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贵苗:编辑和作家的共生共荣——从《雍正皇帝》的出版说起
二月河的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 ,以其通俗的语言、跌宕的情节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赢得了读者和评论界的肯定,二月河也因这部作品在当代文坛奠定了实力派作家的地位。而在这部作品成功出版的背后,长江文艺出版社著名编辑周百义功不可没。可以这样说,这部作品的出版,不仅带来了作者二月河的成功,也是周百义成为著名编辑的开始, 《雍正皇帝》见证了二人从相识到相知、从共生到共荣的难忘历程。 真诚信任是共生共荣的逻辑原点 在任何一部图书的编辑活动中,无论是作家按时、按量、按质交稿,给予编辑无限的信赖,还是编辑苦心修改、斡旋出版,大力宣传营销,都需要两者思想和情感双重意义上的交流、沟通和对话。而这一切首先离不开双方彼此的真诚信任。 《雍正皇帝》的出版过程,正是体现了这一点。在写作《雍正皇帝》之前,二月河已经在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帝王系列”历史小说的第一部《康熙大帝》 ,但认可度不高,名气也不大。1987年秋天,在潮湿幽暗的平房里,风尘仆仆从郑州赶来的周百义见到了当时还在南阳市委宣传部担任干事的凌解放,周百义当时也只是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普通编辑。这是周百义到出版社工作后第一次组稿,夜里他在招待所里读完了《康熙大帝》第一卷后,深受震撼,第二天就递上了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约稿合同。因为已经和黄河文艺出版社签了《康熙大帝》的出版合同,二月河开始拒绝了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约稿,但在周百义的百般说服下,他被这位编辑的真诚所打动,最终答应将正在构思中的《雍正皇帝》放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0年,因为牵挂着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约稿,二月河在写完《康熙大帝》第三卷后,就给周百义寄去了《雍正皇帝》的第一卷《九王夺嫡》 。周百义在当时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助理编辑,在出版社里没有话语权,选题论证会上二月河的小说没有通过。但是周百义坚持自己对小说艺术价值的判断,最后找到总编辑田中全,为《雍正皇帝》在长江社争取一线生机。习惯在笔记本上写作的二月河,字迹原来横不平竖不直,收到书稿后的周百义在每一页上将字迹一点点描清楚,描完交上去时总编辑又要求他重新整理。在很长一段时间的等待后,终于等来了书稿有机会出版的好消息,总编辑田中全在审读意见中写道:难得的历史小说佳作。然而就在《雍正皇帝》第二卷编辑完成后,周百义却被调离了长江社,作为《雍正皇帝》的责任编辑,他不愿意退稿,认为这是一部“传世之作” ,不能荒废,坚持要把三卷本的书稿全部出版。 尊重彼此利益是共生共荣的现实原则 在编辑活动中,两个主体元素的关系是否协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编辑活动的优劣成败。经济利益关系,是作家和编辑之间社会交往的现实关系,图书出版活动,既有文化属性,也有经济属性,作家个体智力劳动的经济回报和出版企业的经济收益考量,共同构成了彼此复杂而又现实的利益关联。作家和编辑之间要有清楚的共识,每一方的利益都值得尊重,尊重彼此利益,协同发展,才能实现双赢。 1995年,周百义从湖北省新闻出版局调回了长江文艺出版社担任社长。当时三卷本的《雍正皇帝》出版后,已经在口口相传中渐渐为一些读者所认识和了解。为了进行更大的市场拓展, 1996年8月,长江社借助一年一度的北京党校订货会(后改为北京图书订货会) ,与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正在筹拍《雍正王朝》的四汇文化公司,在中华文学基金会的文采阁召开了《雍正皇帝》研讨会,将出版局、文艺界、评论界、各地新华书店来京的负责人都请到了会场,会上评论家们对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对历史小说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出版社的动员下,中央电视台的相关负责人邀请二月河到京做了12分钟的电视节目,标题为“二月河与雍正皇帝” 。电视剧《雍正王朝》的热播带动了小说的畅销,作者红极一时,二月河本人更将这一时期看作是事业走向成功的开端。同时期,长江社在周百义的组织下,多次利用打击盗版事件巩固小说的影响,一时“雍正告雍正”成为媒体热议的话题,有力地推动了小说的畅销和作家名声的远扬,这是作家和编辑两个主体协同配合的结果,也是双方共同的理想目标。 理解扶持是共生共荣的重要保障 在编辑活动中,作家和编辑友谊的建立是实现有效合作的保证。及时沟通、保持联系、深入了解,都是编辑与作家建立良好关系的基础。在周百义和二月河交往合作的过程中,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相互的理解与欣赏,扶持与鼓励,彼此互为职业生涯的陪伴者和见证者,《雍正皇帝》成为两人事业成就中共同的烙印。 二月河在第一次见到周百义时,就向他介绍了自己宏大而不被认可的写作计划,讲述了恩师冯其庸的鼓励和自己夜以继日的写作习惯,谈到自己中年得女的幸福。周百义则向二月河普及了出版知识,鼓励他坚持创作,帮他权衡利弊,劝他把《雍正皇帝》放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其实在《康熙大帝》出版到第三卷时,二月河在文坛上都还是寂寞的,除了冯其庸在《奔流》杂志上为其发表过一篇评介文章之外,当时还没有评论家关注过二月河的作品。周百义发表多篇文章对二月河作品进行评介。考虑到二月河实际的经济情况,周百义与二月河最初签约实行的是稿费制,还提出先连载再出书,合同未到期,又主动把稿费改为版税,为的就是能让二月河“多得一点钱” 。在给周百义的短信里,二月河这样写道:“君子相知,贵在温不增华,寒不改弃,贯四时而不衰,历坦险而益固。心善胸宽天地鉴,意在胸中万事圆。 ”二人理解坦然之心可见。随着《雍正皇帝》的出版与发行,周百义与二月河的友谊也日渐加深,1997年,二月河又与长江文艺出版社签订了反映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历史的5卷本历史小说的出版合同,后来又在长江社出版了二月河文集。 周百义在谈到他与二月河的交往时说:“理解作品,理解作家,才能组到优质的稿子。 ”二月河也对周百义说过,“我是感念这友好、这知音、这心境的,为一个陌生的作者修桥铺路,我永远不小看这份心意。 ” 2014年,收录周百义多年文学创作、理论研究成果的《周百义文存》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二月河撰文《一个作者对编辑的祝福》为他评介,怀念了二人一起走过的岁月,文中说“友谊如一杯浓酒,越久越醇厚” 。两人的友谊在理解和欣赏中建立起来,在艰难时互相扶持,携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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