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的愉快时光》 是凌叔华的一篇佚作,至今未收入任何一种凌叔华作品集,不为读者、学界所知;而且是篇英文作品,原刊一九五一年的英国杂志 《乡村生活》。此作近日由邱燕楠女士译出,首次在国内发表。凌叔华英文作品发表到英国报刊上的还有好 几篇,如 《Rock Carving 1800Years Old》 (一千八百年前的古老石刻 ) 《Chinese Woodcuts of Three Centuries》 (三个世纪来的中国雕版印刷),即将在 《新文学史料》 季刊刊出。《Our Old Gardener》 (我家的老花匠) 等则由凌叔华自己编进了单行本 《古韵》。 抗战时期凌叔华避居四川嘉定(乐山),在她漫长的九十载人生历程中,这是一段特别的岁月,同时代她那样的文人大多有此经历。凌叔华离开了古都的高门深院,又离开了珞珈山的宁静学府,以家属身份随武汉大学教授陈西滢,跟着学校迁居嘉定,虽然仍是位名教授太太,又是作家,却风光不再,远非战前岁月的优雅闲适。她的生活并不愉快,曾经致信远在美国的胡适诉苦: 这里生活日涨,读书人都面有菜色。……教授收入抵不上一个女佣,只有三千余元薪水,一石米也。我们 早已终日烧火、洗衣、劈柴、跑街了。因为我们人少,倒也没有特别担当不起的苦恼。但想到病,以及将来愈来愈大的苦恼,却不免心中凄惶。 凌叔华说的是她患了甲状腺疾病,信里求助胡适替她就近在美国找份教职,为此开了个自己业绩的清单。她解释:“总之我此次出国完全是为了病,没办法,(如系肺痨之类,我就坐着等罢了,甲状腺却是一种可有可无之症,所以我得自寻生路。)”并且强调,“我自问我的出去也不是于国无益的,反之或能对国家尽了点力呢。”出国事未果,原由不详。她写在十年之后的 《嘉定的愉快时光》,字里行间洋溢的愉快,不留一丝凄惶情绪的印痕,仿佛置身战火年代的世外桃源。 那几年患肺结核的林徽因正也避居四川,刚巧也有一段十分相似的话: 我是女人,理所当然变成一个纯粹的“糟糠”典型。一起床就洒扫、擦地、烹调、课子、洗衣、铺床,每日如在走马灯中过去。然后就跟见了鬼似的,在困难的三餐中间根本没有时间感知任何事物,最后我浑身疼痛着呻吟着上床。我奇怪自己干嘛还活着,这就是一切。 无论就病情抑或家累,林徽因都比凌叔华愈加不堪,甚至想到死,就是没有想过出国。若要出国 (确也需要出国),本无需开口求助,已经多有朋友劝她往美国疗养,并安排好去美种种事宜,不劳她费丝毫心力。林徽因毅然谢绝了,要留在苦难的祖国与同胞共命运,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不能做中国的白俄。正是处于如此恶劣境地,她协助丈夫完成了学界开创性著作 《中国建筑史》,恢复编辑颇具影响的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还想写一本英文的 《汉武帝传》。 凌叔华和林徽因属同一个文人圈子,人们常归之为一派。宏观而论,她俩大处未尝不可谓相同,但由此无视微观的小异,或失之粗疏。其差异之于作家个体研究,意义又不可谓之小。两位才女的为人处世、脾气习性,实在是大相径庭。同在四川僻壤而应对上的差异,即能够以小窥大。 凌叔华写下这么一篇 《嘉定的愉快时光》,或许考虑阅读对象是英国人,中国抗战胜利过去了五六年,似不宜老是显示二战中苦难的一面;或许像她给弗吉尼亚·伍尔夫信里说的,出于“学会苦中作乐”———她的英文作品正是伍尔夫鼓励的成果。顺便再饶舌一句,她的姨外孙女、美国教授魏淑凌认为,“叔华的英文不如她的 中文丰富优美,只能用简单的英语凭借回忆……”而林徽因赢得费慰梅这般称赞:“当我还是一个中文的初学者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位精通英语的大家了。” 说回来,凌叔华在嘉定,某时为田园所陶醉,是有的,数年困苦沮丧,也是有的,情绪的两个侧面。然而容作一猜想,实际生活大概既不像她文章里形容的那样愉快,也未必如信里叙述的那么凄惶。作家的文字往往带些夸张,不足为怪。无论如何,关于抗战后方凌叔华的生活记述极少,这篇本人的回忆,当受人重视是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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