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符号，赵树理的精神是永恒的，赵树理的人格是永馨的，赵树理的道路是永远的。不论到了什么时候，他的作品和人品都将兀立于文学的圣殿，炳辉于文学的广庑，成为对广大庶众之心音与情韵的艺术表达。之所以如此，盖因赵树理以其人生选择和创作实践深切而完整地体现了文学的内蕴本质与永恒真谛，即对时代、对人民、对生活的极度尊崇和无限忠贞；与时代、与人民、与生活的高度契合和水乳交融。这不仅炽燃了他的文学爝火，成就了他的文学事业，而且更笃定要为文学路径树起不朽的丰碑，要为文学创作铸立永恒的标杆，乃致对文学的今天和今后产生无尽的启迪与示范。 一 赵树理文名隆盛、誉驰遐迩，是一员鼎立于中国文坛的虎将。但他自己却从不这样认为，更没有这样的向往与追求。他只想摆一个文学地摊，做一名“文摊”作家，踏踏实实地扎在生活的大潮里， 平平常常地跟广大人民群众交朋友，淳淳正正地写出现实生活的真容真貌、深情深意、本色本质，作品既要让群众买得起、读着乐，又要在读过之后有用处、有好处。为此，早在20世纪40年代，当《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小说蜚声文坛时，赵树理便郑重其事地宣布：“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 这样的志愿，显然与我们现在许多作家的志愿大相径庭，甚至还会被认为是又土又俗，胸无大志。然而，正是这个颇为另类的志愿，却真真正正地从根本上成就了赵树理的文学事业，使他在创作的道路上得以根基深、路子正、方向明、潜力大，始终迈着坚实的步履，顺应时代的呼唤，紧切生活的脉动，直抒人民的心音，因此佳作频仍，声誉鸿远，赢得了广大读者的衷心拥戴，树起了彪炳时代的文学丰碑，在极具人气的“赵树理热”中一举成为享誉世界的大牌作家。直到1985年捷克斯洛伐克汉学作安娜·朵莱然罗娃访华时，还一再表示“在欧洲，人们都十分喜爱赵树理的作品，并将之视为真正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的绝好例证。”然而，与此形成反差的却是：面对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一位中国青年农民却不无焦虑地说：“近些年来，常常听到文学获奖、创作丰收的消息，可是我们却总觉得仍然没有文学。主要是农村题材的作品太少，适合口味的更少，难得有读赵树理的小说那样带劲！” 赵树理的作品之所以会广受青睐和赞许，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始终坚守现实主义的方向与方法，脚跟牢牢站在现实生活的热土上，心里时时刻刻想着老百姓，其作品永远都充盈着一个作家对社会变革和人民事业的无限深情与挚爱。而誓做“文摊作家”所体现的，就正是这种心愫和憧憬。因为“文摊”作家的最大特点，就是深入生活、心系群众，为时代所需而书，以百姓之心为心，将群众的喜好和需求化为创作的追求与冀望。有了这个认知因子和生活根基，就不仅会有新的题材滚滚而来，而且在文学样式和审美情趣上也自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赵树理说他所有的创作题材都是在生活中“撞”上的，而这“撞”上的题材不仅很重大，而且很鲜活，同时也极受社会的关注与期许，一旦形诸于作品，便自当成为热点和质点。赵树理的作品之所以一度被称为“问题小说”，原因就在这里。他在创作中所触及、所触动的都是社会变革过程中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难点问题和盲点问题，他每一落笔总想着要通过自己的创作而能够对社会有益处，对群众有好处。所以，他从不为了写作而写作，更无需为了创作而去刻意地寻题材、蓦形式、袭套路，而是一切都由实而出，因事而始，娓娓道来，意趣横生。有人说赵树理的作品有点“土”，这其实压根儿就没有读懂赵树理，尤其是没有咂摸出赵树理作品的真味道。因为这种所谓的“土”，在本质上其实正是对真、淳、刚、隽的综合体现，是对原汁状的生活内容经过提炼和升华之后所形成的艺术结晶体与美学化合物，此乃非艺术功力炉火纯青而不可得。殊不知在赵树理的早期作品中也曾经是“洋”过的，如《悔》《白马的故事》等，就多有文诌诌的叙说和欧化了的长句子。后因作者在创作实践中意识到这种写法缺少中国味，不适合广大群众的阅读习惯和审美需求，这才下决心改了过来，坚决走民族化、大众化，务求通俗而刚健的创作道路。 其实，历来的文学佳构，不都是这样产生的吗？从《离骚》《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到《阿Q正传》《故乡》《风波》，再到《山乡巨变》《创业史》《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等，概莫能外。而赵树理的所有作品就更是无一不来自生活深处，无一不走进群众心中。 这是赵树理的追求，这更是“文摊”作家的要义。为了实现这种追求和践行这一要义，赵树理极为坚定而明确地擘划了自己的文学人生，即情喻庶众，理贯社稷；深耕生活，心系百姓。他在人生道路和创作实践中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这个目标，直达质点、直抵鹄终。这不仅见诸于他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而且更体现在他于创作高峰时所名世的《登记》《三里湾》《“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张来兴》《互作鉴定》《灵泉洞》《十里店》《实干家潘永福》等作品之中。所有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的显著特点，就是通俗、诙谐、滋实、淳朴，充满了时代感和现实性，无一不是对生活的艺术化和对艺术的生活化。事实上，他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有感而发，都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先进的指向性，而绝非表现自我，更绝不无病呻吟。他说：“为创作而创作，也和为说话而说话一样滑稽。”他郑重地告诉人们，他始终就是把写作当做革命工作来做的，而革命工作的主要动力和对象则始终都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以，说到底，文学永远都是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又怎么能够瞬间离开人民呢？故此，对人民有益和受群众欢迎就笃定成为文艺创作的永恒遵循与至高追求。正是出于这个理念，赵树理曾打算写一部名为《石头底》的长篇小说。他说，曹雪芹在北京西郊的荒村里，靠喝粥写下了他千年不朽的《石头记》。不过他所写的都是石头上面的事，而处在石头上面的则都是达官贵人、王孙公子、将军王妃、地主豪绅一类统治人的人，而绝不会是苦难深重的亿万中国农民，绝不会是普通老百姓。曹雪芹写了109万字，我老赵写石头下边的人和事最好也写109万字。当然，也许多写了1万字，凑成110万字，或者少写一点，写它100万字。总之，要画出一幅中国农民的全景图，要写出广大百姓的沧桑史。 二 虽然这一宏愿由于“文革”袭来而未能实现，但赵树理为之所做的准备工作却是既扎实又认真。一如在潞城县曲里村搞“四清”时，他就自我要求、严格规定，跟工作团和村干部约法三章：“第一 ，不准给我吃小灶，轮着吃派饭，谁家也不准做两样饭。第二，我不住大队的办公室，要流动住在农家户院。第三，进城开会办事不准给我派马车。第四，为了和大家交朋友，谁家有了红白喜事，我争取都要参加。办事不准讲迷信、讲排场，要移风易俗。我老赵拜托大伙啦。”就这样，在曲里村，赵树理先后轮着住在郭买成、张丑有和张存昌家。而这几户恰恰都是村里的“问题”户，有的邋遢，有的患病，有的则是“四清”的对象。特别是郭买成家不但窑洞小、没门阀，而且连院子都是用树枝扎起的篱笆墙。村干部想给赵树理挪个干净、敞亮一点的地方，可他就是不答应，并强调道：“我说住哪就住哪，谁想改变也白搭。买成这人爱说敢道，消息灵通，眼光雪亮，就凭他能说顺口溜，我就非住他这个小窑洞不可了。”张丑有家的媳妇身患肺结核还拖着两个孩子，赵树理住进他家后就首先请医生、买药给她治病，不到一月时间病情就大为好转。张存昌既是老中农又是村干部，赵树理住在他家后就抓紧帮他放下包袱，打通思想、轻装上阵，使之很快便得到了“解放”。赵树理说，要珍惜老党员、老干部资源，不仅要让他继续当村干部，而且还叮嘱他要特别注意培养青年接班人，树立远大理想，克己奉公，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从而使张存昌深受感动，工作上更加吃苦耐劳了，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赵树理后来认真而又风趣地说：“我住在曲里村崖顶上的窑洞里，全村尽收眼底，谁家的烟囱冒烟早，谁家的牛马在嘶叫， 谁家的狗犬半夜咬，谁家的公鸡啼得好，谁家的孩子爱哭闹，谁家骂人把架吵，谁家的媳妇爱哼小调，谁家的男人爱喝酒猜拳大声闹，尽听尽看，尽知尽解。” 其实，像这样深入群众、体验生活对赵树理来说完全是一种生活与创作的常态。尽管赵树理是大干部，资格老、级别高。他为文艺一级，相当于行政三级，而当时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才是行政六级。但他却从不把这当回事，始终认为作家不是精神贵族，更没有理由恣情恣意地“表现自我”。作家的责任永远都在于深入群众生活，用富有感染力的作品引导人们向真、向善、向美、向上。为此，作家本身就首先必须具有创造这种作品的素质与品格。这也就是说，生活和创作必须同频共振，作品与人品定当互相熠照。在这里既无二元论又无悖谬说。因为文艺创作既是生活的美学凝聚又是情感的艺术升华，只有生活的“真”和品格的“美”才会为铸冶精品佳作提供优质资源，进行鼎力支撑，实现有效驱动。赵树理不仅在工作、生活和创作实践中认识和把握了这个规律，而且以他自己所特有的理念与方式诠释和践行了这个规律，并高度地严格恪守与认真执行。诚如周扬所说：赵树理“文好人也好”。 对于作家和创作来说，文好与人好从来就是一种辩证统一关系。因为人好主要表现在对生活、对群众、对艺术、对事业的态度上，而这个根本问题一旦得到纾解，其文之呈优尚佳也就是自然的和必然的了。赵树理就是这样。他诚恳、质朴、淳厚、善良，心灵透明得像一池子清水，生活朴素得像一个深山里的老农民。不论“官”多大、“名”多显，他都始终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他都从不抖“架子”、摆“谱儿”，倒总是惦着国家的事，操着老乡的心。无论在尉迟村、河底村、曲里村，还是在大城市、大场面、大境界，最能让他情牵心动的始终都是那“石头底”的芸芸众生。哪家有病恙，哪家缺米粮，哪家屋舍漏雨，哪家婆媳不合；哪村缺少良种，哪山缺少树苗，哪社戽斗水不畅，哪队农资未凑齐。凡此种种，赵树理的心里都有一本账。这些问题一日不解决，他就一日食难安、寝难眠，心中翻江倒海，眼里乱冒金花。有一年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会，会议正进行时，他却倏地从座位上站起，急匆匆地跑到窗外仰头看天。原来是从东南天际突然冒出一片黑云，一派要下雨的样子，怎能不让人心焦？因为他来京开会前队里新收割的麦子刚刚堆上场，这可不能淋雨呀。又一次，为了推介玉米良种，赵树理干脆将村子里的干部一起请到北京，跟他们一块儿亲历亲试，可劲儿做说服动员工作。再一回，因为农时在即，赵树理竟亲自背着新式犁铧和农药喷雾器送到乡下。总之，在他下乡的地方，不论是哪村修梯田、挖水库、筑堤坝，抑或是哪家过满月、娶媳妇、闹社火，时时、事事、处处都少不了他。而赵树理也真是犁耧耙耱门门精通，吹拉弹唱样样在行。至于编快板、哼民谣、诵鼓词、说评书、写对联、唱戏曲之类，赵树理就更是行家里手了。特别是对流行于晋东南一带的“八音会”，赵树理摆弄起其中的任何一种乐器来，都有门有道、有滋有味。这使他不仅容易融入群众，而且在许多时候事实上都是群众更为热切地融入了他的生活与创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对于当时的国民收入而言，作家的稿费是很高的，特别是作品被翻译到国外后，稿费更高。作为大作家和名作家，赵树理自然收入不菲。但赵树理却从未把这些钱当成自己的“体己”，而是一律用作社会公益事业或周济他人。村里要修水库，要搞绿化，要改良品种，他必先寄赠稿费买水泵、买树苗、买种子，并千方百计给村里引进细毛种羊。凡是他生活过的地方，都一律由他用稿费为村里订报刊，买书，办文化室、托儿所、医务站等，更何况他自己就是一名能工巧匠和土医生，除了谙熟农活林艺之外，还会切脉医病。那时候，赵树理的工作单位在北京，但他却常常不去领工资，出差回来也不向财务室作报销。其理由是工资是国家给的，稿费也是国家给的，我既然领了稿费，自然就不应再去领工资了。再者，我是国家的人，既然国家发给我的工资够出差用了，回来当然就不该再去报销。1964年赵树理决意离开北京，到山西农村长期落户。临行前，他将自己用稿费在北京买的房子全部无偿充公，他说用人民给的钱买了房子，自己用不着了，当然要还给人民。别看赵树理在公益事业上出手阔绰，但他对自己却是非常抠门的。抽烟只抽2毛钱一包的玉叶牌；乘火车向来是坐硬座，出差从来住的都是通铺。他对此给出的理由是：这不光是为了省钱，更为了便于了解社会底层生活，接触广大人民群众。 三 人民群众在赵树理的心目中就是天，就是地，就是至上和至尊。他时时刻刻都在跟他们同甘共苦、休戚与共，为他们的生活着想，替他们的福祉谋划。当长篇小说《三里湾》行将脱稿之际，几家大牌出版社都来“抢”稿，但赵树理却统统拒绝了。出人意料的是他在拒绝之后却郑重其事地特意把稿子交给了小小的通俗文艺出版社。有人不解地问：“这个出版社名气小、规格低、稿费少，为什么偏要把稿子送给他们出呢？”赵树理莞尔笑道：“我不管这些，我只知道这个小出版社是专门面向广大群众的。冲这一点，我就决意要把自己最满意的作品送给它。至于稿酬高低，那更无所谓了，我倒是希望付给我的稿酬再低一些。因为稿酬低了，书的成本就低了，成本低了，书的定价也就相应地会更便宜些。这样一来，不就减轻了群众购书的经济负担吗！” 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人民文学出版社要结集出版赵树理近些年来所创作的短篇小说新作时，本希望他能给这本重点推出的书起个“高、大、上”的名字，以利于扩大影响、促进发行。但没承想，赵树理筹思再三却决定用《乡下集》作为书名，并随书为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拳拳之心与眷眷之情尽在其中。他认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众多，再加上城乡差别的悬殊，所以最需要关心的就是广大农民。而在所有的关心中，给他们送去精神食粮则自当最是根本、最为重要。而现在，我能将自己写的书以最便宜的价格送到他们手里，并让他们喜欢，对他们有益，这便是作为一个作家的最大满足和最高期冀了。 显然，群众生活与群众利益，早已同赵树理的人生和事业深深地融为了一个整体，永远都是他的心之向往与情之所切。出于同样的理由和愿景，当1956年女儿赵广健从北京的高中毕业时，作为父亲的赵树理却力劝女儿离开京城，返乡务农，回到故乡沁水县同世世代代生活在那里的乡亲们一起劳动、一起创业。为此，他还给女儿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在说明原委和讲清道理之后，并告诉女儿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响应党的号召，也是会大有作为的。如果因为你是作家的女儿就可以不去下乡，那岂不成了侯宝林说相声的材料。这封信后来以《作家赵树理给他女儿的一封信》为题公诸报端，引起强烈反响，对推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和有力的促进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他强调，“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这就要求文艺家们“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文摊”作家赵树理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所欲所求不就正是对这一文艺创作之真谛的生动阐释和真切践行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