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寄希望于以一种高贵的精神光芒来拯救我们的肉身，也许张学东的写作就在于要将人的本原性与精神性集中于存在的临界点上，由此涵盖了从人性中恳求而从神性中救赎的全部意义。
    巴乌斯托夫斯基在论及蒲宁的小说时说，“它不是小说，而是启迪，是充满了怕和爱本身”，用这句话来评价张学东的作品也是极为允当的。作为“70后”作家的代表，张学东一直关注乡村生存状态，展示出作家感悟生活的独特方式。长篇新作《尾》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转型，故事的背景不再是乡村，而是设置在高度发达的都市，张学东以极为细致而精准的笔触，描绘都市小人物的生存困境和人性挣扎，于矛盾与困惑中充盈着悲悯与救赎的力量。
    看不见的尾巴
    “尾”这个带有隐喻性质的词汇很容易让我联想起卡夫卡的“地洞”、莫狄阿诺的“水汽”等。不得不说，这部小说在镜像式地揭示种种社会矛盾的同时，还暗含着深度开掘人的存在处境的努力。我们似乎可以看出小说的双重指向，一方面指向远古，指向人类的原始性。没有进入文明时期的人，生活目的简单到惟有“活着”，存在的意义仅止于人的本身。他们不会遇到情感危机、子女教育、贫富差距、医患矛盾，不需要伪装与表演，更不会像牛大夫那样，因为车子追尾被人曝光而引发无穷的烦恼。飞速发展的文明社会如此深入我们的内心，它无处不在，挣不脱、逃不过——人类背后的尾巴虽然消失了，但是人心深处的尾巴无处不在。每个人各自生活在一方方窄小的屋檐下，遭遇着恒长的庸碌平淡的日子，但是正如马家驹骶骨以下刺痒难耐，仿佛要生出一条尾巴一样，各种困扰、烦恼时刻提醒着我们现实存在的种种问题——这正是张学东作为一名小说家，对人的生存状态的一种深刻洞见。
    对于女主人公冯梅而言，让人不安的孩子与磨损的婚姻犹如人生的尾巴，使她似乎始终处于一种精神紧张状态之中。我们或许可以将之称作精神上的“尾巴状态”。这种状态就是个体的人在一个仿佛精密运作机器的现代社会体系中，想要摆脱存在的窘境，而其情感上得不到安慰，精神上找不到出路，却又身陷其中、无法自拔的孤绝无依之感。作为一个极为普通的家庭主妇，冯梅与马太太，前者曾经有过花前月下、昙花一现的爱情，生活尚在正常的轨道上，然而遭遇心上人的欺骗改变了她的一生，当她潦草地进入新的婚姻生活时发现，与从前的欺骗相比，作为马太太的她的痛苦有过之而不及。她无法拒绝、身不由己，试图从人生与命运中挣扎出来，却仿佛陷入了死结般的境地。从冯梅到马太太的过程，正是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长出尾巴的过程。而要选择甩掉这个尾巴何等之难，不仅让自己陷入更大的漩涡之中，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苦难”与“存在”之间的矛盾
    作者在题记中引萨特的话说，“人在为自己作出选择时，也为所有人作出选择”，它在充分肯定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是由人自己赋予的同时，也在说明个体的选择其实很难乃至于是被迫的，比如男主人公牛大夫追尾事故本是寻常之事，送喝醉酒的老同学回家更是人之常情，而一旦被拍成照片、进入网络，则被无限放大、最终被社会集体审判，个人生活中的小事最终演变成为无法左右的大事件。除此之外，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在这部小说中被浓缩于两个普通家庭之中，成为透视社会万象的窗口。比如，我们并不否认科技在改变人类的普遍生存状况、促进社会趋向合理方面所起的作用，但同时，作者也在告诉我们不能忽视它带给人类的异化，如果没有不义之人的借题发挥，没有暗中的尾随偷拍、网络上的栽赃陷害，事情也许不会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
    小说中人将日常幸福作为一种价值尺规，而最终以精神的蛀空、遭受折磨作为代价。在婚姻中貌似强大的马先生，要为儿子出头，却使得孩子被孤立进而被抛弃。他一心想要报复牛大夫，却不知身陷圈套，被舆论蛊惑。我们仿佛看到了一种在现代性心理病症挣扎之下的集体无意识。牛大夫、马太太、马先生都是婚姻的失败者，这其中固然与个体的性格、观念息息相关，但仔细考量，与其说马太太厌倦了婚姻，不如说现代社会中乏味、庸碌的日常生活消解了一切，特别是对个体精神的磨损，使得小说中的人物不得不放弃自我，而一起被裹挟向前，其严峻性倒不是生存的压力，而是个体精神的抽空。尤其当所有人处于“尾巴状态”之中，漩涡式的矛盾和问题集中出现的时候，危机随之而来。人生中的苦难于是诞生了。张学东敏锐地捕捉到了“苦难”与“存在”之间的矛盾，作为人生或者人类生存中的恒长因素，而小说的强度与力度正是立足于这种悲剧景观中对生命、对人的未来进行的深入思考。
    为孩子们呼救
    作为社会未来希望的孩子是整个小说悲剧的主要承受者，也是作者倾注一腔怜悯之情的所在。无论是家庭的矛盾还是学校的教育乃至食品安全问题，其最终伤害都直指天真无辜的孩子。马家驹骶骨以下难以忍受的刺痒本是一种生理的病症，却遭受来自母亲与老师的双重嫌弃，致使孩子恐惧地以为自己真的要生出一条尾巴，仿佛要成为怪物的阴影萦绕着他，无处倾诉又无处藏身。没有人在乎这个幼小孩子的存在，父母即将解体的婚姻更使孩子的心理阴影进一步扩大，小说最后出现一条没有尾巴的流浪狗，惟有它是这个天真的孩子最后的伴侣。牛大夫的女儿妞妞的境遇似乎稍好，可她的童年几乎就是为父母的期望所预设的，而作为心灵倚靠的母亲又离开了她远渡重洋，致使在遭遇马先生报复时，几乎被一种绝望的情绪击倒。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我仿佛听到了小说中那些孩子们内心深处的呼救信号，令人感到一种揪心的疼，鲁迅曾经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然而将近一个世纪以来，“救救孩子”的历史任务依旧没有完成。尤其在现代社会的压力下，成人尚且无暇自救，遑论孩子，无处躲藏的马家驹和妞妞们，他们要往何处去？那些喃喃低语的内心独白让人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沉重与悲凉。
    正如多情而善良的小鹿在受到马先生强暴之后对牛大夫说，“我什么也不能对你讲，我不想害了你也害了我自己。我们都认命吧。”虽然牛大夫曾认为这是自欺欺人、不可理喻，但是小鹿的超脱未尝不是马家驹与妞妞们的绝望，何况他们只是天真柔弱的孩子，在面对成人世界的压迫时，惟有无尽的忍耐。
    自救与救赎
    我非常敬佩张学东这种切开时代与人生伤口的勇气，惟有走出书斋，抛弃那些廉价的编造，以踏实的观察、真实的细节和解剖刀般的分析填满，才能从深层次建立起与读者之间的信赖感。小说一开始，我以为这也许是一部后现代主义的作品，然而马家驹最终并没有长出尾巴，作者也没有以荒诞的方式在孩子身上寻找意义。我们在被一种深层次的悲悯意识刺痛的同时，小说还具有一种救赎意识，从孩子的自救与他救的问题衍生到人的精神困境的救赎。正如牛大夫在医院看望自杀未遂的冯梅时暗想：“难道这就是生活，难道生活就是如此地充满了恐惧又荒诞不经？而自己几乎每天就生活在这种恐惧和荒诞不经之中，直至生老病死。”作者试图在小鹿这样的女子身上赋予一种救赎意义，她具有坚强的生命意志和高贵的精神性，在牺牲自己的过程中，完成了人之为人的救赎，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尾巴的切除。正如牛大夫最终意识到自己身上一直带着像《红字》中A这样耻辱的标记，“一种像尾巴一样深刻的东西无处藏匿”。其实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佩戴着一个红色的A，那些尾随偷拍的人，他们造成了对冯梅与牛大夫家庭的伤害，是A的制造者；司马院长和医院围观的人是A的旁观者；马先生这个浑浑噩噩失去理智的人，则是A的探究者；而马家驹和妞妞是A的罪果，也是A的拯救者。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拖着一条无形的尾巴。
    作者寄希望于以一种高贵的精神光芒来拯救我们的肉身，就像《红字》中的海斯特·白兰，当那个道貌岸然的牧师逼诱她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而她却决绝地回答道：我永远不会说的，这红字烙得太深了，但愿我在忍受自己的痛苦的同时，也能忍受住他的痛苦。因此，当牛大夫意识到那个强暴小鹿的男人正是马先生的时候，“他什么也没有做，他觉得自己这辈子从来没有这样软弱过，也从来没有这么超脱过”，这几乎带有宗教的神圣意味了。为了解除小说的突兀感，作品最终以牛大夫拎着“营养礼盒与中华牌香烟”看望司马院长这个细节，来自然恢复其人性。也许张学东的写作就在于要将人的本原性与精神性集中于存在的临界点上，由此涵盖了从人性中恳求而从神性中救赎的全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