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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不掩饰对《七月与安生》这部电影的喜爱，两个独立生命的差异、交叠以及轮转，被导演从生活随机琐碎的故事中抽取出来。周冬雨和马思纯的表演极其出彩，喜怒哀乐之下，各自生命中潜行的安稳与漂泊因此尤其感人。很多观众为之动容，大概因为没有这部电影的提醒，我们甚至忘记了自己原有的这部分被压抑的灵魂。 但它和原著小说有很大不同。作为一部青春爱情小说，原著重在还原更多的生活细节，借此唤起读者对过往青春的怀念。爱情、友情甚至亲情，都是文学的主体。举一个例子，青春小说中爱情这一要素不可或缺，于是，七月与安生共同喜欢的男孩，成了构成小说三角结构中稳固的一角；可是到了电影里，他被弱化成了绝对的配角，因为在安稳和流浪的生命选择中，他只是增添摇摆的一个因素。 小说让我们怀念青春，而电影则让我们重新定义生命。这是改编的魅力，也是电影和小说的差异。两部同名艺术作品，互有血缘却又完全不同——这大概就是原著小说与改编电影最完美的关系。 近些年，由于原创故事的缺乏，越来越多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毫无疑问，电影有其更为丰富的表现手法，有更强的传播力量，而有些小说本身拥有强大的读者粉丝群和市场号召力，两者的结合可谓理所当然。然而，作为本来相异的艺术形式，两者相互转换的时候又有很多奇妙的地方值得玩味。 《道士下山》的原著作者徐皓峰曾经谈到，自己最满意的笔下人物是小说中的程砚秋，当中有一个章节写到程砚秋上楼寻求典故，一共才写了几个字，可是在电影中却需要无数台词、武打、特效等手段配合，文字上的三笔两笔变成了影像中的繁杂场景，味道迥异。 这自然和小说与电影表述语言的不同有关，文学作品依赖的是流畅灵动的文字语言，而影视作品则更多倚重于视听语言。文字带给人的快感之一，是读者主动通过想象“脑补”小说中的场景，进而参与到小说的“二度创作”中。可是电影最终则需要将主观想象清晰地呈现为观众眼前的客观存在，而这种客观存在止于电影创作者对原著文字和主题的领悟能力上。于是乎，我们后来又看到《师父》，看到了《箭士柳白猿》，这两部电影均是徐皓峰亲自操刀，包办导演和编剧两大重任。两部电影果然呈现出与陈凯歌截然不同的独立风格，凌厉、简单，追求拳拳到位，而且，后两部电影中几乎没有特效，较好地完成了从文字到镜头的转变。可是，进入市场之后，很多人称其晦涩，情节的冲击力不足，票房并不理想。看来，完全忠实原著对于电影来说，并非就是成功。 而且，电影是多种专业部门集体协作的产物，最终呈现的一定是这个团队性格与能力的“最大公约数”（这还不算电影制作过程中需要考虑的观众接受能力），而小说则是作家的个人创作，极其强调个性色彩，“最大公约数”碰到“个性色彩”，最难处理的就是相互妥协。例如作家野夫的著名小说《1980年代的爱情》，借助作者真实而隽永的爱情经历刻画出一个时代的沧桑变迁，细腻地描摹出了个人情感在现实蹂躏下的渺小与无奈。这样一部强调个人生命体验的小说，在拍成电影前，就曾经引发文艺青年们顶礼膜拜式地刷屏宣传。它被交付给公认富有文艺质感的导演霍建起，却最终被拍成只剩下纯美风景的俗世爱情电影，市场反响远逊于原著本身，其根本原因在于，电影在呈现隐忍这一情感主题上的技术局限和整个拍摄团队对主题理解的大众化处理，最终消解了小说的诗意，着实是件可惜的事情。 从某种角度说，小说除了在故事上给予电影创作基本的平台之外，对生命主题的终极追求同样不应被忽视，失去了灵魂支撑，再炫丽的影像也会变得毫无价值。这不免让人想起被称作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小说之一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并不算长的小说充分准确地展现出在“消费文化”甚嚣尘上的时代，追求所谓梦想的底层奋斗青年最终因盲目性走向精神崩溃的宏大主题。就是这样一部早已确立地位，主题已被世界读者共同认可的作品，当被改编成电影，虽然经好莱坞的专业团队精心创作，最终还是没能逃过影像大于意义的窠臼，这部改编电影最终让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也不过就是主演莱昂纳多的俊美面庞和纸醉金迷的酒会场面。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小说的创作指向是读者的抽象心理，追求深层次的价值共鸣，而电影则更多指向观众的具体感受，力求满足观众浅层次的审美刺激。过分追求前者，电影观众不满意，过分追求后者，小说读者也会失望而归。 所以我始终认为，作为两种艺术形态，因为表现形式的千差万别，最终还是要长成各自独立的生命体，电影创作者也好，原著小说作家也罢，如果看不到两者的审美差别，过分纠结于相互的血缘关系，只能带来伤害。 最新上映的影片《我不是潘金莲》，导演冯小刚放心大胆地将剧本创作的重任交给原著小说作者刘震云，力求用自己的摄像机最大限度地还原原著小说，但结果显然并不乐观：刘震云小说中如碎屑般的迂回语言风格转换成镜头语言后变得过于平铺直叙，作家以这种特殊语言形式和一种嬉笑的态度对社会现实的解构在电影中也变得一本正经和压抑沉重，一个带有些许魔幻性质的农妇告状事件最终被处理成了因相互误解产生的荒谬偶然事故。 由此看来，由于超出了自己的专业领域，即使作家本人操刀，最终呈现的可能也是另外的效果。应该看到，观众对这部电影所有的积极评价几乎都集中在主题的现实意义上，而这恰好说明它在电影艺术角度上并没有突出的表现，它并没有显现出电影艺术的独特能力，而最终困于原著小说已有的文字价值中。 这种尴尬反之亦然。去年备受瞩目的电影《老炮儿》，在电影市场横刀立马之时，出版商适时地推出了同名小说，而作者正是电影导演管虎。这部小说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它几乎就是电影的脚本，人物对话和场景设置占据了几乎所有的篇幅，读者从其中除了能够找到一小部分电影中被删减内容的文字呈现之外，其他价值寥寥。而这并非管虎首创，很多专业作家出于急功近利的心态，也开始创作这种特殊样式的小说，还美其名曰“剧本小说”，这不过是搭电影的顺风车，多赚点版税而已。我并不想否定创作者大胆尝试的勇气，但这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单纯服务于影视的创作形式一旦泛滥，必然会占据作家创作的时间和精力，进而影响其严肃小说的创作数量和质量，值得深思。 由此想来，陈忠实对电影版《白鹿原》的创作采取“不干预”的态度，可能才是对自己作品最大的珍惜和尊重。电影和小说，本应该像七月与安生那样，毋需强求完美结合，只要相互成全才好。唯有相爱双生，才是最好的结局。（三九木） 《中国教育报》2016年12月02日第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