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历史是现实的过往，现实是历史的未来，那么，当人性在历史和现实的天平上考量出不一样的结论，这到底是人的幻想症？还是历史和现实的幻想症。秦岭的短篇小说《幻想症》（《解放军文艺》2016年第12期）继短篇《寻找》之后，再次把视角投向西路军流落人员及其家属的生存和精神状态。历史的弃儿和革命既得利益者形如幻想般的命运悲欢，链接并涵盖了长征、解放初期、文革、改革开放等多个历史阶段，为我们提供了同类题材中稀缺的反思空间。
    小说看似在以“我”的视角观察奶奶的一生，实质上是冷静地审视刚刚过去的历史和我们当下的社会真容。在西路军的“严重历史问题”尚未解决的年代，“我”和哑巴奶奶睡一个炕，可“我”半夜三更总是能无端听到喊叫，于是“我”被怀疑患了幻想症。当最终确认奶奶被“鬼”附体时，一向神鬼不信的奶奶甘愿被 “我” 父亲和阴阳法师惨遭“驱鬼”之法。终于有一次，奶奶的梦呓险些给已经长大的“我”暴露了西路军女战士的身份。后来，“鬼”似乎离开了奶奶的身体，成了一个“正常的”哑巴，有了革命觉悟的“我”怀疑父亲领着奶奶在外地割掉了舌头，父亲却坚决否认，并真的患上了幻想症。故事的焦点在奶奶的玉镯上，奶奶梦呓的时候，往往手上戴着那个玉镯。1984年西路军问题平反之前，奶奶已经死去。改革开放时代，一位移民日本的离休女干部委托来华投资的儿子寻找长征时掩护她突围脱险的女战友，当初突围时，她曾把一个玉镯送给了女战友。而她的儿子当年在国内当知青时，曾是残酷打击西路军流落人员最为彻底、最为坚决的马前卒，是“我”心中的偶像。面对如今这位爱国华侨对玉镯的寻找——实际上是寻找“我”奶奶，可“我”的农民工父亲却一改初衷，一口咬定玉镯属家传，与那段客观存在的历史无关，并依然把玉镯埋葬。“我”大的反常举动，到底是幻想症作祟？还是中国农民对传统道德的坚守和维护？历史的真实与虚无，现实的残酷与虚妄，由此振聋发聩地呈现出来。
    小说的成功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寓意深刻，拓宽了同类题材的表现空间。作者绕过硝烟弥漫的战火，把视角投放在一个与西路军具有千丝万缕关系的西部山区的农家小院，从“幻想症”切入，通过“吃药”、“梦呓”、“驱鬼”等一个个看似寻常却又奇崛怪异的故事，演绎了一场又一场罪与罚、功与过、成与败、得与失的幽默剧。谁在为革命付出？谁在享受革命的成果？谁在为革命的代价买单？谁又让历史回到革命的原点？如果这样的质疑仍然被认为是幻想，那么，现实中的我们，是不是都集体患了幻想症呢？
    二是构思新颖，明暗线索的双重对比凝结了冷峻的文学思想。同样是红一代，沦为底层草民的奶奶一生历经各种政治运动的劫难，与玉镯的原主人——离休干部改变初心举家移民构成了理想信念的对比；同样是红二代，底层农民“我”父亲对奶奶尊严一以贯之的维护，与宋代红当年投机、依附政治而今又“出口转内销”变成爱国华侨构成了价值观的对比。老一辈、新一辈在历史和现实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完全吻合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不同阶层在历史和各种政治运动中跌宕起伏的命运，让我们把对普通民众命运的思考与历史进程联系起来。
    三是富有内涵，诗意的象征给底层人物以暖色。“玉镯”在长征途中被当做生命的馈赠而易主时，一定代表两位女红军相同的初心，它是奶奶不灭的信念和对友情生死不渝的眷恋。玉镯的象征性，深化了叙事内涵，增强了人物美感和故事的抒情性。作家在对历史冷静的观察与反思中，并未徘徊在灰色地带，而是给了社会底层以暖色和温度的。玉镯象征着我国历史传统中最美好的事物，可它最终却被“我”大毫不吝惜地埋葬。随着玉镯回归大地，我们发现，中华民族伟大的传统道德力量，归于底层大众。
    常言道：治生理疾病易，治心理疾病难。当人性同时在历史和现实的天平接受考量时，谁得幻想症还不是最关键的，关键是谁来拯救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