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想要读郑顺聪的《家工厂》（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11年），是被书名所吸引，一路读下来，印象最深的，则是作者对叙事时间和叙事空间的选取。小说的叙事时间主要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台湾地区工业起飞的时期。围绕这一历史节点而展开叙述和虚构，无疑是有意义的，以工业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在台湾地区也并不多见。相应地，作者选取了一个独特的叙事空间—“家工厂”，其基本含义是“家即工厂”。家与工厂的一体化，在工业起飞时期的台湾或大陆，都是非常常见的现象。这种共性，又成为吸引我阅读此书的一个重要理由。
    全书以《家工厂》作为书名，内里则有十八篇，分别是《瓷套（代序）》《学徒》《师傅》《工具》《鸟笼》《轮胎》《鸡毛》《货车》《省道》《溪底》《水池》《回收》《影带》《决斗》《CD》《疤痕》《零碎》和《太空》。这些篇章，既独立成篇，又彼此呼应，环环相扣。因此，《家工厂》既可以看作是一部长篇小说，也可以视为一部有相对统一主题的短篇小说集，与奈保尔的《米格尔街》、希斯内罗丝的《芒果街上的小屋》有异曲同工之妙。
    《学徒》这一篇，主要是写“我”父亲阿辉艰难的创业过程。阿辉生在乡下，却从小就对城市怀着向往。在他还是放牛娃的年纪，就渴望能去台北学习汽车修理，学成后回乡下开修理厂，借此赚钱让家里人过上富裕的生活。无奈这美好的计划真要实施起来，却遇到许多困难。阿辉曾因收到工厂寄来的让他去工作的信函而喜出望外，在期待之中却发现这不过是好友在捉弄自己，希望顿时变为失望。真正开始学徒生涯了，这过程中所遇到的重重困难，也让他几度想要放弃。对于学徒阶段的种种困窘，小说中有细致而到位的描绘，读之，令人深感创业的不容易。
    《学徒》主要是写阿辉在工厂当学徒的经历，在紧接下来的《师傅》这一篇，阿辉已正式进入创业时期。资金短缺、人脉匮乏、屡屡受骗等等，使得创业的过程困难重重，重重复重重。然而，阿辉终于逐渐站稳脚跟，还结婚生子，成功地制作出第一台烤箱，值得铭记。行文至此，郑顺聪又荡开一笔，花费了不少笔墨来写阿辉工厂里的师傅：阿庐米、胖吉、刊瘦、离类、老狮等等。不单是写他们在工厂的生活，也注重写他们的性格，写他们的身世，写他们的理想和现实，使得他们的形象也自成一体。
    这种情节上的起承转合，在小说显得自然而巧妙。《学徒》和《师傅》主要是写父亲创业的历史，同时也是父亲成长的历史。在完成这两节的内容后，郑顺聪又将叙述的视点逐渐转移到“我”身上，全知视角变为限制视角。小说接下来的篇幅，所涉及的人物和主题并不相同，“我”的成长，在其中则成为一条隐约可见的主线。
    对于这一题材的意义，郑顺聪是有自觉意识的，如他在《瓷套（代序）》中所写的：“工厂，资本主义发展的中继站，经济分工的中间流域，也是搭建现代社会的主要梁架。”在接下来的行文中，他时常会提及这个主题的重要性；同时，他也忠实于自己的记忆。题材本身的意义，是作者成年后作为后之来者才意识到的，关于成长的记忆也会在时间的流逝中发生变形，也会被当下所重塑。不过，对于记忆中一些难以忘怀的部分，郑顺聪也并没有因为主题本身而对它们进行过于规整的裁剪，相反是取一种任其溢出的态度。这就使得全书的视点显得既集中又分散，既有成人的视角也有儿童的视角。视点的集中和分散，还有过去与当下的视界融合，都为营构小说的叙事张力起了作用。
    《家工厂》既有虚构笔法，也带有明显的非虚构的成分，风格和写法较为多样。《瓷套》和《工具》这两篇，叙事状物写人，常出之以散文笔法。《瓷套》可视为作者对过往岁月的深情回忆，其中写到的一人一事、一草一木、一器一物，皆真挚动人。《工具》的主角，则是“家工厂”中的螺丝、起子、扳手、榔头、喷枪、铁尺、弹簧、钳子、焊枪、电钻等等，都是工厂中的常见之物。这一章节的安排，如果以现实主义小说的典律来衡量，会显得颇为突兀，但是在现代主义小说中，却其来有自。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就单列了“误解小词典”这一部分毫无情节和故事性可言的内容，以随笔的形式对小说所涉及的一些关键词进行探讨。在《小说的艺术》等文论中，昆德拉也再三为这样的小说作法进行申辩，论证其合理和合法。
    回到《家工厂》一书。在对工具进行描绘之前，郑顺聪先是写了“我”的一个离奇的梦。这样的安排，在此显得非常重要。它可以说是接下来对工具进行描写的一个“预设”：“我”做了一个离奇的梦，“我”尚未完全从梦中醒来，正处于半是清醒半是糊涂的状态，因而接下来所写到的一切，并不能完全以常规思维来衡量，它同样是离奇的，起码也是陌生化的。比如说，其中这样写到螺丝：“它们本身就是螺，形状像尖长的田螺，带有绝对的洁癖，要求自身的光滑洁净。幸好，数量虽多，身形迷你，否则这世界被它们独占，仅剩银亮色光泽，将会彻底地单调无趣……工厂中无所不在的螺丝，入夜后，大部分群聚在储材盒中，躲避天敌，但宿命是逃不了的，如同水中的浮游生物，朝不保夕，只是被起子或扳手猎杀，身体就会被锁死，陈尸机械的关节处、半成品或半成品间隙，成为工厂中无法动弹的附着物。”又比如写焊枪：“让整座工厂随时感觉到它的存在，是焊枪最自豪的事。”写电钻，则将之喻为工厂的冷面杀手。
    在诸如此类的描写当中，工具不再是无生命之物，而是有意志，有情感，有天敌，有斗争和冲突，有复杂的社会关系。这里头，充分体现了儿童视角和成人视角两相融合的优势：从少年之眼来看工具的世界，叙事中就有了率真和趣味，工具也获得了生命力；从成人之眼来看工具的世界，则能看到工具与工具之间的关联，把握到其“社会关系”的根底。
    《鸡毛》《货车》《省道》《回收》等篇的叙事，同样离不开少年视角，随之展开的，则是逐渐成人化的风景。《货车》主要写“我”父亲带我去送货的经历，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视野逐渐开阔，见识日广。如果不是从《家工厂》的整体结构考虑，《货车》也可以命名为《双节棍》，因为双节棍在其中是贯穿性的器物。《货车》里写到，“我”乘着货车跟随父亲外出进行“售后服务”时，手中时常拿着双节棍。在其中一家面包店，我认识了一个面包师傅，知道他有三个孩子，一男两女，儿子最小，跟“我”年纪相仿。因为看到我的缘故，面包师傅开始想起他在乡下的儿女，并且希望将来有钱了，也买一副双节棍送给他的儿子。后来，面包师傅因为儿子生病而倍加惦记，与因为生意不好的老板娘吵了一架，一气之下回了老家。“我”在得知这一切后，为师傅的遭遇感到难过，愿意将双节棍转赠给他儿子。面包师傅则感谢“我”的慷慨，特意做了面包托“我”父亲带给“我”。这一节，直到故事终止，也无甚大事发生，可是面包店的师傅、老板娘、老板，他们人生的种种起伏和喜怒哀乐，都有所呈现。对这些人生的细微处的观察与书写，使得这部小说不会因为主题本身的“宏大”而显得生硬、冰冷。
    《鸡毛》中的“我”，因机缘巧合而替邻居做起了拔鸡毛的差事。“我”不以此为苦，反而以此为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可以借此赚到钱去买百香果冰。《回收》则主要是借“我”的眼睛来写一个叫阿强的人。阿强会定期来“我”家工厂回收各种废物。小说中写到，阿强的父母人都老实，阿强是他们唯一的儿子，国中辍学后就在回收场工作。阿强不单其貌不扬，还曾经得过一场大病，切除了部分肺叶，一直找不到老婆。这是一个偏于沉默、内心孤苦的人，“我”则试图理解这颗沉默的心灵。“我”意识到：“他的人对这个往前滚动的世界，毫无重要性；肮脏平庸的外表，令人鄙夷；他没有报道的价值或所谓的社会贡献，他若缺席，这地球这社会这个我居住的地方，并不会有太大变化，他是个废弃物回收者，是许多人忽略的日常风景，是不被注意、可有可无的小人物……”而“我”试图针对阿强而展开的切近观察，始于日常，亦终于日常。阿强身上，实在并没有多少“传奇色彩”。
    小说中还写到，在回收场的废物小山中，曾传来神秘的鼓声。“我”本以为这是阿强发出的。就小说的技艺而论，接下来若真作这样的安排，则可以进而将打鼓视为阿强“发声”的方式，暗指越是沉默之人越是渴望能发出大的声响。如此，阿强的沉默和发声，也就有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演绎效果，小说的意义也得到提升。不过小说中的“我”更倾向于认为，所谓的鼓声，不过是回收场里的汽油桶因热胀冷缩之故而形成的：汽油桶在白天时受阳光照射，加热膨胀，等到夜晚温度下降后就会逐渐冷却，本来就像一面鼓的汽油桶到了临界点，从而发出鼓声般的声响。这样的情节安排，降低了小说本身的跌宕意味，减弱了故事的戏剧性，淡化了人物的传奇色彩，却遵从了生活本身的真实—人世往往俗常、平实，传奇并不多见。
    《决斗》中所写的两个主要人物—街长和Ga～gu，跟阿辉一样，都是底层人物，也可以说他们的处境比阿辉更为不堪，身份也比阿辉要更为卑微。Ga～gu自小家里就很穷，曾靠替人打零工卫生，因为喝酒与人发生冲突，头被打破后变傻，接着又因父母兄弟相继过世，无人帮扶而成为四处乞讨的“行者”。街长之所以被称为街长，则是因为他也是个精神有问题的人，时常在街上游荡，像管理街市的长官一样四处巡视。小说主要是写他们两个如何偶然相遇，又无理智地发生激烈冲突，最终街长因为吃了许多不应该吃的东西等原因而死去，Ga～gu则继续像往常一样，继续行乞为生。他们的遭遇，一方面体现人间有情，另一方面又说明天地不仁。
    如果从小说的整体构思来看，《决斗》的情节和内容，也包括《影带》等篇章，都是略为偏离故事主干的。不过，这种稍稍偏离，在小说中并不显得多余，也没有将小说引向失败的境地。它们并非败笔。恰恰相反，这种若即若离的设置泄露了一点：《家工厂》是作者在经受知识与经验的激荡后的产物。从知识的角度看，作者深知写作一部反映特定历史时期工业题材的作品是非常有价值的。然而，他的切身的经验或记忆也是强大的，使得作者无法只是从这个架构出发来写作这部作品。当作者以回望之眼察看过往的经历时，当一些芜杂的甚至与这个主线存在偏离的场景也一一浮现时，作者并没有对之采取抹杀的态度，而是尽量让其如其所是地呈现。恰恰是这些不太“守规矩”的笔墨，给作品本身带来了许多实感，让作品读起来显得生动、有趣。
    小说中有许多笔墨都令人难忘，能见出作者的写作功力。比如在写到乡村少年阿辉刚从乡间来到城市，刚刚进入工厂时，郑顺聪这样写道：“阿辉的清晨，从汹涌的鸟叫转换音轨，改由马达运转声领头，展开敲打不停的一日……工作了几天，阿辉越来越感到亲切，烤箱四角的外形，如同养兔子的竹篓，阿狗家有好几个，阿辉常溜去看竹篓内蹦跳的兔子，对其结构也产生兴趣，发现那箱子的原理，就像古早的衣橱，先在大竹筒上挖洞，再穿入细小的竹棍，形成平面，由平面再组成四方立体的涵纳空间。”又比如作者笔下的许多底层人物，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因遭遇不幸而呈现于面容的愁苦，他们沉默之后的爆发，甚至是歇斯底里，都是非常难忘的。我尤其愿意再次提及《决斗》，窃以为是全书写得最见功力的部分。
    这是一本诗性因素非常浓厚的小说。他在回望“家工厂”的生活时，郑顺聪既注意到其中有趣的一面，也不忽视苦难和艰辛，既没有美化，也没有丑化。他没有人为地忽略我们生命当中所存在的苦难，但又注重挖掘苦难生活中的光亮。他叙述苦难，却又令人觉得温暖，具有卡尔维诺所说的轻逸(Lightness)的力量。当我为了写作这篇评论而反复阅读书中的一些章节时，这种冷暖交织的感觉更为明显。也正如此，作为一个来自对岸的文学观察者，我决定写下这些阅读感受。
    [作者单位：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