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时代转型，催生了中国文学现代性叙事的思想魅惑和历史合法，关于政治、国家、社会的现代“乌托邦”叙述，将“文学的想象能量”投射于它所能触及的所有领域。“民间”常常作为中国文学乌托邦叙事的日常化的微观佐证，或者呈现出与之吻合的政治想象和革命狂欢，或者呈现出与之相参照的启蒙解构和寓言叙事的“恶托邦”面目。新世纪以来底层叙事中的民间个体，其精神多维在被借用表达集体怨恨或悲苦情绪的同时，民间寓言与个体言说之间总是存在着难以厘清的话语间性，作为民间个体的真实面目依然模糊。“70后”作家杨遥以节制和内敛的叙事节奏，荡涤了历史风云和时代诡谲之于人的撞击与回响，却专注于聆听蜷缩于民间阴暗角落的幽微之音；他消解了民间底层的恣意呐喊和肤浅苦痛，而重新注解着“底层暗角之众”的生命困境和精神沉疴；他开掘着文明转型期被社会历史和民间主流所遗弃的边缘个体，执著于探秘他们无法挣脱但又普遍承受的“幽冥心理”和“飘零情绪”；他以现代主义的哲学视阈，在对民间“异托邦”世界的微观中，实现了将底层叙事与现代主义文学精神相贯融的艺术范式构建。
    底层的压抑与幽微
    民间是一个有着清晰的生活纹理和可触摸的生活涌动空间，一个有着自身内部的权力规约与等级秩序的文化空间。杨遥在此寻找着底层背光角落中呻吟的孤独者和飘零者，他在逼仄存在中的文学谜语和隐喻冷观中，试图揭开“异托邦”世界当中一群异类群体的心灵、思想、精神和命运轨迹。在异类与常态、飘零与主流、幽暗与光明的对比当中，杨遥消解了底层叙事所享有的文学介入社会层面的批判性指向，以“一花一世界”的文学棱镜，抽空和剥离了人物身上的“小”所附着的外在质素，让纯粹的个体之人，与负载着社会、资本、政治、道德、理性的民间世界，进行厮杀、角逐、决斗，在灭亡、胜利、妥协的结局中，呈现人性肌理、理性混乱、精神流浪、宿命荒诞等人的现代性困境的遭遇与体验，这是杨遥对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的思想追溯与本土转化。
    杨遥的小说首先对民间乌托邦进行祛魅，在边缘者与民间集体之间的对峙、逃避、改造、反击乃至回归企望中的“反乌托邦”的心灵图景谱绘中，呈现出人身处其中所面对的“压抑”的无处可逃和残酷阴冷。《闪亮的铁轨》在漂泊少年与弧村的对峙中，弧村褪去了温情，滋长着怯懦、焦虑、不安、羸弱和复仇，而少年则由偏执与乖戾，走向了软弱、恐惧、妥协和归顺，这是一个村庄群体唤醒飘零者人性感知的“民间胜利”的故事。而《二弟的碉堡》当中鸟镇人爆发的集体敌意、阴暗、狂躁，享受着复仇狂欢之时，二弟却以民间个体的生命野性对抗乡村集体伦理，赢得了个体存在尊严的胜利。
    人到中年生活的庸常和压抑，是时间洗礼生命的过程，也是记忆、理想和朝气逝去的过程，灰色人生和压抑焦虑的日常生活化，是解构年代实现了逃离政治、历史和传统牵制下的个体自由之后，人类所普遍面临的精神困境。雁门关这个承载着英雄豪情、历史想象、青春火热的精神之乡，成为难以企及的生活彼岸（《雁门关》）；庸常生活压抑下的一次精神释放，却败给了现实的人际误解（《表哥和一次青岛旅行》）。杨遥洞悉了幸福的可疑，痛惜底层群体的人生诉求与现实处境的不可调和，而这正是底层每天上演的人生悲剧。
    杨遥从当前底层文学的叙事窠臼中，寻找着新的叙事段位，他注重对悲苦现状的“结果或状态段位”的精神描摹，因而更具人类对自我存在体反思的镜像效果。《偷鱼者》展览着人性阴暗之恶在体制放纵下的恣意妄为和无可遏制；《唐强的仇人》充斥着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和兽性泛滥，虚妄的复仇只是弱者群体的精神抚慰。
    其次，杨遥以冷峻但不失激情的内在情感，审视着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弱者，如何在精神自由的境界中，在人的本质性内在力量的激发之下，通过种种虚幻或短暂的自我救赎的方式，完成压抑解放的行动实践和心灵蜕变。白蒹对人间“现世”和俗世“恶魔”蔓延无边的深度失望，让他在“历史”的妄想逃避中享受着古代帝王般的自由，但压抑通过记忆和现实同时侵袭于他，人作为思考和道德的本质未泯，注定了压抑的如影随形（《在圆明园做渔夫》）；拾荒者在寻找性别自尊和性别完整的成人礼中，努力对男性生命缺憾进行荒诞的弥补，殉道式的自救却无法掩盖精神和人性的巨大代价（《结伴寻找幸福》）。
    自我的救赎既然无效，在解构年代重新相信“上帝复活”，似乎是陷入上帝死了的后现代社会当中的一条复归式途径，在上帝祛魅的过程中，自由成为最高目标，但是自由疆域的飘忽，又将人推到了流浪弃儿的境地。杨遥以宗教情怀的人性叙事。《柔软的佛光》中肉和尚以自己的大慈与大爱，改变着自己与村人的疏离境遇，歧视、冷漠、疏远最终在肉和尚澄澈的人性温暖中得以消散；《流年》当中的聂小倩从对自我存在意义的反省中，选择了用佛教来解脱孤独和残败，“我”由堕落上浮到热火朝天的世俗生活的同时，也感染着妻子从佛教世界的执迷降格到俗世生活。杨遥思考着如何延续大爱的生命力，并构建出人的隔阂可以在宗教悲悯的心性相通中得以消释的叙事类型。
    再次，杨遥的小说深刻地洞察到在压抑与解放的冲决中，生活弱者的精神主体在无望、无奈和悲剧性的境遇中，所滋生的扭曲、癫狂和分裂，这种对压抑的反抗和解放的无果，是人类的生存荒谬和生命灰暗的寓言化象征。《硬起来的刀子》以饱满的情绪细节，正视人性复仇的非理性和宿命解脱的难度，在直面底层群体生存倾轧的惨烈时，揭示出民间长期以来所隐藏的权力失语、资本卑微、人格屈辱等多重压抑，所导致的人性扭曲和恶性膨胀；《谯楼下》中的成七在生存、性、尊严的屈辱和压抑中，展开了心灵自由和精神寄托的浪漫幻想，而幻想破灭后的无望深渊，也将自我推向毁灭的尽头。
    成长的迷狂与忧伤
    代际文化优势和深微的城镇生活体验，让杨遥的婚恋小说系列，可以从较为纯粹的性别相遇和心理对峙中，反思青春期的成长迷狂，体味人到中年的生命困境，这是杨遥对饮食男女、俗世繁华、忧伤灵魂所构成的世界暗面的发现，他触摸着当下人的精神残缺，悲悯着幽灵般游荡于时空维度的心灵浪者，同时，他也发掘着那些在绝望和无所依傍中，并未丧失人的本质力量和主体自觉的单面人，他们的种种以超越性的信仰、爱、自由实现自我救赎的努力，以及这种努力所附带的不可预知性的深邃与秘密。
    爱的激情与冲动，在释放人性能量的同时，也隐藏人性释放所可能引发的对性别秩序的颠覆和破坏，于是，爱的压抑和爱的宣泄，就成为文学难解的人生课题。《张晓薇，我爱你》是对昏暗世界中仅存的浪漫纯真爱情的执著和缅怀，也是对人生成长充满无限可能性的苍凉审视。《太阳悬浮》《铅色云城》当中，世界的荒诞不羁与人为了爱而努力的效果之间的背离，同样是人的存在的残酷本相。《我们迅速老去》当中浪漫爱情溃败时代的“我”对爱的坚守执著，都市人随波逐流、精神浪迹的苦难，既来自于自身，也受难于自身。《丢失了的，永远丢失》中谨小慎微的大明在压抑境遇下对女上司的性的冲动，是生活弱者对生命黯淡的逃避，同时也隐藏着深深的精神挫败。《刺青蝴蝶》对青春美好爱情由憧憬到破灭的清醒，让“我们”初尝世事变迁的残酷，刘满意的笨拙和执拗中，却是对爱情神话破灭的高尚反驳。
    杨遥的青春成长叙事，是后青春时代对精神家园的集体怀恋，是对不被社会规约的人性本真的反观，也是对生命沧桑、人性诡异、宿命妥协的反叛，因此，他的小说当中的青春混乱、狂想和荒诞，是人的心灵蜕变的真实体验，也是对社会化经验的个体超越。《黑蚂蚁》在“时间倒装”的假设性叙事中，审视着社会历练对普遍人性质地的磨砺；《裁缝铺的小子们》展露着生活的凌厉和心灵的焦躁，诠释着民间底层生存的自然性法则；《从滹沱河畔出发》和《跳舞的人是你》是精神低谷时的美好浪漫回忆；《同学王胜利》发现着民间底层人所共同的生活期望和生之坚韧；《在六里铺》演绎着压抑的“跨时间性”，弱者的隐忍无法改变人性之恶的嚣张；《子弹，子弹壳》中青春期的破坏性冲动和成人世界的恣意凌辱，滋生着彼此复仇的快感，但非理性的快意恩仇却让弱者陷入新的宿命绝境。
    历史的没落与余晖
    “70后”作家的成长，几乎经历了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的几个重要历史节点，作为特定时代的群体，他们与时代之间，既可能是直接的、参与性的，也可能是远景的、冷观式的。生态乡村在消费主义的引导下，成为当下城市人对田园浪漫时代的一种集体怀恋和追忆，但是，乡村—城镇—城市的社会转型轨迹，毫无疑问是作为现代性的社会实践显现，与之相伴随的人的现代性，似乎已经陷入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螺旋式轮回。但文学不仅是时代强者的证明者，它更是文明遗落物的捡拾者，对弱者尊严的人道主义捍卫者。杨遥的“没落人物系列”，是对一些逝去的职业、一些隐去的群体的记录，也是对个体信仰与时代变迁在对抗中挣扎、无奈、妥协、坚守的精神书写。这个远去的群体在时代的风雨飘摇中所经历的惊喜、曲折或沉沦，不啻是一幅鲜活生命和生活信仰者的陨落图，深隐其中的，仍然是杨遥一以贯之的对人类生存境遇、心灵丰富、精神质地的触摸、悲悯与反思，并在这些已经成为“志史”的历史余晖中，发掘着历史更迭和时代转型的人性伟大与永恒。
    《铁砧子》在日常生活史中，透视着修自行车这个传统行业的没落，观照着传统民间伦理、民间价值体系在市场经济的激荡下，正在经历的消逝与变异。作者礼赞着底层角落当中，卑微的职业却有着一群高贵的职业守护者；另一方面，作者也为民间价值体系悄然改变的现实传达着隐痛。小说在为没落的一群人和一段史定格，深蕴着对这群渺小人群心理世界和精神世界嬗变的探秘热情。《养鹰的塌鼻子》反映了驯鹰这个早已没落行业继承者的当代处境。曾经的身份荣耀，却在时代变迁中失去了自我价值的体现领域，塌鼻子成为行业没落却又无法自食其力的“时代弃儿”。他是令人怜悯的职业恪守者，也是让人景仰的传统行业坚守者，小说在呈现塌鼻子人性之善和生存窘境的同时，书写出这群行业继承者艰难的时代觉醒和自我更新。《逃跑的父亲》表达了裱匠这个古老行业习焉不察的衰败，以及个人遭遇的变故所引起的集体意识和集体心理的变迁。个人的生存夙愿和集体的伦理关怀，在“无事”当中让人物承受着生活的悲剧和荒凉，小说更多寄寓着对底层群体挣扎于生存基本线的人文悲悯。
    结 语
    杨遥的小说演绎着“压抑与解放”这一永恒的文学命题，他探幽到了当压抑的力量在虚假的颠覆中被迫消散时，人所面临的来自于人自身新的更大压抑的无物之阵，他的小说表达着一系列的生命体验，诸如疼痛、懦弱、逃避、反抗、沉沦、绝望、空虚、不安、迷茫、孤独、震惊、恐惧、仇恨……而那些寻求自我解放的人，同样是陷入了迷狂、轮回、宿命、荒诞，彼此的胶着、矛盾、对立和撕裂，是杨遥对边缘人群体的一种介入态度，也深刻地揭示出有着主体性、自觉性的个体背后生命的灰色基调。杨遥笔下的人物肖像，是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特定文明发展阶段人性“变”与“不变”的典型，他们的顽强存在或被迫妥协，深刻影响着人类整体的存在之思，由此，杨遥也完成了将边缘与人类、底层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跨界的先锋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