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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在《图说中华文明发生史》的序言中所说，文明起源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最重要的课题之一。而在上古世界中，中华文明在何时何地以怎样的机制和途径萌生和发展的，又具有怎样的性质与特色，也就是作者叶舒宪所进行的“文明发生史”的研究，更是整个人类文明起源课题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这本《图说中华文明发生史》最大的特点在于，作者选择图说这种形式并不是为了普及常识，而是因为在中华文明发生的早期阶段，各种文物的图形或图像其实隐含着重要的线索，传递着各种信息。如果从书的观点与内容来看，叶舒宪的书其实是反常识的，他进行的是知识的探索，希望能通过神话学与考古发现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出一个以往所未知的中国文明史的开端情况。 首先，对于中华文明发生史的研究，近些年也有诸多的进展，但离定论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大家都承认，中华文明的起源有着一个比我们想象中更为久长更为复杂的过程，一定要简单地规定哪一个年代是由原始跨入文明的界限，是不合理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李学勤认为，用发生史一词来指说中华文明产生和逐渐成熟的过程是非常妥当的见解。 其次在这部书中，叶舒宪提出了两套概念，一是中华文明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理论概念。他认为文字出现并广泛使用之前的历史可以称为大传统，而依赖汉字书本记载的文明史传统相对可称为小传统。大传统是小传统发生的母胎，对小传统有巨大的影响，反过来讲，小传统对于大传统虽然有继承与拓展的关系，但也多有取代、遮蔽与被取代被遮蔽的关系，甚至由于一些筛选导致了断裂。如何突破文字小传统的束缚，博采考古文物素材，结合丰富的人类学神话学知识，对大传统之门进行叩问，为小传统找到基因和密码，正是这本书所努力实践的。 与大小传统相对应的方法论是叶舒宪提出的四重证据法。他把《山海经》这样的传世文献看作是探究古代真相的一重证据，把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竹简帛书看作是二重证据，把民间口传类和民族学考察的活态文化资料视为三重证据，将考古发掘和传世的古代文物及图像视为四重证据。 叶舒宪这些年踏访了各类博物馆，对西北进行了数次考察，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这本图说所选的照片几乎都是他这么多年自己拍摄所得。 叶舒宪一直十分注意中国考古学的最新进展。在他看来，在距今约5000年到4000年的时代，北至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南至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西北到甘肃青海的齐家文化，都分布着大量的远古玉器。在《说文解字》中，以玉为偏旁的字有127个。在《山海经》中，所讲到的产玉之山达142座，以前大家并未在意这一点，但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其中的许多记载与考古遗址的分布是吻合的。在他看来，在没有探矿专业知识的背景下，古人如此看重山海之内的每一座玉山是有原因的，它反映了当时对玉文化的崇拜，也释放出青铜时代之前的中国社会权力建构的信息以及玉礼器在信仰与权力中独一无二的地位。 著名考古学家王仁湘先生也为本书写了序言。在他看来，对于没有文字的那段中国上古历史，神话与考古的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明探源过去更多地由考古工作者来主导，对于实证的解释不敢越雷池一步，客观上束缚了对于考古资料的解读，而叶舒宪在《图说中华文明发生史》一书，中梳理了从熊龙图像与文献考述祖先神话，由玉钺考察王权神话进而探讨尧舜传说，由神熊崇拜追溯夏王朝的信仰系统，由玄鸟系统考察商族来历，又由凤鸟传说研究西周王权神授的信仰本源，从而把夏商周三代相关神话与考古图像进行了印证，发现了两者的诸多重合点，既解释了神话传统，更解释了考古资料，可谓两全其美。 作为中国神话学会会长和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开拓者，叶舒宪认为，中国神话学发展至今天，早就应该摆脱偏安一隅于“民间文学”的边缘地带，突破惯有的文学本位的研究范式，通过四重证据，神话学可以整合资源，透物见神，发挥自己更多的作用，这样才有可能“重估从炎黄始祖到尧舜禹汤文武的圣王叙事谱系，构建出一幅以新知识视角为观察点的中华文明发生历程之全景图。”（易华） 《图说中华文明发生史》，叶舒宪著，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