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获得者、比利时著名科学家伊里亚·普里戈金（Iliya Prigogine）曾经指出：“中国文明对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我们正朝着一种新的综合前进，朝着一种新的自然主义前进，也许我们最终能够把西方的传统与中国的传统结合起来。”
    对照普里戈金的这段话，黄河科技学院生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鲁枢元教授的《陶渊明的幽灵》一书的英文译本The Ecological Era and Classical Chinese Naturalism-- A Case Study of Tao Yuanming（《生态时代与中国古典自然哲学——以陶渊明为个案的研究》）最近由德国施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与中国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联合出版并向全球发行，可谓适逢其时。
    耶鲁大学教授玛丽·伊芙琳·塔克（Mary Evelyn Tucker）在为此书撰写的序言中称赞这是一部“斐然深妙”的著作。其背后却是鲁枢元长达6年之久的辛苦探寻、勤奋写作。
    身为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的鲁枢元，早年从事的是文艺心理学、文学言语学的研究。从上个世纪末，随着中国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他开始把研究重心转移到生态学领域，尝试把文学精神引进生态学领域，把“生态”作为一个范畴导入文艺学和美学领域。他认为，人类的问题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即“人与自然”的问题。事实说明，人类不但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反而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犯下危及人类整体生存的严重错误。
    鉴于他知识结构中的心理学积淀，鲁枢元的生态批评从一开始就把着力点放在人的精神维度上，心态决定生态，心境牵动环境；大自然雾霾的源头是人类心灵的雾霾，解决生态问题最根本的途径是重塑人的精神生态。用生态学的常识改变人们的生存理念、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行为模式、生活方式，创造一种“低物质消耗的高品位生活”，成为他孜孜以求的探索方向。
    为了实现这一学术理想，他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找到了最好的范例——古代伟大诗人陶渊明。东晋诗人陶渊明，质性自然，热爱自然，其“田园情结”、“回归意趣”、“桃源憧憬” 已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精神文明的象征，甚至已经成为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美国作家梭罗连同他的《瓦尔登湖》，曾经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而鲁枢元认为，早于梭罗1000多年前的陶渊明早就过上了自然主义的生活，梭罗亲近自然也不过在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里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陶渊明在柴桑乡下一待就是20年，过着贫寒的农民生活，生活简朴，物质消耗非常低，精神却很强大，真正做到了“诗意地栖居”。陶渊明的伟大在于他是“诗意地栖居”的生活样板，他不仅是一个诗人，同时还是一位思想家、哲学家，他的哲学就是新自然主义，这对于救治现代人遇到的生态危机有很大的作用。“反思是为了更好地前行，回归的道路，有时候其实是在把我们引向前方。”
    早在2008年清华大学召集的“超越梭罗：对自然的文学反应”国际研讨会上，鲁枢元代表中国学者在开幕式上致辞时就曾发出强烈的呼吁：地球已经进入“人类纪”，地球遭遇的生态状况却要比梭罗、陶渊明时期恶劣100倍、1000倍。人类活动对地球上自然生态的安危担负着绝对责任，人类精神的取向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起着最终决定作用。为此，我们应当发挥梭罗、陶渊明的精神，积极参与到拯救地球的运动中来，为养护地球生态系统尽心尽力。他指出，梭罗曾经渴望将中国的、印度的、波斯的、希伯来的和其他国家的典籍汇集成人类的圣经，聚集各个民族古老的生态智慧，以应对日益险恶的生态危机。认真挖掘、整理中华民族生态文化的遗产奉献给世界，是当代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
    在谈及写作《陶渊明的幽灵》一书的初衷时，鲁枢元说：“这是我实施生态批评的一个具体案例，也是我努力将西方生态批评理论与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精神相互沟通的一次实验。通过此书的编纂，我发现海德格尔、利奥塔、德里达等西方哲人的‘现象学还原’与古代中国老子、庄子、陶渊明的‘回归哲学’、‘回归诗学’原本是气味相投的。”他说，他有意通过这本书，将陶渊明作为古代东方生存智慧的典范，推荐给方兴未艾的世界生态运动。
    如今，这部英文译本The Ecological Era and Classical Chinese Naturalism的出版发行，使得他的这一愿望在渐渐实现。西方生态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给予该书高度评价：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 (John B. Cobb)由衷赞赏“鲁枢元教授不仅详尽入微地描绘了陶渊明的思想，还把陶渊明与西方思想家并而观之，从而呈现出陶渊明思想的深刻价值。”美国爱达荷大学教授、享有盛誉的生态批评家斯考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教授则着重指出：“本书在通篇专注于陶渊明的同时，亦纵横中外，从庄子到温德尔·贝瑞，不仅展示中国环境思想的独特洞察力，也阐明了东西方文化的深远交融。”
    The Ecological Era and Classical Chinese Naturalism是原著《陶渊明的幽灵》的“精华版”，原著24万字，鲁枢元将其压缩到18万字，删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一些事例以及对于西方哲学常识性的解说，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方便西方读者阅读。而对于如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一些最核心的哲理，比如，《老子》第二十八章关于“知白守黑”的阐述；《庄子·达生篇》中“返气相天”的观念，事关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的对外介绍，尽管难以翻译，仍然保留了。
    鲁枢元坦言，在最初撰写《陶渊明的幽灵》时，他就在内心为自己树立了一个目标：以当下世界性的生态困境、生态灾难为“鹄的”，从生态意义上阐释陶渊明，也特别注意在陶渊明与世界的关联处下笔，其中用不少笔墨写到陶渊明在西方世界的‘自然盟友’，有些地方甚至不无牵强。他说，但这的确是我的一个夙愿，希望中国古代这位伟大诗人能够走向世界，为倡导生态型人格、倡导诗意栖居的生存方式提供一个范例，在中国之外的地域、在中华民族之外的族群产生一些影响，就此为生态养护的全球化做一份贡献”，为生态养护的全球化提供一份中国范例的学术情怀。
    如今，英文精华版的《陶渊明的幽灵》在前辈学者与各方人士的关心支持下，尤其是译者孟祥春博士的辛勤努力下得以面世，在当下中国学界也应该算是一件具有现实意义、值得庆贺的事。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身处这个时代的思想界面对的核心问题即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缓解地球生态系统的危机，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在人类社会进入生态学时代之际，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素朴的、自发的生态哲学思想，已经成为人们再也无法拒绝的学术资源和精神能源。与近百年来中国学术思想界总是“顺水西漂”不同，在新的世纪里，它将扮演更为积极主动的角色，而其凭借的不仅是时代潮流的“峰回路转”，还有它自身拥有的文化传统和学术精神的实力。
    生态问题，无形中已经成为当代中西文化交汇的路口。关于生态问题的研讨与探究，也将进一步开启中国学术精神走向自主自立、走向世界一体化的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