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匠人》，作者李延青，发表于《当代》2017年第二期
    《匠人》延续了李延青文字一贯的朴素明朗、简洁精致，他字句讲究、用词节约，在如绘画素描的手法里，将那些“聪明刚愎的家伙，甚至让人看上去有点儿二”的匠人们在时代变迁中的起伏与身影勾勒了出来。田桂生和周向文这两个镇上不怎么合群的手艺人因为共同的迷恋艺术、爱好文学而形影不离，他们的友谊和追求在“《矛盾论》背到第四节就磕磕巴巴”“《毛主席语录》第73页都是哪几条”的看似无聊的对话以及对语录名篇的背诵中不断升华。他们执着近于顽固、严肃似是迂腐，一个段《甲午风云》中李鸿章和邓世昌的对话能让他们成为莫逆之交，一篇《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杀猪》能让他们无比心潮澎湃。他们不得过且过、不随波逐流，然而他们机械践行语录、行为忠于内心的特立独行依然让自己成为了他人眼中的怪胎。一个嘈杂喧闹、人心不定时代的注脚必定是那些个体命运的历史性悲剧，小人物的执着与抗争都被淹没在了大时代毫无怜悯的浪潮中。对比伯夷叔齐，田周二人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不能为世道所容的原因，也正是因为他们骄傲的颈骨和执拗的正直——前者让他们在上一个时代不能为人理解，后者让他们又在经济大潮迎面而来的今天举步维艰。这样的一对老实人和天真汉，举报县长被招安时“义不食周粟”的片段显得机械笨重而又深入人心。李延青是一个老道而节制的叙事者，他深谙拿捏叙事分寸之道。看过《旧事二题》，我们一定知道他在文字平静的表面下，饱含的对“抗争命运”这一母题的悲悯与思考——无论是生活、工作，还是可以关系到人物一切一切的种种，都在一个时代驱动、命运唆使的无差别磁场中被动地运转、扭曲。在时代如同流水线工人一般熟练而冷漠的交替作业中，艾希礼们依然保持着南方男人的绅士体面、谦卑勇敢，而这些所有的美德，只不过换来读者的一声叹息而已。
    中篇小说《封在石头里的梦》，作者李浩，发表于《十月》2017年第一期
    李浩向来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作家，他在作品中观照的往往是超脱于个人存在的历史现实。在《封在石头里的梦》里，他甚至有意把当代的真实存在的几位作家——譬如弋舟、约热——也揉入其中。作者通过敲碎石头、释放梦境的方法把文本的真实、现实世界的真实、梦境的真实完完全全的混淆在了一起，营造了一个线索繁冗的，此时与彼时交插莫辨、真实与梦境互现难分的巨大迷宫。小说现实中反复出现的白鹅、打架的群狗、墙壁题诗都有意无意的暗示了那个“you know who”的名字，而在小说梦境中杀人越货的我、陡壁悬崖上的我、釜中被烹的我则构成了大量集体无意识的回忆的狂欢。其中作者对民族命运、知识分子个人命运的思考深藏在所有的线索之下，李浩也乐得装聋作哑、缄口不言。在民族血脉、文明传承的中，中国人的隐忍坚强、无助迷茫、畏缩纵恶甚至在巨大现实恐惧面前的逃离自戕，都被一一封入了墨绿色的石头，也被封入了作者一个个的隐喻之中。
    短篇小说《天坛之恸》，作者何玉茹，发表于《长城》2017年第二期
    何玉茹的这篇《天坛之恸》不由得让人想爱尔兰作家凯特·汤普森的《寻找时间的人》，作品中的主人公都为了深爱的人，走上了回忆过往、寻找流逝时间的路。年老的梁地在亡妻忌日这一天在北京漫无目的的游荡，在她最喜欢的蓝色斯柯达的引导下鬼使神差的回到了天坛公园，他沿着他们最后一起走过的路，回忆那些与她一起度过的日子——熟悉的地方熟悉的场景甚至熟悉的小学生们放学回家导致的“交通中断”。个中生的离死别、委蛇情长在其中缓缓流淌出来。何玉茹擅长对细致感情的描写，她含蓄内敛的将一位年迈丧偶老人的内心挣扎痛苦细细揉碎。无端云游、忽至故地——一起一承，《天坛之恸》有一个合乎水准的开头，然而在娓娓叙事和感情堆积之后，走进了圆心石平常在情感生活中沉默寡言的男人，居然大声疾呼相思之痛与思念之苦——这可能并不是一个与全篇“小轩窗、正梳妆”气氛适配的结尾。我们假设他走进了圆心石，抬头望天，沉默半晌之后说一句“我也是啊”，也许才是一个合乎逻辑与常理的设定。然而作者的处理，我们依然可以理解——斯人已往，火山喷发的真情表达也可能是沉默寡言之人难得的一场出演。“人们不再互相串门，也不再坐下来一起喝茶了。每个人都忙着赶路，或忙着寻找什么，或忙着赶上别人。其实，更多时候，他们只是在忙着追赶自己。”（《寻找时间的人》）我们在看似忙碌的生活中，时时刻刻追赶着除了自我真正需要以外的一切东西，亦或许我们追赶的意义根本就是追赶本身而已。一路追赶狂奔到尽头，一眼回头看到的只是那些遗失在路中情感的闪光和光阴的碎片。失去伴侣是每一个个体在生命中都有百分之五十几率遇到的必然，何玉茹躲在这个巨大几率的后面，展现了一个经验老道作家超出技巧以外的抒情能力和一个成熟作家毫不松懈的自我要求。
    短篇小说《声音的集市》，作者刘建东，发表于《作家》2017年第四期
    “刚才那个人不是我”——《声音的集市》读后最深刻的印象，莫过于结尾迎头棒喝的大反转。两个“失明”的人在各自光鲜体面的背后，深藏着敏感脆弱甚至懦弱龌蹉的另一个我，作者安排两人分别从我到“我”这条直线的两端出发，相互结识并理解，而结尾的大反转构成了刘建东在这篇小说中对向跑的对接，这无疑是个聪明有趣的设计。然而这种反转的埋线与铺张也为本篇小说带来了一个不大不小问题——人物真实性的可疑。刘建东在小说中向来是缺乏人物语言的，这是他的显著风格而且他坚持如此——他擅于也乐于代他们发言，为他们发言。如果说在他的小说中无论老妪孩童都能够俯仰而拾背诵一大段《荒原》，我也不会觉得不适跳脱。刘建东敢于坚持如此，是基于合理的人物设定以及他对自身文本与自我阐释的绝对自信，然而当这种“代人发言”变成“木偶扯线”的时候，这种坚持就值得商榷了。莫慧兰这一人物的设定和形象的展开当然毋庸怀疑，但小说里在“我”与她每一次相遇的对话中，我们都可以隐隐约约能感觉到作者的一些刻意——一种预留场地的刻意，一种插旗立意的刻意。在原本的设定中，“我”和莫慧兰是在不同意义上的失明，莫慧兰是生理上的失明，而“我”是自我身份认识上的失明。莫慧兰在与“我”的数次交谈中一步步深入的逼迫“我”、点播“我”回答她的试题，然而“我”明明是心知肚明答案却数般推脱。推脱的越紧，逼问的越急——本来可以按部就班开展的对话与情节在这样的一进一退再进再退中显得过分刻意，人物之间对话的气氛没有了、身份的差异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与“我”设问句般一问一答。“刚才那个人不是我”的回答，看上去就是我早就写好的“参考答案”一样——小说结尾的这个反转当然出人意料，但在如此多刻意之下的出人意料难免让人感到重重的说教味道。毕竟自说自话，总是缺少一种在激烈的思想碰撞之下得出结论的严谨。然而瑕不掩瑜，《声音的集市》依然是一篇文笔出色的、见地深远的小说。
    短篇小说《迷宫》，作者宋峻梁，发表于《北京文学》2017年第三期
    宋峻梁是一个老资格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个新手的小说家，他的小说《迷宫》印证了“声音可以最有效的走出迷宫”这一真理。作者在文中对乌鸦镇的风物民俗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但对旁现人物景致的过多着笔，在某种程度上反而人为的构成了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可有可无的障碍。无效叙事太多、渲染感情太过，往往是诗歌或女性写作者在小说写作中容易出现的问题——一部好的小说大多时候不需要琼瑶式的大段身材描写和情感独白。与诗歌奔放直白的放飞感情相比，小说更多需要的是内敛和克制。思考并提问，可能才是小说家们应该在文字中展现的不同于其他写作者的独特气质。一篇小说从写作到出版到被人阅读，它的被接受过程远比创作过程走的远的多，它是难以藏拙的创作形式，叙事上的任何的疏漏、感情上的略微做作都会被小说这一创作形式无限放大。当我们可以血脉喷张、声嘶力竭的写下一段冷静平缓、沉闷压抑的文字的时候，大概也就是一个小说可以被创作的时候了。
    一个好的小说家一定是一个自恋的写作者。在写作中，他们对待文本当然要有少男怀春时万般优点集于女神一身的冲动与幻想，即便埃科说“只为自己写作的作家是满口谎言的自恋狂……作家如果无法对未来的读者说话，那么他必然是绝望的、不快乐的”。作家理所当然应该压抑自我，为读者写作，偶像自矜一样的自恋只能带来创作中的做作无趣和阅读后的不适反感。所以，我们所说的“自恋”，大概应该是那种在创作过程中，写作者对文字、对技巧、对文本展现出来的自我的追求与迷恋——他们迷恋的永远应该是“我”，而不是那个沉醉于收集颜料、修饰羽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