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它有着独特的文化传统。千百年来，这里因着苗族、土家族、汉族等文化的碰撞、胶着与融合，从而呈现出一种多民族文化杂糅的状况。正是这一丰富的文化样态使湘西形成了区别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复杂多元的地域文化。所谓钟灵毓秀、人杰地灵，湘西多姿多彩的地域风情成就了“文学的湘西”。书写湘西风情塑造湘西世界是湘西少数民族文学书写的传统，但在当下的信息化社会，地域的神秘色彩已然开始褪色。文学是地域性的，但又不仅仅是地域性的。地域可以展现作家的独特个性，过度依赖它又会使作家囿于其中而疏于观念的介入。许多少数民族作家已经开始意识到地域性书写的局限性，他们在继承民族传统和地域特色的同时将这方独特的水土与社会历史现实密切联系起来。在这方面，于怀岸给出了很好的尝试，他的长篇近作《巫师简史》把个人命运与社会历史现实紧密联系起来，以20世纪上半叶“猫庄”这一小村寨的历史变迁折射出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体现出超越地域性的诗学追求。
    一
    人们往往对“地域”这一概念存在着一种先入为主的理解，把地域性与乡土性或民族性相等同。其实所谓地域，只是作者展开文学想象的书写场域，他可以以乡村为背景也可以都市为中心，总之，地域性的内涵一定程度上是借由作者书写的空间场域而定的。因此，超越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脱离这一地域，而是要在书写方式上脱离浮泛的地域色彩的渲染，切实地把所依托的这方土地与社会历史现实有效结合起来。《巫师简史》是一部以地图上邮票大小的湘西为书写场域的作品。作者在面对这一书写语境时显示出了老道与成熟，把一个封闭的乌托邦村庄铺展在湘西五十年的历史时空中，从而呈现出“理想之城”与“尘世之城”间的张力关系。
    “乌托邦”无疑是理解这部小说的关键词。围绕这部小说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巫师简史》展示的是一种社会乌托邦①，另一种观点则断然否认“猫庄”具有乌托邦性质②。后者评鉴的依据来自乌托邦小说始祖莫尔《乌托邦》中对乌托邦所作的界定。论者列举了四条反对意见，认为猫庄很多地方无法达到莫尔所设定的乌托邦水平。达科·苏恩文在对各种有着亲属关系的文类进行细致分析后得出：乌托邦小说是一种文学类型或语言文字建构，其充分必要条件是一个特定的准人类的社群的在场，在这个社群中，社会政治制度、准则和个人关系，与作者所处的社群相比，是依据一种更为完美的原则而组织起来的③。也就是说，那些建构乌托邦想象的人，都是以一种既与现实相关又与现实疏离的方式来想象一种建构者心目中更为完美的统治系统。那些严苛地以莫尔的《乌托邦》为衡量标准而断然否定“猫庄”的乌托邦性质的观点实际上是在嫌恶猫庄的“不够完美”。事实上，《乌托邦》只是乌托邦小说的初级形式，它同样存在许多不完美之处。尽管莫尔的乌托邦实行的是公有制，号称人人平等财产公有，但还是有奴隶的存在。并且，在“不完美”上，两个文本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莫尔的乌托邦的一贯策略就是在我们与他们之间造成差异，比如商业贸易、雇佣外国兵和外国奴隶、贿赂外国官员以及暗杀等为乌托邦所不齿的事情，乌托邦却热衷于施加给其他国家。同样，在猫庄，赵天国领回了罂粟种子带领乡民大肆种鸦片却严禁乡民吸食鸦片，五十年间不允许猫庄一个青年投军，或篡改瞒报猫庄人口情况，或贿赂买丁，甚至以民团团长的名义从其他山寨强征。詹姆逊曾经指出乌托邦政治的根本动力一直都存在于同一和差异的辩证法中④，它意味着新的、差异性的东西必然与现实经验相关、受现实经验制约。所以，即使是最好的乌托邦也不是最全面的，无论是《乌托邦》还是《巫师简史》都不例外。另外，《乌托邦》全书旨在创设一种幸福的社会政治学，可以说是一种静态的乌托邦建构。正是由于这一静态性，它只能是一种假设，无法面面俱到，无法处理具体历史语境中遭遇的问题。相比而言，《巫师简史》则是理想乌托邦在现实社会中的一种动态演练。比如，对于外来技艺或者新事物的态度，两个乌托邦世界都乐于接受。《乌托邦》里的人们对外来的印刷造纸术很感兴趣，并且很快习得这些技艺。这种外来先进技术的吸纳会不会打破原有安静、理性且和谐的共同体？《乌托邦》中没有考虑。相反，《巫师简史》中赵天国“师夷长技”的各种手段使封闭的猫庄在此后的五十年中掀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因此，以《乌托邦》作为依据来讨论《巫师简史》的乌托邦属性是一种简单且无效的比附。引入莫尔的真正意义在于呈现《巫师简史》的复杂性。
    《巫师简史》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蕴，用与中国社会现实相关却又疏离的方式构筑了一个前现代的政治愿景。传统文化与这一前现代政治愿景营构出一种“文化乌托邦”，而且它所创设的社会组织系统与历史境况密切相关，显然有别于超拔的莫尔式的公有主义狂欢。这一文化乌托邦所体现出来的特质有：遵循儒家文化传统的社会基层自治，拥有道德理想化的治理者，土地均分，尚生产劳动不贪奢华享乐，人人为兄弟无阶层之分，重视传统礼仪教化，等等。小说将这一前现代政治愿景置入时间洪流中，与诡谲多变的现实剧烈对撞，从而显示出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之间的历史张力。
    二
    小说在呈现这一张力的时候运用了鲜明的守——逃模式。这一模式串联起两套人物系统，一套以赵天国为代表的坚守派，一套以彭学清、赵长春、彭武平为代表的逃离派。
    赵天国既是猫庄的巫师又是族长，作为巫师，他达天命救人事，作为族长，他要振猫庄管人事。支撑他将两种职责统于一身的是深厚的儒家文化传统。这在一些当代作品中多有呈现。《白鹿原》中白嘉轩始终以儒家教义守护着古旧封闭的祠堂，《绝秦书》中周克文坚持用儒家文化来教化乡民，执拗地跟洋教打擂台以维护儒家正统。《巫师简史》中历代统治者虽有着巫师的身份，但在处理具体乡村事务时还是以儒家文化为根本的。猫庄号称是仁义之寨，历代治理者都做到了明德、亲民、至善，视乡民为兄弟。对土匪亦能保持一份仁义之气，小说中赵天国善待企图抢寨灭族的土匪头子龙泽辉的尸首。另外，比之于白嘉轩等人，赵天国显然是更为理想的乡村治理者形象。白嘉轩和周克文在村子里不但具有统治权而且还是可观的财产所有者，因此，在具体施政上难免有维护自家利益的私心，如白嘉轩与鹿子霖的勾心斗角。赵氏一族的统治者则压根没有利用统治权为自家谋福利的心思，猫庄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庄户没有地主长工之分，人人为兄弟，播种收获盖屋都是互相帮衬。小说意在建构一个人人平等富足安康的理想之地。小说对这种儒家文化的民间智慧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渲染。赵天国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振兴山寨和守住山寨：把周先生请进庄里给猫庄孩子讲学授课，不为功名但求识字算账、明理知气；他仿照外国人的教堂在猫庄建石头房子，有效拦阻了土匪的侵扰；带领乡民种植鸦片使全庄逐渐富足起来；不吝黄金给族里果断购置快枪以增强猫庄自卫防御实力……因此，在小说中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统摄猫庄这一理想飞地的“文化乌托邦”的强大力量。遗憾的是，人类历史尚在继续，乌托邦亦没有终结版本。当现代性的强力从各个层面联合包抄时，传统文化乌托邦这一苍穹中的星火也必然黯淡萎缩下去。
    在该小说中，家族统治和宗法伦理自身的局限性是导致“不完美”的前现代乌托邦政治走向幻灭的内在原因。赵长春、彭武平是猫庄的逃离者。赵长梅被赵天文欺负生下猪尾巴孩儿，被族规逼得跳河自尽，彭武平为母报仇枪杀赵天国与赵天文未遂愤而逃离猫庄；赵长春与名义上的外甥女彭武芬相恋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包办婚姻和虚伪的家族颜面迫使赵长春逃离猫庄。彭学清虽然不是猫庄人，但作为乡村青年一方面不满于包办婚姻，另一方面怀揣着对外面的向往主动走出乡村。他作为猫庄人的女婿支持婚姻自由，希望给赵长梅自由选择爱情的权利。这些逃离者在返回猫庄之后逐渐撕裂了这一封闭堡垒——猫庄历代不住外姓人的规矩被彭学清驻扎的国民党军队打破了，猫庄历代不准族人当兵的族规被族长的儿子赵长春打破了，猫庄封闭的寨墙和石屋被彭武平的解放军工程队炸毁了……小说意在展示文化乌托邦撕裂的阵痛，文化乌托邦的消亡既是这一传统文化自身痼疾的发作，又是现代性全面合围的结果。
    现代性对上世纪中国乡村的入侵是一种普遍性现象，而于怀岸则给出了一个极端的特例，他以理想乌托邦乡村作为现代性入侵的对象，无异于把这一冲突置于一个放大镜下，更能凸显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矛盾冲突。可以说猫庄的变迁史是中国现代性进程的缩影。猫庄这一前现代政治统治有着深厚的根基，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赵天国具有高度的政治权威，猫庄只有辈分大小，没有高低贵贱，但其族长的身份和地位是不容亵渎的。他严守族规，长梅被人奸污却还是要被惩罚，为了挽回赵氏宗族的面子，不惜让哑巴周正虎顶罪。赵天文虽然已为县政府任命的保董，他组织赌博，赵天国仍然有权力开族会惩罚他。所以说，猫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处于一种家族自治状态，族权的力量有效屏蔽了外界各种政治势力的渗透。在猫庄，传统和现代性之间进行着激烈频繁的角逐。小说利用赵天文这一人物形象所诠释的其实就是传统对现代性的一种他者化，即前现代政治对现代政治的“恶”的想象。当赵天文这一集“现代性的恶”于一身的人物想通过外界力量来夺取赵天国的统治权力时，小说把这两种关系转换成了个人人心善恶之间的对比。赵天文发疯这一情节，明显带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观念。赵天文虽然在这种因果报应中死去，但赵天国阻挡不了更多更大的外在力量对猫庄这一封闭系统的侵蚀。猫庄面临着土匪的侵扰和不同政治势力的挤压。赵天国所作的只是“守”，无论什么风吹到猫庄来他只管被动地挡回去。视界的局限使他没有去考虑动乱背后的深层原因，他只把这些当作如同瘟疫一样的灾祸。其实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巨大的转型，不断兴起的土匪和各种政治势力的混战皆是现代性的产物，是中国走向现代政治过程中伴随的必然阵痛。大清朝阻挡不了外国的船坚炮利，猫庄封闭的大门也必然被打开。无论是土匪还是猫庄传统的守卫者，都将不可避免地汇入现代性的大潮中去。小说最终唱响的是一曲文化乌托邦的挽歌。
    三
    作家的创作必然要置身于一定的场域之中，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作家往往不会局限于一个单独的场域进行书写。于怀岸正是这样一个在城市场域和乡村场域游走的书写者。在城市场域里，他往往从底层视角出发，以批判现实的笔触关注那些困顿的谋生者，比如以《南方出租屋》为代表的打工系列小说。这些小说往往带有无可逃脱的悲情色彩，不断向阅读者展示着自己冰冷而孤独的僵躯。而当作家回望乡土，来到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湘西地域空间中，他终于得以释放出过往独特的生命体验，生命的体温得以回升。《巫师简史》这一“文化乌托邦”的建构传达的依旧是浓重的悲剧情怀，但它体现了作家在宏大历史语境中对社会政治问题进行深度思考的能力。
    于怀岸的写作之所以能够达到一定高度，与处理巫楚文化元素的方式不无关系。可以说，这一出色的处理方式正是《巫师简史》超越地域性的又一关键因子。
    在当代湘西地域书写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处理这些元素的极端方式。或是塑造诗意的人物形象，铺排渲染美丽田园风光，使阅读者陷入万花筒般的虚浮风情中；或是刻意渲染巫风媚俗，制造恐怖氛围，给阅读者戴上黑色的放大镜。这些方式往往置湘西社会现实于不顾，随意播撒文化元素，这是对湘西世界的纯化抑或污化行为。湘西地域风情和巫楚文化并非不值得关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这些独特的文化元素与现实元素结合起来，使地域性和现实性、审美性和历史性达成一种圆融的统一，最终使这一地域书写能够对作家强烈的观念介入起到促动作用。
    于怀岸在湘西神秘元素的处理上显示出了成熟的操控能力。他力避上述两种处理方式，把湘西神秘元素从封闭的单一呈现中解放出来，融入现实因素，以湘西巫楚神秘元素与现代性元素的隐蔽冲撞来凸显文化乌托邦与现代性的博弈。小说在建构传统的文化乌托邦愿景的同时又不断地以这一愿景的历史实践解构自身。在这一建构和解构的并行运动轨迹中，如果说神秘元素是乌托邦文化愿景得以延续的因素，那么现代性元素则反其道而行之。在赵天国这一人物身上悖论性地集合了神秘元素与现代性元素。神秘元素即是“一块锈迹斑斑的羊胫骨”，它传过历代巫师。历代巫师利用它保山寨平安六畜兴旺。并且，巫师能够从羊胫骨法器中看到自己一生的结局。赵日升死于乱石之下，赵久明被毒箭射穿，均与神秘的谶记吻合。历代巫师又是赵氏家族的族长，巫术和法器相应地就成为这一前现代政治统治的辅助工具。而法器的逐渐失灵则是这一前现代政治陷入危机的表征。
    与法器相对的现代性元素则是“枪”，实质上它在最后一代巫师赵天国身上发挥着比羊胫骨更为重要的作用。两者的对立是现代性入侵在物质层面的体现，羊胫骨的悄然失灵和枪的重要性的提升显示了传统与现代之间残酷而隐蔽的博弈。赵天国因梦生忐忑，法器打卦无法显示吉凶，次日曾昭云带来了比火铳厉害数倍的毛瑟快枪。龙大榜侵袭猫庄时，神意并未给巫师赵天国任何启示，却是这些快枪赶跑了龙大榜匪众的进攻。猫庄大雨持续不停，羊胫骨法器虽然打出了黑卦，指出一个外乡人会影响猫庄，但却无法明确显示出福祸如何。从赵天国为保猫庄买枪到枪支被自家兄弟以湘西政府的名义收缴再到埋枪，直至最后赵天国被红色政权以反革命罪枪决，枪作为权力的象征在其后的小说情节发展中起着非常关键的连接作用。羊胫骨在赵天国身上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两次，一次是在小说一开始就预示了赵天国被枪决的情景，另一次则是以法器的粉碎挡住了彭武平射向他的子弹。羊胫骨这一神秘元素和枪这一现代性元素的两次对阵是猫庄这一封闭乌托邦系统终将被打破的传神隐喻。
    另外，湘西神秘元素无论是对烘托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人物形象，还是对塑造逃离传统的反叛人物性格，都起到了强化助推作用。也就是说，它们不是可有可无的文化花边，而是文本整体生命不可移易的有机组元。
    小 结
    总的来看，《巫师简史》有浓厚的文化怀旧意味。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的余响。文化怀旧也是现代性的产物。作家一方面对传统文化抱有好感，力图从传统中找到民族的出路，但这又与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相违逆。可以说，《巫师简史》的乌托邦色彩还体现为，在历史已然单向前行的前提下，依旧试图探寻与追问前现代道德理想主义政治在现代的可行性。猫庄的治理者有着较高的道德境界，但这一境界是文化意义上的。这种以家族为背景的单一的文化心理结构无法应对现代性冲击下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总体性的巨变。小说构建的文化乌托邦在赵天国生命走向尽头时轰然坍塌。很显然，作家对上述历史逻辑是了然于心的。文化乌托邦的建构不在于为历史重新择取前行的路径，而是为直面当下提供一种批判性的视域。在这个意义上，《巫师简史》实现了对传统和现代性的双重反思。传统无力应对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但现代性进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正可借助传统的力量来纠偏补弊。新启蒙以来的现代性进程，在带来物质层面丰裕的同时，也将道德人心成功纳入工具理性的符码系统。在这个意义上，深情回望的《巫师简史》自有它的现实意义。因此，它不仅是怀旧的、地域的，更是当下的、全局的。
    注释：
    ① 刘恪：《我们经历过什么，未来会怎么样》，《湖南文学》，2015年第8期。
    ② 周创易：《〈巫师简史〉：“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寓言》http://bbs.yys5.com/thread-123738-1-1.html
    ③ [加] 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面面观》，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55页。
    ④ [美]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5页。
    （作者单位：湖南社科院文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