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雯，湖北枝江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就职于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发表文章若干，著有评论集《沉默所在》。
    我猜，高君正徘徊在小说的岔路口，首鼠两端，犹疑不定。
    这一印象来自于这一小辑里的两篇小说：《歌唱》和《警察来了》。起先，我们关于高君的认识是与“一套胭脂色像火烧云一样的羊绒裙子”相伴而来的。这裙子在打工女孩鲍如花的心里飘来飘去，最终在我们心底扎下根来，高君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形象也由此树立起来。在经历了长长短短的小说写作以后，小说家高君面临了艰难的抉择，正如有人说的，“现在高君的作品多数有自己生活的痕迹，有人认为他的小说属‘原生态’写作……那么，如果高君的生活经历写完了又怎么办？作家的人生经验会枯竭吗？他的经验如何补充与放大，深化及延展？”这问题对高君来说，是严峻的、急切的，他需要找到作为一个小说家持续存在的出路。
    因此，我将《歌唱》看作一种突围。木香镇，就是这场突围的起点。在木香镇，我闻到了属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气息。这个小镇，在高君的笔下，成为一个陌生的、恍惚的、非人的所在。小说第一句，“若干年前的春天，我来到了一个小镇，小镇名叫木香镇。”在这个看似满足新闻六要素的句子里，时间、地点、人物实际上都是一种模糊的状态。木香镇显然是一个只存在于虚构中的空间，非但如此，它让我们感到陌生。这大概归功于高君对其采用的修辞术。比喻散落在这篇小说的各个角落，但是，却表现出一种奇异而荒诞的美学效果。比如，“小镇如一位老女人宁静而安详地傍在一座大山的脚下”一句，倘若将“老女人”改成“老妇”，意思没变，但整个句子就纳入了我们习以为常的审美范畴中去。“老女人”一词就从平面上跳脱出来，渗入了叙事者对小镇复杂而特殊的感情，小说的形式感也因此大大加强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他形容“年轻”，“年轻得像刚刚汪在眼眶里的一汪泪水，一块从刚宰杀的猪狗们身上割到盆里的肉”。“泪水”和“肉”构成了奇异的反差，“年轻”的成分让人如此忧伤。由此我隐约以为，高君是在召唤一种文学传统，一种曾经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如旗帜般飘扬集聚了一批年轻的优秀作家的传统。这个传统也从形式的革新开始，正如评论家所说的，“他们推进了小说美学的本体化，从而真正完成了中国小说的形式功课”。对，你知道，我说的就是先锋，那个我们用来命名马原、余华、格非、苏童等一批小说家的传统。然而，我也替小说家高君感到某种危险。形式和语言的陌生化是一种阻隔，然而，所有的阻隔不过是为了更深层次的抵达。倘若，他不能提供对世界新的看法与体验，阻隔将显得软弱无力，成为一个虚空的手势。
    怀着这样的担忧，年轻兽医段品红朝着木香镇出发了。他相信凭着直觉就能找到木香镇兽医站，然而“直觉却出毛病了”。这个细节让我们感到似曾相似的熟悉，兽医站成了卡夫卡笔下土地丈量员K无法接近而又受命必须抵达的城堡。正是在这个路途上，他遇到了林棉，甚至，这次相遇在他的记忆里也是“飘忽难辨”。段品红如愿以偿地走进了很有先锋小说范儿的木香镇，无论是他工作的兽医站，还是他暂时栖居的招待所，无不弥漫着荷尔蒙和精液的味道。勤杂工王兆花把爱情失利的满腔怨恨化作扬场，“容貌丑陋的老男人”在精心处理他的身体。欲望如不可逃脱的网，紧紧捆住每一个人。在这样的气场下，卜丁、林棉相继上场。高君一反先前怪异的气质，难得地用温情的笔调滑过卜丁，将他定格在男主人公之一的位置上。略嫌俗滥的“浓黑的眉毛和闪亮如星的牙齿”的形容使这样一个人物与木香镇格格不入。之后的小说全围绕着段品红、卜丁和林棉三人的关系纠葛展开。这种纠葛是什么呢，“一个人刹那间会对另一个人产生好感并极快地与之成为朋友”。这又与我们惯常理解的“朋友”不太一样。一旦涉及他们的关系，男人们都陷入了一种柔性的、感伤的文艺调调中去。他说卜丁，“像一匹害病的瘦马，面容枯槁，神情倦怠”，“那是卜丁一生中最为清冷凄苦的季节”。他眼中的林棉“穿着一套纯白的棉质衣裤，擎一柄黑色的油布雨伞，站在招待所门前的一棵老榆树前，让我想起远去年代里地主或资本家的少爷。”浓得化不开的粘稠和暧昧在三人之间弥漫，就像一个“孤单而惆怅的梦”。小说家高君把三个男人之间的感情一一指给我们看，并借用林棉的嘴说，“人为什么不敢正视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呢?人若敞开地面对自己，一切都是合理的、神圣的、光明的，因为它出于自然和真实，来自生命最初形成的时刻，它还没有被本身以外的东西浸染和牵制，也没有被世俗和规范同化和侵扰，那些人为的强制干预和制约才是最单薄的冰冷的和扭曲的，它们缺少人间温暖挚诚的气息。”然而，我还是疑心，他志不在此。我猜他真正想说的是困境，一个人是另外一个人的困境，就像，卜丁是段品红的困境，段品红是林棉的困境，林棉又是王兆花的困境一样，如此循环往复，每个人都在这怪异的困境链中不可自拔。到了小说的结尾，一个梦境般的女孩终于出现，他们共同奔赴在早就想去而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路上，隐隐暗示着某种救赎的味道。只是，在我看来，这救赎是如此之脆弱，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逻辑支撑点。
    在《歌唱》里，高君试图超越日常生活而抵达另外一种书写。他对人的现实处境的洞察精准有力，他对细节和情绪的把握显示了一个小说家的才华，他的叙述方法和腔调都有先锋小说影响的痕迹。然而，作为普通读者的我还是有隐隐的失望。我反思过，这失望大概不是因为我对人内心真实情感的排斥，大概也不是审美视域的过于狭窄，很可能是因为，我不大能接受情感的陌生化形态。这固然能制造某种引人注目的效果，但是，情感一旦成为某种观念性的存在被抽象的形式感所取代，人情世态就从小说中逃逸了，恐怕，先锋小说作为一种小说形态大规模销声匿迹也是因为这个吧。
    所以，在高君的另一篇小说《警察来了》中，这种犹疑更是昭然若揭。无名无业的小说家丁东（这是在说高君自己么？）以自己的经历为原型写了一部小说，将要被改编成影视。此时，小说的原型主人公杜小民找上门来了，他们曾是好哥们儿，丁东抢走了杜小民的女朋友，杜小民痛不欲生，自甘堕落而被银行开除。这一次，警察盖茂像叶妮为杜小民挡抢一样，替丁东挡住了杜小民射过来的子弹。文艺作品甚至预先洞悉了生活的情境，真的“整出了几条人命”。比起来，这篇小说有相对完整的故事，但是，几度巧合情境的设计却让故事失去了生活的血肉，平添了几分冷漠的气息。这冷漠还体现在人物的状态上，百无聊赖的丁东，就像加缪笔下的局外人再度现形。
    我以为，在这两篇小说里，小说家高君展开了有益的探索。这是他无法回避的道路，无论他是继续往前走，还是转过头重新回到日常生活的境遇中来，这两篇小说都会像纪念碑一样，伫立在十字路口，向我们提示一种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