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虚构是偏离，甚至独立于生活常态之外而存在，它比现实生活更有可能自圆其说、自成一体，构筑独立王国。生活难免是残缺的，或者说在有限的范围内是残缺的，它需要在较大、较长的周期内起承转合，完成结局。所以，当我们处在局部，面临的生活往往是平淡乏味，没头没尾，而虚构却是自由和自主的，它能够重建生活的状态。苏童的短篇小说更为优良地体现了虚构的特质。虚构对于这位写作者，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性活动，他在某种程度上进入到自由自在的状态，经意或不经意，自觉或不自觉。
    苏童的小说都有隐喻性。他将隐喻注入日常生活的细节，使事物不仅是事物本身，而且扩张了它的内涵，我给这隐喻一个命名，叫作“谜面”。关于“谜面”与“谜底”的关系，其实是苏童无意中一直在处理的事情，也是我以此窥见他的虚构的一个“眼”。《沿铁路行走一公里》，故事写一个名叫剑的男孩子，家住铁路沿线，时常可捡拾到过往列车弃下的废物，这些弃物来自陌生人的生活，被不知从哪里驶来也不知往哪里驶去的火车带来，完全出于偶然。我将这篇小说作为对虚构的一个描绘，这些碎片从连贯的生活与人生上断裂下来，遗世独立，等待进入另一种经历。这小说真有着神奇的想象，想象重新组织生活的可能性。这些碎片，也许还会在苏童的其他小说里再次遭遇，那时已经改头换面，就像三生石上又续前缘。
    《稻草人》里，可窥见这些碎片重新组合的绰约轮廓。三个男孩在七月的棉花地里的纠葛，名叫荣的孩子率先发现稻草人，一根杂树棍子，顶着破草帽，奇异的是它的手，由两片金属轮代替。荣看中那两片金属轮，于是拆了稻草人，卸下齿轮。这时候，轩和土兄弟两个过来了，开始争夺齿轮。混战中，荣的脑袋挨了一下子，凶器是穿了齿轮做稻草人胳膊的树棍。下一年的七月，看田的农人来到棉花地里，拾起一截树棍，棍上沾着一些类似血迹的暗红色。农人摘几片棉花叶子擦拭干净，绑上干草扎成的手臂，压上一顶新草帽，又做成一个稻草人。新一代稻草人又会经历什么样的遭际呢？齿轮的来历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还没来得及交代，荣来到棉花地之前，就有传说，那里发生过一件杀人案，留下一张旧报纸，上面也染了可疑的暗红色，是擦拭血迹的吗？
    这篇小说，故事简单，机关却很深，就是说谜面很复杂，谜底却没什么了不得，不过是一件偶发的杀人案，起因和结束都很突兀。我关心的是那个大卸八块再重新组合的意味，其实呈现了虚构的形式。苏童就像一个身怀绝技的手艺人，得意他的巧手，忍不住要炫耀炫耀。
    苏童为什么要对虚构而不是对别的什么着迷，有什么原委吗？我们大约可以在苏童的小说里得到一些含糊的回答，虽然我也知道不能太相信小说家的话。虚构者都是说谎大王，他们完全不必为自己的谎言负责任，就是说没有证实的义务，但歪打正着，或许会透露一点儿真相。短篇《我的棉花，我的家园》，写逃荒的少年书来，离开淹涝的家乡。家乡以种棉花为生计，大水将棉田灌成一片水域。先是随了乡党们的马车，不巧落了趟，只能孤身前行。至于去什么地方，先也还知道，去找马桥镇的叔叔，可后来却茫然了，因为看见一个濒死的人像是他的叔叔，于是就只知道要去“一个远离灾荒和穷困的地方”。然而，灾荒就像尾巴一样跟着书来，走出水灾，又入旱灾；走出旱灾，又入兵祸；走出兵乱，又进瘟疫，简直如影随形。最终有人指点他向南，南边有铁路，沿铁路走，可以去到最好的地方。他被火车撞飞了。那撞飞的一刹那，眼睛里的景象就是水上漂浮的棉花。因此，我们就不能简单将棉花当作棉花。究竟是什么呢？似乎很难给出定义，就像莫言《透明的红萝卜》里的那红萝卜对于小黑孩子的意味，仿佛是任意地捡起来一件东西。从故事本身看，这东西并没有发生情节上的逻辑意义，都是孤立地存在。这种孤立性流露出一种虚无，也许它们单纯就是作象征用，象征虚空茫然，那里有一个偌大而又未知却引人神往的宇宙黑洞。至于火车，对苏童而言就是速度了。这速度也是孤立的，不知从何来又向何去，但这速度可将人带离现存世界。这就是小说家虚构的武器。
    在苏童醉心的虚构活动中，那些从原有生活上分裂出去的碎片渐渐显出端倪，显出轮廓，所重组的形状既是可辨认的，又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从谜面与谜底的概念说，苏童的谜面开始具有人世的形态，谜底亦开始获有了些定义。有趣的是，当他放弃用具体的实物来代名，比如棉花，没有实物的代名，定义反而露出水面，那就是一个世间所不存在的存在。
    苏童虚构的内容部分，我将其分别称作“变形”和“原形”。先说“变形”。
    在《沿铁路行走一公里》里，那些从速度中破碎撒落的碎片，又整合起它们的形状，找到了变体，成为一件件器物。往往是和小孩子的生活有关，比如滑轮车，还有《犯罪现场》里的针筒、回力牌球鞋、古巴刀，《小偷》里的玩具火车。
    比较起作品，写作过程其实更不确定可靠，因是在具体的身体心境的状态里，出现反复、回旋、颠倒是很自然的。而作品一旦存在，便是稳定的。我现在只按我所认识的排序来划分阶段。在这个阶段，苏童小说中的人物多少都有些古怪，不合时宜，我为他们命名为“浪漫主义集团”。这个集团基本是由坏孩子组成。他们行踪诡秘、心怀叵测，潜在着犯罪倾向，这让他们在人群中格格不入，惯常受到驱逐和排斥。他们大多过着一种危险的生活，所幸是小孩子，再出格也成不了气候。他们生活在大人的辖制底下，大人的世界是一个合法世界，掌握不可抗拒的法则。
    于是，他们的行为就有了一种哀戚，没什么好果子吃的。身体里骚动着莫名的渴望，精力无限充沛，所受的制约更为具体，失败也更确定无疑。又因为是小孩子，无论行动还是失败就都带有游戏的性质。这游戏表面似乎拷贝了大人世界的活动，但我以为苏童无意影射现实，更可能别有用心，就是将现实变形，变形到一个新的存在产生。小说《独立纵队》，是一个小孩子从合法生活中走出，进入坏孩子社会，也就是“浪漫主义集团”的故事。
    小说写一个叫沈小堂的男孩，家在化工厂门口，既不能进入化工厂孩子们的群体，也不被厂外葵花巷的孩子接纳，落单了不说，还要时不时经受两伙人的忠诚考验。有一幅场景很有意思，小堂从姑妈家回来，被葵花帮在弄口堵住，要他出示通行证，通行证是由他们发行，一元钱一张，小堂只能用手里的西瓜去换。用西瓜换来葵花巷通行证后，便被化工厂的一伙胁持到了“叛徒沈小堂公审大会”上，受到严厉惩罚，并且要求表态站队。这当然与“文革”的派系斗争相似，可孩子游戏的稚气却釜底抽薪般地抽取了严肃性，变成谐谑剧。所以我宁可相信，这只是材料上的借用，因为事情的结局是从拷贝的原型上另开一路，小堂情急之中喊道：独立纵队成立啦!可不是吗？他既不是葵花巷，也不是化工厂，就是独立纵队，就他一个队员，有什么不可以吗？就这样，小堂走入了一个人的黑帮，开始了法外生活。苏童笔下的坏孩子，都是一个人的黑帮，单枪匹马，孤独地施行犯罪。
    《犯罪现场》的题目开宗明义，直指犯罪，这又是一桩什么样的罪愆呢？名叫启东的男孩，从莫医生诊所偷了一支注射器，然后就开始“杀戮”行动。先是理发师老张家的猫蹊跷地丧命，然后左邻右舍的鸡群伤群亡，街坊马凤仙的儿子手腕上鼓起一个黑色的包块，里面注射了某种液体，是启东自制的药水，盐、糖、味精、蓝墨水调和而成。马凤仙儿子的事件虽还未殃及生命，但已经很严重，预示着凶手开始向人类下手了。
    莫医生早就有不祥的预感，他不安地在街巷里穿行，搜寻蛛丝马迹。当终于抓住凶手，怒不可遏之下，给了狠狠一针，这一针可是动真格的了，针筒里注入的是链霉素。多少年过去，街上的铁匠铺里多了一个聋铁匠，而莫医生已经故去。莫医生和启东的对峙中，曾有过这么一句对嘴，大有深意。莫医生隔了门对里面叫喊：“启东啊启东，这样下去你会走上犯罪道路的!”门里送出来的回答是：“你才会犯罪呢。”这就像启蒙时代，现代医学方兴未艾之时的对话，这东西的发生究竟是福是祸？作这样的诠释似乎言过其实，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小孩子的淘气，可它被那么庄严地叙述着，态度的郑重大大超过应该有的程度，事情就在夸张中变形，邻里纠纷升级为文明与野蛮的战争，结果同归于尽。
    令人猝不及防的是一些乖孩子，表面上安分守己，内里却起着杀心，不知这里还是那里，触犯到他们，便事发了。比如《游泳池》里的达生。达生向来在河里游泳，可自从见识过游泳池，就生出一个固执的成见，“在河里是洗澡而不是游泳”。这就涉及仪式了。仪式，也可以视作苏童虚构的方式，无论“独立纵队”，还是“犯罪现场”，坏孩子的游戏和恶作剧，都被赋予了一种仪式感。事情从原形脱颖而成象征，内涵有效地扩张出来，无聊的琐细变得庄重了。从日常状态到仪式之间，苏童是用速度来变形完成的，就是虚构的意思了。
    《回力牌球鞋》，是又一件与速度有关的物件，而形貌更接近日常状态。滑轮车、游泳池里的蝶泳，多少还有些奢物的意思，是衣食以外的剩余享受，就具有相对独立的含义，适用于隐喻。而球鞋这桩东西，直接就是温饱用途，还能延伸出什么指涉呢？这也预示着苏童的谜面更向生活原形接近，罗汉越来越成凡人相。
    回力牌球鞋在那个年代轻易不可得，主人公陶的那双是叔叔从外地带来的，应是上海，穿着它，“人像鸟一样有飞行或者飘浮的感觉”。很快，陶的球鞋就受到朋友许和秦的注意，出于妒忌生出罅隙，然后就有谣言传开，邻街的猫头丢了一双回力牌球鞋陶脚上却多了一双同样的球鞋。猫头专门前来确认，陶的球鞋是白色，他的却是蓝色，事情应该有了结果。然而，陶的回力鞋失踪了，街上风传猫头又有了一双新鞋，却是黑色的。陶很冒昧地找到猫头，当众用刀片划了猫头的鞋，检验那黑色是不是涂上的颜料——“浪漫主义集团”的孩子，不止是坏孩子，更是有病的孩子。猫头立马用一枚秤砣破开了陶的脑袋。事到如今，陶不指望找回球鞋，却想找到真相。他带着头上的伤疤，如同一个寻求真理的烈士，向许和秦发问“到底是谁拿了我的回力牌球鞋”？得到的回答是，拾荒老头捡去了，“把你的鞋当破烂扔到垃圾筐里去了”。这真相带有猥亵的气息，陶跟着许和秦一同哈哈大笑起来，神圣的信念就这么同流合污了。只是，从此陶的姿态发生了变化，目光总是下斜，对着路人脚上的鞋子，这可以说是一种残疾，遭遇过某种暴力而形成的残疾。
    现在，一路散开的碎片重又嵌进生活里，化成最为常见的实物，不再是游戏的道具。罗汉的法器消匿了，罗汉已完成变体，就是你我他。变形的事物复又回到原状，就是你见我见他见，也就是，原形。
    《两个厨子》在苏童的短篇小说中是最写实的。灾荒年里，富豪人家办宴，请来两个厨子，一白一黑，白厨子来历很清楚，顺福楼的师傅，黑厨子就有些暧昧了。他干枯的形容就不像厨子这一行的人，厨上的活计他很不熟练，更可疑的是，他对食物的饥渴状。厨子往往是没有食欲的，而他身上就像附着饿鬼，而且不止一个，还是两个，照应自己的一个，那一个还在喊饿，于是就连这一个也顾不上了。故事结束时，已是办宴半个月之后，白厨子在灾民救济会的赈粥棚前，看见了黑厨子与他的儿子，这才明白，父子俩原来是饥民。这一个短篇，写得很平实，没有苏童惯常使用的隐喻，全是直白，直白的也不过为常态常情，这常态常情很单纯，仅只一个“饿”字，饿和饿又血亲贯通，骨肉相连，所以就是一片饥馑。
    当苏童放弃隐喻，难免也会令人困惑，似乎消失了进入的途径。隐喻可起到钥匙的作用，启动机关，谜底揭开——可谜面和谜底已接近合二为一，或者说互为消解——解密固然有着智力竞技的快感，可却又不尽是阅读小说的满足。小说不只要给人不期然，也要有期然，俗话说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这情理就是期然。苏童放弃了隐喻，一方面没了钥匙，另一方面似乎也不需要钥匙了。《两个厨子》，其中全是期然，没有不期然，一切大白于天下。但事情却又不像是这么简单，总有些叫人放不下，这人情之常，又不尽是人情之常，你看我看他看后面，还有着一双眼睛，看出你知我知他知里的未知，那就是叙述者的眼睛，将两个厨子的邂逅看成遍地哀鸿。
    最后，我们是否可以来描绘一下虚构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首先是《沿铁路行走一公里》那个热衷捡拾碎片的小孩，人单力薄，不得不驯从于现实的约束，但并不妨碍“思想在八千米高空飞行”；《独立纵队》里提了一只西瓜回家的小堂，怯懦地加入自己一个人的黑帮；《午后故事》里，目睹英雄豁子被杀的“我”也是他，他渴望成为豁子那样的人，可连外表上相似都做不成，本是要剃一个彪悍的板刷头发式，结果被剃成光头，所以根本没指望做英雄，充其量只能目睹英雄被谋杀，作一个见证；《桑园留念》里，毛头和丹玉殉情而死，名字被悄悄刻到石桥的石栏杆上，那个刻名字的隐身人就是虚构者，他为所看见的人和事，立起虚构的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