。《父亲的报复》的内在肌理异常丰富：代际、故乡、方言、文化冲突……这些沉重的主题不断冲击着父亲和“我”的心灵，也给读者带来巨大震撼。小说在父亲实施“报复”中抵达高潮：在与强拆队的抗争中，父亲爬上屋顶，“以弱者典型的抗争方式”展开自己手术的横幅“羊城河山可埋骨，岭南夜雨独丧神”。为了确认身份，父亲做了一回“堂吉诃德”，他与强大的暴力拆迁机器对抗。“这么多年了，我终于证明了我比那些伤害我的广州佬更爱广州！今天我终于报仇了！”小说结尾，父亲的复仇被赋予一种文化/精神的内涵，从而获得更广阔深刻的“反讽”效果。
    而在《绊脚石》中，王威廉将笔触伸向文化和历史的腹地。这次他讲的是陌生人相遇的故事：“我”因工作关系，经常往返广深两地，有天在动车上遇到同座一位奥地利老太太，这件“新鲜事”让“我”的生活不再贫乏。小说的叙事主体是“我”和老太太的对话，其“叙述交流”中显性的部分是故事人物的对话，隐性部分则是“我”和文本外的读者之间的对话。老太太关于纳粹、大屠杀、流亡以及寻根的讲述，与小说中“我”的祖辈大逃港、偷渡的部分形成了历史的对照，“花开二枝，各表一朵”，这两部分交替进行，造成一种奇特的“悬念”——这便是“讲述体”小说独特优越性所在。《绊脚石》的深刻性还在于“绊脚石”这一意象的文化内涵：“‘绊脚石’不要放在心底，别老把自己给绊倒了，老太太说，‘要放出来，放在这个世界上。’”关于历史创伤，关于记忆和遗忘，都静静潜在文本这一编织物中，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可以说，《绊脚石》的“小故事”暗含着“大格局”，也折射出王威廉作为一名80后小说家的巨大野心。这篇作品在小说叙事上的特征是，他以“讲述体”擅长制造悬念的优势，为读者提供如何经由凡俗生活切进历史缝隙，从而探求小说与历史接合的可能性。
    以上借助“讲述体”来分析王威廉小说的叙事机制，从表层结构来看，它们都以“讲述”或者“转述”的形式来构建叙事，这是小说形式上的鲜明特点；就其深层意义而言，讲述体小说另一个鲜明的特征是，它潜在于文本背后多层次的对话性。换言之，王威廉借“讲述体”的躯壳还历史、文化之魂，而这正契合了上文的分析，他没有停留在简单庸俗的现实主义传统，而是借“讲述体”这一小说叙事形态向“大传统”致敬，文本内外，历史与当下对接，其对话性得到了丰富的呈现，小说的叙事交流也由此得以展开。下文将着重探讨《听盐生长的声音》中唯一的中篇《北京一夜》。
    三、“背离”与“超越”：讲述体小说与时代经验的重塑
    相比上述几篇小说，《北京一夜》虽是第三人称限制性视角，但它蕴含的“情感震慑力”反而更强烈些。在讲述“爱情故事”时，作者对生命的体悟和情感的描摹显得细腻而丰厚。他在小说中铺陈一对被时代洪流裹挟着的情侣迥然的人生轨迹：家桦和陆洁分别代表着当下分裂的价值取向与生命态度：“自从他们一开始交往，他就明白陆洁渴望的是确定性极强的事物，而他，总是不由自主地喜欢可能性。”——家桦最后成了作家，而陆洁去了北京一家医院做行政工作，小说的“讲述时间”严格控制在“北京一夜”的长度之内，但它涉及的“故事时间”却横跨十年。作者深谙“讲述体”的魅力，也熟练地掌握叙事的技巧，只不过相比上述的作品，在《北京一夜》中，他换成第三人称来讲故事罢了。就其内在精神指向而言，这篇小说依旧投射着作者对时代经验的考察以及他对现代人的生存价值的质疑与反思。《北京一夜》中，南方和北方的都市景观，两位主人公长达十余年的人生轨迹被赋予了揭示时代变迁的意义。小说由“回忆”和“现实”两部分构成，两者分别对应南国的广州和千里之外的北京，这是一篇当代社会的“双城记”，它的空间和时间架构作为一种叙事形式，和小说所力图表征与描述的时代、精神裂变相契合。换言之，作者将他对主人公的人生轨迹的演变以克制、缓慢的叙述节奏呈现出来，这本身就蕴含了某种巨大的叙事张力和价值分裂。王威廉选择第三人称限制性视角，其目的在于正在于此，以疏离克制的目光来打量与我们当下经验离得最近的时代，恰好能从远观的视角揭示消费主义对人的心灵的侵蚀、商品拜物教的兴起和人的情感价值取向的“背离”。这些都被作者/叙事者自然贴切地编织进小说的文本中，通过《北京一夜》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和社会学勘察，我们能看到，小说家王威廉在这里展示了其熟练的叙述掌控力和深刻的哲思能力，尤其是他赋予男女主人公形象以高度的隐喻性：“她为了把他留在一种永恒里，所以总是选择离开他；而他不明白的是，他为了把她留在一种永恒里，却要千方百计接近她。”家桦代表的“可能性的世界”是一个由艺术、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构成的世界；而陆洁那个“确定的世界”则充满了物质、形而下和日常性。这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在虚构的文本中既重合又分裂。凭借此，小说的叙述得以展开，其所探究的价值领域才得以揭示。
    行文至此，我们大可将王威廉的小说创作放在纵向与横向的比较框架中进行分析，从纵向的脉络来看，王威廉从创作初期的“荒诞现实主义”在形式和哲学思考的“外拓”到回归如今的讲述体小说的“内敛”，其叙事风格的转变不可谓不大。但仔细勘察这种变化轨迹，它在一个作家的创作历程中是普遍存在的，也就是说，这种“背离”的背后其实蕴藏着王威廉作为新锐小说家艺术上的雄心和斗志。我们一方面可将“讲述体”作为王威廉风格转变的表征，又可以将它当作规约小说叙事机制的一项原则。换言之，无论是借助第一人称的讲述或转述，抑或使用第三人称，这种叙事策略背后牢牢站立着的，仍旧是作者对现实经验的警醒和反思，是作者借助小说这一艺术来叩问存在的意义、寻找精神超越的坚定追求。在这个意义上再回过头看王威廉小说创作的轨迹，不管是将荒诞、批判发挥到极致的长篇小说《获救者》，还是后来的一系列探究生存境遇的的“荒诞现实主义”小说，再到如今“内敛式”的讲述体小说，其内在的精神轨迹和创作逻辑还是一以贯之的，只不过在小说的形式层面，王威廉变“外拓”为“内敛”，变“荒诞现实主义”为“讲述体小说”，以更加从容优雅的姿态来构建小说，叙述时代经验。或许这才是王威廉小说创作转轨与精神裂变背后的契机和动力。
    从横向的视野来看，将王威廉与同辈的80后作家相比，又可看出其独特性。80后一代作者，不管是小说技巧还是在对西方文学的阅读借鉴上并不比前几代人差，但这里存在一个吊诡的现象：纵观80后作家群，代表性的如蒋峰、双雪涛、孙频、颜歌、笛安等，他们的形式探索和先锋气质显然比60后、70后作家要单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王威廉在80后一代小说家中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这里并没有孰高孰低之分，这种不同彰显的是小说家不同的创作立场和美学态度。从小说诗学与精神气度来看，王威廉明显更靠近前面几代人，他是80年代先锋小说派的“同路人”，又是80后小说家中的“第三种人”：他的小说既没完全“归顺”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又不满足于仅在形式结构上做试验和创新。从这点看，他又是矛盾的，这种矛盾的创作倾向背后透着作者强烈的反思和焦虑。这是一种既背离又超越的“双重人格”，也是一个具有雄心的写作者所具备的基本素质。
    小说集《听盐生长的声音》的后记以“没有故事的人”为题，在这篇后记中，王威廉援引本雅明《讲故事的人：论尼古拉·列斯克夫》中的话“小说的诞生地是孤独的个人”来观照自身的创作立场。本雅明探讨经验贬值与小说文体演变之关系，为后来的文学写作者和研究者提供新的小说美学的可能性，这种可能以其民间性和向传统的超越性的复归为特征。王威廉近期小说所作的向讲述体小说回归的努力，也暗合了这一小说发展的脉络：在艺术家的孤独个体与社会的公共领域之间如何保持平衡。纵观王威廉近期的小说创作，他用更加缓和克制的叙述姿态试图捕捉时代经验，将反思和探索内化进小说文本，他所援用的“讲述体”在当下这个经验贬值的世代摇身一变成为强有力的武器，它是堂吉诃德的长矛，也是孙行者的定海神针。他用“讲述体”重塑我们时代的经验、生活的悲苦、失败者的抗争及现代人的精神疼痛，而这恰是“讲述体”之于当下这个价值混乱、世相纷呈的时代所具备的深刻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