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世纪中国社会转型期，近代以来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重新在当代盘根错节纠结在一起。三农问题是解决当代中国社会的关键，是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后实现现代化转型的中心问题。20世纪之初的以农民为中心主体的中国问题状况仍然横亘在21世纪改革开放的中国面前。如何表现新世纪中国社会大变动中农民的心理变迁和精神需求，探寻农民的现代化道路，是新世纪乡土中国文学的重要使命。
    贾平凹的《秦腔》以其宽广宏阔的乡村视野，书写了当代中国农村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展现新中国成立后老一代农民与新一代农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理念的现代性裂变，尤其是表现了有几千年中国文化积淀的乡土文化日趋湮灭的悲惨境遇，是对当代中国问题的一种中国经验叙事。贾平凹随后发表的《高兴》，进一步延续了新世纪乡土中国现代化裂变的主题，展现了乡土中国农民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新的异质生活，隐喻书写了农民工在城市空间的悲惨境遇及其灵魂的自我救赎过程。从《秦腔》到《高兴》，我们看到了新世纪乡土中国现代性裂变的、悲欣交集的两副审美镜像，整体性呈现了新世纪中国现代化历史语境下的农民心灵史。
    一、《秦腔》：乡土中国的衰竭心像
    《秦腔》是贾平凹在多年沉寂之后的一次突破，他对当代中国转型期的乡土社会的审美观照，是对中国现代化转型进行反思的新世纪乡土文学。秦腔、秦地、秦人，构成了一曲天地人合鸣的大乐。在这一合鸣大乐中，隐隐约约听出了一种乡土文化忧思之音。
    秦腔是与清风街为代表的秦人生命融为一体的音乐，弥散于小说的角角落落，与小说中的每一个角色发生深刻的联系，可以说，秦腔就是贯穿整部小说的主角。高兴时放秦腔，心情郁闷时也放秦腔；结婚、生孩子时要有秦腔，给老人送终也要有秦腔；不仅清风街的秦腔迷如夏天智、上善爱听，清风街的结巴武林、疯人引生也痴迷；清风街的女人爱听，清风街的最漂亮的女人白雪就是秦腔的忠诚表演者；清风街的白果树也爱听秦腔，更神奇的是，夏天义所养的狗还能听懂、吟唱秦腔。清风街人对秦腔的喜爱达到了与生命相融合的程度。清风街的人、大地、动植物的整个世界共在一个秦腔的空间场域之中，生命与生命彼此之间从中得到安慰、舒展、交融，构成了天籁、地籁、人籁的合鸣。正如贾平凹在散文《秦腔》里所描述的一样。
    农民是世上最劳苦的人，尤其是在这块平原上，生时落草在黄土炕上，死了被埋在黄土堆下；秦腔是他们大苦中的大乐……有了秦腔，生活便有了乐趣，高兴了，唱“快板”，高兴得是被烈性炸药爆炸了一样，要把整个身心粉碎在天空！痛苦了，唱“慢板”，揪心裂肠的唱腔却表现了多么有情有味的美来，美给了别人的享受，美也熨平了自己心中愁苦的皱纹。①
    清风街夏家老一辈中的夏天智是对秦腔最为热衷的。他不仅喜欢唱、喜欢听秦腔，而且长年累月痴迷在马勺上描画秦腔脸谱。夏天智支持夏中星的秦腔振兴计划,认为儿媳妇白雪不应该到省城去。遗憾的是，夏中星振兴秦腔计划，并不是出于对秦腔的珍惜与热爱，而是为了出政绩，为自己捞取当官的资本，他本人并不懂秦腔。在夏中星带领剧团到乡下巡回演出时，观看秦腔的人很少，连演员都感觉脸红。夏中星却因为振兴秦腔有功而调走了，秦腔剧团随后彻底跨了。
    与秦地、秦人生命融为一体的、有着千年文化积蕴的秦腔，曾经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在夏天智去世之后已经无人聆听，悄无声息的衰落了。秦腔是秦地区域空间孕育出来的音乐文化，当清风街新一代农民遗弃土地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这种地域空间音乐的无可挽回的衰亡。
    从清风街出来到省城工作的、作为“清风街名片”的夏风从小就在秦腔氛围中长大的，在回清风街老家结婚时对秦腔却表现出了拒绝、排斥的文化姿态。夏风极端厌恶秦腔。白雪在一次与夏天义的对话中，提到夏风不爱秦腔的原因是 “秦腔过时了，只能给农民演。”这种说法引来了夏天义的怒斥：“给农民演就过时了？！胡说么，他才脱了几天农民皮？！”②出声于乡村、在省城工作久了的夏风，已经彻底摆脱乡村思维、情感的羁绊，在心理世界中确立了一种迥异于乡村的、具有优越感的、所谓高层次的城市文化，与城市文化融为一体了。正是这种具有优越感的视农民为低贱、没有文化修养的城市文化意识，夏风才会有了这样的逻辑推理：农民没文化修养、处于被时代淘汰的社会底层，秦腔给农民演，秦腔就过时了、就不是艺术、不够高贵，所以，高贵的、有优越感的夏风就厌恶秦腔，排斥这种过时的、不够高贵的乡村戏剧。排斥秦腔是对城市高贵、优越文化的认同，对浅陋乡村文化的决绝，表明了夏风思想意识中城市文化优越感的确立与对乡村母体文化的决绝。
    白雪是县秦腔剧团的台柱子，用夏中星的话说就是“人好戏好，色艺双全”。 白雪离不开秦腔的戏剧舞台，心中割舍不了对秦腔的痴爱，所以她迟迟不愿离开县剧团到省城去。针对让白雪改行、调动工作的事，夏风和白雪争吵了起来。夏风说：“在县上工作长了，思维就是小县城思思维，再这样呆下去，你以为你演戏就是艺术呀，以为艺术就高贵呀，只能是越来越小，越来越俗，难登大雅之堂！”白雪说:“我本来就是小人，就是俗人，鸡就住鸡窝里，我飞不上你的梧桐树么！”③夏风与白雪对秦腔认识的巨大差异，是横亘在夫妻两人之间的文化鸿沟。白雪对向省城调动工作的拒绝和夏风对秦腔与白雪的乡村情感、“小县城思维”的鄙视，使两人间矛盾激化。夏风对生理有缺陷女儿的遗弃与冷漠，进一步加深了白雪的痛苦，最终导致离婚的结局。清风街的文化之子夏风与秦腔表演者白雪的离婚，在更深的意义上隐喻着城市现代文化对乡土民间文化的遗弃；他们女儿的天生残疾，同时也喻示着全球化语境下乡土中国文化的畸形怪胎性。
    夏天智夫妇认为白雪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儿媳，对儿子夏风的离婚行为表示极度的愤怒，决定让白雪住在老家里，拒绝夏风回家门。夏风虽然是知晓父亲的死，连夜赶回，可就是在路上出了故障，迟迟不能回去看父亲最后一眼，没有赶上父亲的葬礼过程。这具有很强的文化隐喻：对乡村母体文化和乡村情感排斥、拒绝的夏风，也被自己的父亲死后的亡灵拒绝。
    作为从小就在秦腔氛围中长大的夏风为什么这样极端厌恶与拒绝秦腔呢？夏风这种对乡村母体文化的厌恶、对城市文化的优越感的认同来自何方？现代作家叶圣陶的《倪焕之》里的一段对话，也许可以为夏风对乡村母体文化决绝姿态提供一种解释：“这是一班主持师范教育的人该死的罪孽。他们把师范学校设置在都市里，一切设施全以都市为本位；虽然一部分师范生是从乡村出来的，结果也就忘了乡村。……但是他们总免不了犯一种很不轻的毛病，就是把他们的学童看作属于都市的，而且是都市里比较优裕的阶级的。师范生在试教的时期，所接触的是这样被看待的学童，待回到乡村去．教育纯粹的乡村儿童，除了格格不相入哪还有别的?” ④《倪焕之》所针砭的以都市为本位的乡村教育理念，在今天的大学校园里仍然占主导，仍然是把乡村“学童看作属于都市的，而且是都市里比较优裕的阶级的”。在这样一种教育理念之下，从农村出来的孩子一旦接受了这样一种大学教育，就再也回不到农村了。
    “他们‘已经回不了家’是不愿，也是不能。在没有离乡之前，好像又一种力量推动他们出来，他们的父兄也为了他们想尽方法实现离乡的梦，有的甚至为此卖了产业，借了债，大学毕业了，他们却发现这几年的离乡生活已把他们和乡土的联系割断了。……在学校里，即使已觉得异于乡下人，而无法再和充满土气的人为伍了。言语无味，面目可憎。即使肯屈就乡里，再别人看来也已非昔比，刮目相视，结果不免到家里都成了个客人，无法住下去了。……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⑤
    显然，正是这种悬空了的、忽视乡村、以都市为本的教育像“采矿”一样，挖空了农村的根柱，大大损蚀了乡土社会，构成了都市文化对农民文化的排斥拒绝，形成了城乡人群意识上的优劣尊卑之分。这样一种大学教育理念、体制之下的夏风等农村出来的文化精英，逐渐建构了一种城市的优越感、都市文化的认同感，从而视农民为低贱，以农民喜好的秦腔为过时的低贱文化。“从前保留在地方上的人才被吸收走了，原来应当回到地方上去发挥领导作用的人，离井背乡，不回来了，一期一期的损蚀冲洗，发生了那些渣滓，腐化了中国社会的基层乡土。” ⑥
    《秦腔》以夏风对乡村母体文化的决绝姿态与拒斥心理，感性而又深刻地表现出了乡村社会的这种永远的痛，表达了一种深切的乡土文化隐忧。乡土文化的精英背弃了乡土，乡土文化之根的地基日渐受到损蚀，承载几千年文化积淀的乡土文化从未像今天受到如此巨大打击与挑战。更为根本的是，不仅文化人离开了乡村不回来，而且清风街众多青壮男丁也纷纷外出打工不回来，处于一种日益严重的“废墟化”、“空心村”状态。小说结尾处，随着痴迷秦腔及其脸谱的老人夏天智的去世，葬礼上的秦腔就成为了最后的绝唱，而且更让人难堪的是“废墟化”村子里竟然找不出几个抬棺的年轻人！正所谓无可奈何“秦腔”去，似曾相识“人”不归。
    面对乡土社会这种衰亡的文化心像，清风街精通乡土中国文化之道的夏天智，吩咐儿子到药店里购买“固本补气大力丸”，偷偷夜里在院中四角填埋，力图挽救乡土中国衰竭的心像。毫无疑问，夏天智准确察觉出了乡土中国衰竭的心像，并以一种“中国经验”的方式来挽救。但是，在全球性的现代化洪流中，谁又能挡得住乡土中国这一现代性历史裂变？
    二、《高兴》：进城农民工的“垃圾”物像
    在《高兴》后记中提到，农村人均可耕地面积的急剧减少、农业产值的偏低、各种生活费用的激增，已经让农民无法继续坚守在土地之上，纷纷涌入城市。“旧社会生了儿子是老蒋的，生下姑娘是保长的，现在农村人给城里生娃哩！”⑦尽管乡土人力资源的侵蚀与流失，费孝通早在半个世纪前的《乡土中国》中分析过，但是新世纪乡土中国却面临从未有过的“废墟化”危机。“20世纪90年代，资源重新积聚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开始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弱势群体。……农民工就是一个典型的由经济和社会双重因素造就的弱势群体。”⑧“1978年，中国只有15万农民工，1990年，这一数字接近3000万，而到2007年底，中国农民工的总数是1.5亿。30年间增长了1000倍。”⑨面对这样一个新兴的规模巨大的弱势群体，1990年代以来乡土文学的纯文学化、主流化叙事使农民工成为乡土文学的“隐身人”。
    令人欣慰的是，新世纪进城农民的生活进入了贾平凹的审美视野。刘高兴等形象的塑造不仅揭示了当代中国农民工在城市中国 “垃圾伴生物”的隐喻性镜像，而且展现了农民进城之后乡土中国“废墟化”状态，传达了贾平凹对新世纪以来中国整体状况的审美思考。应该说，贾平凹2007年出版的的《高兴》是对《秦腔》关于“中国农民命运”的想象和表达的延续、超越与深化。
    如何面对城市，是每一个进城农民不得不思考乃至于焦虑的心灵问题。中国农民一方面是对土地的无比眷恋，另一方面是对土地的无比憎恨，就形成了恋土与离乡的两种乡土文学叙述模式和情感类型。到了21世纪，城市对中国农民而言，依然是一个异质性的、而又充满无比诱惑力的矛盾体：对于五福而言，城市是令他忐忑不安和无法释怀的焦虑之地，有着本能的拒绝；但对刘高兴而言，城市更多的是生命新生的蜕化之地，有着无法抵御的诱惑力。
    城市在刘高兴的眼中显现着文明：明亮、优雅、美感、时尚。刘高兴有一种强烈的城市认同感，说“我要变成个蛾子先飞起来。”⑩刘高兴在从“青虫”向“娥子”的文明转变过程中，开始了极为成功的城市化生存。然而，刘高兴的城市认同却不仅受到来自同阶层人的嘲讽、质疑与否定，而且在“城市意识形态话语系统”屡遭打击。刘高兴的城市认同只是单维的认同，从来没有获得城市对他的认同，与城市处于一种非对话性状态。对于刘高兴自觉热情的城市认同，城市却摆出了冷冰冰的拒绝姿态。当得知刘高兴的英雄事迹既没有得到城籍户口也没有奖励钱的时候，瘦猴说：“刘高兴呀刘高兴，你爱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却不爱你么！”11在城市以捡破烂、收破烂多年为生的瘦猴的话一针见血道出了城市对于进城农民的“他者”异质本性。
    刘高兴为自己的城市认同找到了有一个重要的实质性关联：自己的肾卖给了城市。“一只肾早已成了城里人身体的一部分，这足以证明我应该是城里人了”。12刘高兴生遇到了城里的富商韦达，认为他就是拥有自己另一个肾的人。但后来，刘高兴知道韦达移植的是肝，而不是肾。刘高兴认同城市的唯一实体关联，却被证明为虚假。刘高兴与孟夷纯的关系也极具隐喻性。孟夷纯的爱使得刘高兴的城市认同大为扩张，但是在做爱过程中的性无能却喻示着他无法进入这个城市，无法扎根城市。
    五富、刘高兴等农民工不仅在城市里做着最苦、报酬最低的活，住在最脏乱的地方、吃着最差的饭菜，而且还被“城市意识形态”歧视，乃至“妖魔化”。小饭店老板老铁的话点出了城市人对农民工的偏见：“他说打工的人都使强用狠，既为西安的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使西安的城市治安受到很严重的威胁，偷盗、抢盗、诈骗、斗殴、杀人，大量的下水道井盖丢失，公用电话亭的电话被毁，路牌、路灯、行道树木花草遭到损坏，公安机关和市容队抓住的犯罪者大多是打工的。老铁说：富人温柔，人穷了就残忍。”13老铁的话语展现了一种“城市意识形态”的逻辑思维，即富人阶层对城市底层，尤其是农民工的莫名恐惧、仇视心理。城市没有接纳他们的意向，没有他们的恰切位置。
    进城农民在出卖劳动力之后，不仅要遭受种种盘剥，而且还要遭受生命尊严的侮辱和精神的伤害。半个世纪前老舍《骆驼祥子》所描述的“咱们卖汗，咱们的女人卖肉”城市底层“劳苦世界”景象依然存在。14刘高兴和五富从事捡破烂的活计，具有强烈的隐喻意味。刘高兴从破烂多也就是城市繁荣的象征而联系到自己在城市中的存在：“哦，我们是为破烂而来的，没有破烂就没有我们。”15“五富和刘高兴就是垃圾伴生物！”16对于垃圾的性质，小说《高兴》漫不经心借用小孩子的口，说出了“不要动垃圾，垃圾不卫生！”的话语。“垃圾不卫生”，垃圾伴生物的性质自然就是“不卫生”了。“垃圾伴生物”是进城农民在城市中国存在的隐喻性描述，“不卫生”也恰恰是“城市意识形态”话语对农民工属性的界定。
    面对城市的盘剥、蔑视，乃至精神伤害，五富和黄八以对城市的咒骂来回应；杏胡、孟夷纯、刘高兴则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进行抗争与自我救赎。五福和刘高兴业曾干过非法收购医疗垃圾的事情，来谋取非法暴利，后来接受教训才停止。孟夷纯来西安在饭店里洗过碗，也做过保姆，挣来的钱仅仅能维持生活费；只有“出台”后，才能赚钱汇给县公安局去抓到罪犯，但却遥遥无期。破案警察的索要成了无底洞，孟夷纯的抗争陷入了“卖淫——破案（未果）——再卖淫”的困境。杏胡在第一个男人死后没有自杀就往下活，做起了计划，从此吃了定计划的利。杏胡的“计划”给刘高兴上了人生珍贵的一课，但是在“城市意识形态”里，杏胡难以通过正常的道路来实现计划，而走上了非法收购“赃物”的邪道，被抓走了。
    从《高兴》中的人物一系列“捡垃圾”、“卖垃圾”到“卖淫”、“收购赃物”的行为，小说伟读者呈现了大量关于“垃圾”的物象描写。这些“垃圾”性物象隐喻表达了当代中国农民工在城市中国意识形态深处中被污名化的存在。
    三、独异的中国现代性形象：
    最后一位农民与认同城市、寻求群体解放的农民工
    《秦腔》中的夏天义形象是百年文学史中村官形象的延续，尤其是新时期文学中的众多村官形象中色彩鲜明、性格独异的存在。夏天义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就是共产党在清风街的形象化身。夏天义土改时拿着丈尺分地，公社化砸着界石收地，‘四清’没有倒，改革开放新时期再给农民分地、示范种苹果。“夏天义简直就成了清风街的毛泽东了，他想干啥就要干啥，他干啥也就成啥”。17文化人夏风查阅县志，发现夏天义在县乡史志，发现夏天义从1950年代土改开始就奠定他在清风街乃至县乡的威望。夏天义一生可谓成也土地，败也土地。正是由于他对土地的依恋之情，使他未能超越这种原始、自然的感情，不仅拒绝了把清风街作为焦炭基地的工业计划，而且还带头反对侵占耕田的国道修路，因而被撤职处分，结束了他在清风街的政治生涯。但是，他对土地的依恋之情却至死不渝。
    随着新一代村官夏君亭时代的到来，解职的夏天义在清风街却获得了比以前更大的理解与尊敬。夏天义与夏君亭在乡村治理方式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他们在发展清风街的终极目的上是一致的，因而夏天义都积极维护新村官政策在清风街的有效实施，表现出开明、大义的品质。然而，这种一致性在1990年代却失去了。新村官夏君亭在带领清风街发展取得经济成效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在政治理念上，夏君亭渐渐认可了贪污腐化的合理性存在， 并以这种贪腐的方式笼络着人心，把好的岗位安排给身边的人，这大大不同于夏天义一生不为自己谋私利的政治理念。小说还特地展现了夏天义土改中过“美人计”的细节，特殊的是，夏天义拒绝不了地主婆的身体诱惑，但是却不改变党的政策，继续批斗地主，从侧面表现出不徇私情的一面。小说没有继续停留在阶级斗争的层面，而是通过时间的手改变了夏天义的性格。随着岁月的变迁、地主的逝世，夏天义对地主婆竟然了些许的同情与悲悯，开始关照陷入窘困的地主婆家的生活。这在一定意义上丰富了夏天义性格，改变了以往革命者单一性叙事的局限，也摆脱了当代革命者叙事中的“欲望化”装置。
    面对1990年代以来，乡村农民纷纷外出打工、土地荒芜的新现象，尤其是看到清风街农民在城市杀人犯罪、卖淫的事，夏天义的心被刺痛了，决定重新开始未竟的的事业：淤泥七里沟，变沟壑为良田，召唤农民回来。他极力反对夏君亭放弃农业耕作方式、用七里沟来对换鱼塘。正像歌德中的浮士德博士一样，夏天义也在填沟淤泥的未竟事业中，被土地吃掉，葬送了生命。夏天义这种与土地相拥抱的死亡方式，进一步传达了他与土地的至死不渝的情感。同样，夏天义临死前“吃土”的细节以及他带领一个哑巴、一个疯子、一条狗淤泥七里沟的事情都在喻示这一个事情：夏天义是新世纪“中国大地上的‘最后一位农民’”。18
    小说《秦腔》中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呈现了他作为一个纯粹农民的、与土地之间的生死相依的“土地情结”。而《高兴》中的刘高兴则以一种决绝的方式遗弃乡土，是一个自觉认同城市、积极寻求农民群体解放的新世纪乡土中国农民工形象。
    刘高兴自觉、无条件地认同城里人，遵从城里人的称谓，训导五富到城里了就说城里话。在剩楼里，刘高兴是一个有着很高认同的“领袖”。刘高兴不仅保护五富不受欺负、帮助受辱的女佣翠花讨回身份证，而且在街头冒着生命危险阻止肇事司机逃逸。可见，刘高兴进城后不仅迅速地适应了城市生活，临危境而不慌乱，成功规避违法的风险，而且成为更弱势农民的保护者和见义勇为的英雄。即使在与城市富有阶层的代表者韦达交往中，刘高兴不卑不亢，始终抱有平等意识，体现了进城农民刘高兴自我主体精神的成长和对生命尊严的自我珍视。刘高兴对城市的“认同”是自觉的，进城后的各种“苦难”不仅没有给他自卑感，反而使他“高兴”，从这一点上看，他不是一个被怜悯的对象，既不同于润土，也不同于阿Q和陈奂生，他有他坚定的“主体性”，他的人生态度和精神态度是一种积极的“一定要现代”的态度，是认同现代性的态度，而不是消极的、抵触的、否定的态度，这里面有乌托邦的因素，也隐含着自我的幻觉，但从中我们确切看到了主人公身份觉醒和主体的成长。更重要的是，刘高兴自觉城市认同和独立主体意识并不是孕育于西方现代文化，而是萌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富有现代活力部分。支撑刘高兴的精神动力源自农村：“农民咋啦？再老的城里人三代五代前还不是农民？！咱清风镇关公庙门上的对联写着：‘尧舜皆可为，人贵自立；将相本无种，我视同仁’。”19“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中国传统文化同样有着人本平等、人贵自立的平等意识和独立精神，刘高兴正是从清风镇庙门对联汲取传统文化富有活力的营养部分，以此来构建一个进城农民的现代主体意识。“从中国传统文化汲取现代意识，恰恰是刘高兴这一农民形象身上所赋有的重要文化内涵。这是新世纪语境下乡土中国文化自我孕育、生长出来的自觉认同城市的现代农民形象，是迥异于以往乡土中国农民形象的‘他者’。”20
    刘高兴摆脱了、没有过多停留于“垃圾伴生物”的城市中国意识歧视，用自己的一系列行为展现了救赎和解放他人的人性崇高一面。刘高兴希望自己能够帮助孟夷纯，但是拾破烂挣来的钱无疑是杯水车薪，然而这份无私的情义深深温暖了孟夷纯。杏胡、黄八、五富在知晓孟夷纯的不幸遭遇后，自愿捐款帮助她，展现了城市农民工一起抗争不幸境遇的情谊。
    刘高兴有着过人的城市适应能力和较高素养，假如没有五富，小说中刘高兴早就可以到韦达的公司上班了。但是，刘高兴没有答应孟夷纯的要求。对于五富这样一个“最丑，也最俗”的人，“我却搁不下”、“我这一生注定要和五富有关系的”。21“最丑，也最俗”的五富，就是乡土中国农民形象的“代表”。刘高兴作为一个较好适应城市的“先适者”，就是要自觉地带领“五富”们进入现代文明标志的城市生活之中。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刘高兴不计钱财和精力来帮助五福和孟夷纯的意义追求。刘高兴追求的不是一个个体的单一解放，而是一个群体的解放问题。拒绝个体超脱、追求群体解放的刘高兴形象使当代底层文学达到了一个新的思想高度，揭示贾平凹对当代乡土中国农民整体命运的思考。因而，刘高兴形象具有重要探寻农民群体解放的思想价值。
    没有结束的结局：
    新世纪乡土中国现代性道路的审美探索
    无论是《秦腔》中的老一代村官、乡土中国“最后一位农民”夏天义，还是自觉认同城市、拒绝回归乡村的《高兴》中的刘高兴，他们都有着一种志向和愿望，就是带领农民群体走向文明富裕的道路，都是在探寻新世纪乡土中国的现代性道路，即一种以提高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为指归的“中国新现代性”。22不同的是，作为老一代村官的夏天义走向回归大地的重新农业化道路；而刘高兴探寻的是则是新乡土中国现代性的城市化道路。然而事实上，无论夏天义的重新农业化道路还是刘高兴的城市化道路，二人都在探寻中碰得头破血流；不同的是，夏天义的道路少有人跟随，夏天义被土地埋葬、身后无人的状况也隐喻地说明这种道路失败的无可挽回性；刘高兴则不同，他还可以重新崛起、身后也还有成千上万的继起者来继续可以探寻。
    小说《秦腔》还描写了既不同于夏天义的重新农业化道路，也不同于刘高兴的城市化道路的夏君亭道路模式。作为新一代村官的夏君亭，不满足于“收粮收款，刮宫流产”的上级委派性任务，仔细分析1990年代以来的新变化，“现在不是十年二十年前的社会了，光有粮食就是好日子？清风街以前在县上属富裕地方吧，如今能排全县老几？粮食往下跌，化肥、农药、种子等所有农资料都涨价，你就是多了那么多地，能给农民实惠多少？” 23 夏君亭一针见血地指出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无效性，面对清风街农民外出打工、土地荒芜的现象，同时思考怎样能把农民留在乡村，在乡村世界里探寻实现现代性的道路？ “总不能清风街的农民都走了！……他们缺钱啊！”24 为此，夏君亭提出发展清风街第三产业的思路，尽管遭到了冷遇与破坏，他还是建立起清风街的第三产业来。遗憾的是，夏君亭随着权力的增大，渐渐显出了从政治理念到生活作风的问题。小说结尾说上级调查组已经来到清风街。正如《高兴》刘高兴在城市命运未卜的第二次探寻一样，夏君亭的道路也将要面临着多重考验。这是没有结束的结局。
    “我已经认做自己是城里人了，但我的梦里，梦着的我为什么还依然走在清风镇的田埂上？”25事实上，不仅《高兴》小说主人公刘高兴在梦境中闪现内心深处的情感文化的深层困惑，就是小说的作者贾平凹也在《秦腔》后记中表达出了自己的情感冲突，“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该歌颂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海狮为他们悲哀”。26无论是刘高兴的梦境与现实、过去与未来的交错纵横，还是贾平凹的歌颂与诅咒、庆幸与悲哀的迷茫无措，小说《秦腔》和《高兴》一旦作为文学文本呈现在我们面前就已经超越了刘高兴、贾平凹与棣花街的个体性情感与诉求，显现为一种新世纪乡土中国现代性历史裂变、中国农民灵魂挣扎与救赎的审美镜像，即新世纪历史文化语境下中国新现代性的“中国经验、中国之心”。27
    本文原载于《文艺争鸣》2009年02期
    注释
    ①贾平凹等：《秦腔》，陕西旅游出版社，1998年1月第2版，第53－54页。
    ②③17、23、24、26、贾平凹：《秦腔》，作家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第242、298、25、92、92、563页。
    ④叶圣陶：《倪焕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199－200页。
    ⑤⑥费孝通：《乡土重建》，观察社，1948年8月第1版，第72－73页、第71页。
    ⑦⑩11、12、13、15、19、21、25、贾平凹：《高兴》，作家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435、133 、147、127、120、152、44、8、127页。
    ⑧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63-65页。
    ⑨刘芳：《一层帘子后的夫妻生活——农民工性压抑》，2008年3月24日凤凰卫视http://phtv.ifeng.com/program/sszqf/200803/0324_2537_457902.shtml。
    14、老舍：《骆驼祥子》，《老舍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
    16、20、吴义勤、张丽军：《“他者”的浮沉：评贾平凹长篇小说新作＜高兴＞》，《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14页。
    18、27、吴义勤：《乡土经验与“中国之心”——<秦腔>论 》，《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第78页。
    22、张未民先生在《中国“新现代性”与新世纪文学的兴起》文中提出“中国新现代性”。在新时期中国社会变迁历史语境下，新时期国计民生的“生活主题”在当代中国主导性存在，成为统辖中国改革开放及其精神理念的“中国新现代性”。这种“中国新现代性”是 “为民众所认同的。从这种民生的现代性角度看，由于民生问题最直接地与人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方面相联系，因此我们所说的这种生活现代性，首先便意味着物质的现代性，经济的现代性，富国强民的现代性，这成为生活现代性的基本维度。”见《中国“新现代性”与新世纪文学的兴起》，《文艺争鸣》2008年第2期，第11页。《秦腔》中老一代村官与新一代村官在发展清风镇经济、改善农民生活的终极性指向上是一致的，体现了新时期以来中国所独异的“新现代性”。无疑这种“中国新现代性”，对于广大第三世界具有极为重要的思想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