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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53年，朝鲜的炮火停歇了，23岁的王予予从战场回到祖国，游览北京。 他对故宫颇感兴趣，一路参观。走进午门内西朝房时，一个穿着白衬衫的50来岁的人跟在他身后讲解。那是个铜镜展，他讲得十分耐心，一个柜子就讲了两三个小时，让王予予收获很大，约好了第二天再来。一天又一天，王予予在西朝房待了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后，他忍不住说：“非常感谢你花了这么多时间陪我，我一直张不开口问您尊姓大名。 ” 对方说，他是沈从文。 20年后的1973年，“抓革命促生产”轰轰烈烈，年轻的美工王亚蓉一连几天泡在图书馆寻找灵感。相邻阅书的一位清癯长者和她谈起来：“我有一位老朋友，有极多的形象资料。如果他愿意，我带你去拜访他。 ” “您能告诉我他是谁吗？ ”“沈从文。 ” 又过5年，“文革”终于结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正式调入了一个人——沈从文。胡乔木问他有什么困难和要求，他只提了两条：一，将王予予、王亚蓉调到身边协助工作；二，集中整理出版周总理嘱编的《古代服饰图录》。 （2） 沈从文，这位从湘西走出来的文学家，将自己的后半生投入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服饰文化悠长千年，针针线线，编织出灿烂云图。而推开中国服饰文化研究大门的人，当属沈从文。 学界公认，沈先生既熟悉历史文献，又熟悉文物。对于正史、笔记、古今著述，乃至小条注释，他都处处留心；对于壁画、雕刻、传世画作以及各时代的各色文物，更是过目不忘。考古学家徐秉琨高度评价：“几十年的研究中，他从文物实证出发，解决了不少学界难题，一些文物落实了历史上的名称和用途、用法，一些历史上的服饰制度也得以从文物上给予还原，对某些服饰、器物的发展源流、先后演变，他也都作出考释，为世人勾勒出中国古代服饰发展的轮廓。 ” 在助手王亚蓉的记忆中，沈先生的脑筋永远在为他的研究转动。他的家中堆满了图书资料，桌上、墙上总是在不断添加各种小条：“这个新材料待补充”“这个××有用”……沈先生工作起来废寝忘食，常备饼干点心充饥，点心过期了就多吃几片土霉素。难得坐下来好好吃一餐饭，也在谈工作，筷子在空中举了很久，忘记放到嘴里。 沈从文的研究，出入于实物和文献之中，如鱼得水；在历史长河中考证分析，细致入微。 “看似平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联诗句如同他的写照。 （3）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先生猝然离世。所幸，他用后半生之力推开的服饰研究之门中，多了几个身影。 追随沈先生走上纺织、服饰考古之路的王予予，与先生一样谦逊、认真。 他主持了全国首件金缕玉衣的复原，在马王堆汉墓挖掘、法门寺地宫挖掘等考古界大事上，都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而，他的名字鲜为世人所知。 与老师的研究不同，王予予的工作更侧重保护。他的一大创新是发明出丝网保护技术，并用这一技术修复了阿尔巴尼亚的国宝——6世纪和9世纪的两本残破的羊皮纸《圣经》。不仅羊皮书，丝纸类软片文物的保护都可以应用这一技术，功莫大焉。 王予予不仅专业水准高，为人更是谦抑克己，品德高尚。他曾经5次到山西大同万人坑进行发掘、清理、保护工作，将受害同胞的遗体从几十米深的坑洞中背出来，身心劳累，种下病根。 20年后，他被疾病击倒，两三天必须做一次肾脏透析，经济拮据。此时，由他编写的《山西煤矿万人坑发掘记事》在香港出版，出版社支付他两万元稿费，希望能帮到他。他却一分不留，全部捐给了大同万人坑纪念馆。 而在此之前，增订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后，王予予本可以继续自己的研究。但为了使《沈从文全集》顺利出版，他毅然抱病整理沈先生的笔记，将大量精力投入这项费时费力而又默默无闻的工作。待到《全集》编成，他的生命也已临近尾声。 1997年冬，王予予去世，年仅67岁。 （4） 沈先生和王予予先生先后过世，令人唏嘘。徒留的王亚蓉，依然勤勤勉勉，忙碌在发掘保护的一线。 叶茂台辽墓、北京老山汉墓、新疆尼雅汉墓以及江西靖安东周多棺大墓等的发掘清理中，都有她的身影。 她说：“唯有不辍与耐烦、合力，方可使今人多少拥有些与千年厚蕴相望的能力。 ”或烈日炎炎之下，或踏足泥泞之中，华发丛生的纤纤弱质在深深的墓坑中一点一点剥取那些粘附着或叠压中、甚至糜烂如泥的丝织衣物，一站或一蹲就是几个小时。 此外，王亚蓉还保存和整理了沈从文先生的讲话录音，形成了《章服之实：从沈从文先生晚年说起》一书。书中，王亚蓉仿若讲解者，娓娓道来，并引出沈从文、王予予和自己的口述回忆，展现了中国六十年纺织、服饰考古事业走过的艰难历程。 这些文字的出版，并不求闻达于世，仅仅因为这段历史和为这段历史作出贡献的人，应该被铭记。（曹静） （《章服之实：从沈从文先生晚年说起》，王亚蓉编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