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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课堂讲稿到个人化文学史 ——钱穆版《中国文学史》三人谈  “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中国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1955年9月初的一天,国学大师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一间简陋的教室里，开讲一门新课程“中国文学史”，这是钱先生开篇第一句话。 1949年，钱穆在香港与唐君毅、张丕介等人一起创办了新亚书院。在那里，钱穆先生开过两次“中国文学史”课程,一次是1955年秋至1956年夏，一次是1958年至1959年，从中国文学的起源一直讲到清末章回小说，自成一套完整体系。可惜时局飘摇,钱穆先生始终未能将讲稿整理成书。 60年之后，钱穆的学生叶龙根据当年的课堂笔记整理了《中国文学史》一书，于今年3月出版。近日，第六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和新华文轩北京出版中心·华夏盛轩图书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举办研讨会。88岁高龄的《中国文学史》记录整理者叶龙、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教授马勇、知名学者解玺璋等，围绕“我们需要读什么样的文学史”这一主题展开了热议。 1953年进新亚学院的叶龙还记得初见钱穆先生的样子：“他亲自接待我的，小小的个儿，穿了一件长袍，很朴素。” 钱先生是江苏无锡人，他的普通话带无锡口音，很多广东学生不能完全听懂，但叶龙是浙江人，与钱先生口音相近，“所以他讲的话我可以听得懂”。叶龙说。 叶龙以前做过文字工作，写字很快，而钱先生讲课时总是在讲台前走来走去，“他走过去讲一句，走过来又讲一句，讲得很慢，所以我没有漏的，记下的都是他的原话”。 陈平原：我想说的是，如果要读这本《中国文学史》，要先读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学讲演集》《中国文学论丛》。钱穆对中国文学的观念，主要来源于《中国文学讲演集》，那本集子是他用一辈子做的一本书，在那本书的序中，钱穆说自己一辈子喜欢文学。 钱穆先生是学文学的，早年在乡下教文学，之后自己做研究成为一个学者，1931年被推荐到燕京大学，后来到北京大学教书，成为一个历史学家，之后以历史学著称于世。钱穆在新亚书院讲的《中国文学史》是大的线索的梳理，而不是具体的文学作品的分析。 历史学家写的文学研究会有不一样的角度。钱穆这本《中国文学史》特别强调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文章的关系。与梁启超、郭沫若等人相比，钱穆先生在文学研究方面的造诣不够，但他是一个有大关怀的学者，他的最高理想是“通人”。 钱穆先生特别喜欢说中国文学怎么样，外国文学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体会到他的心情。从专业角度来批评这本书是不对的，而是需要体会，在那样一个大时代的潮流中，努力坚持自己的信念，希望通过讲课来影响广大公众，让大家读古书，保持中国文化传统和信念，这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所以我认为，《中国文学史》其实是一本有情怀的论辩之书，可以说它始终有一个假想敌，这本书的假想敌就是胡适之提倡的新文化运动。因为在民国年间，与胡适之、傅斯年主流学术人士相比，钱穆是很边缘的学术人士。即便如此，他仍然能努力保持自己的文化理想，推崇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这种精神和趣味，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马勇：钱先生在书中描述了这样一层意思：中国史学价值不是一个科学和中立的纯粹的价值观，而是可以超越这些价值的。这本《中国文学史》反映了中国学术的本来面目。历史学家是应该通文史的。 我很认同陈平原老师“论辩之书”的说法。我认为，钱穆先生一直处在一种很委屈的状态。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感觉到，钱穆先生是在一个很边缘的境遇中谈论问题的。 我认为这本书给我的重要启发就是个人写史在中国学术史上的意义。我们读的文学史几乎都是集体撰写的，个性化的东西越来越少。尤其是近两年，我在做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同一本书中观点打架、重大事件遗漏、观点重复等。因此，我们应该鼓励个人写作。个人写作可以写得规模很小，但是在写作过程中应该有一个整体性的思考。这本《中国文学史》就系统地表达了钱穆先生对中国文学史的整体看法。因为钱穆先生在那个时代的学者中，具有很大的阅读量，所以他的写作能保持自己的体系。 这本文学史不仅是对学问的表达，对研究中国传统也是很重要的作品。我研究春秋史最早就是靠“弟子记”，比如《论语》就是弟子记录的。到了近代，章太炎在上海开过一系列的演讲，他讲的学问，当然今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但存在不少问题，因为好多字当时没听懂。等到1930年，章太炎到苏州办国学讲师会的时候，积累了一批专业弟子，从最初的一般追星，变成一种专业追求，这批弟子后来都成了很有名的大学者。在上世纪30年代，这些弟子在苏州跟着章太炎，因此章太炎晚年的讲稿都被学生记下来。现在能够看到更多的演讲被整理出来，还是很有意义的。 解玺璋：这本书凸显了个人写史的好处。因为我们读的很多集体创作的文学史，往往受道德等因素的评判。比如很多论述中对宋玉评价并不好，但钱穆先生在讲课中没有对其作道德判断，而只作文学价值上的评判。他强调宋玉的赋写得好，也很美，我认为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钱穆先生这种带有个人色彩的文学史，实际上提供了一种新的批评角度。因此，相对于集体编写的文学史，目前我们需要个人化文学史。比如王国维先生曾经从文学的角度和美学的角度来研究《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并不多，上世纪40年代在重庆出版后，引起了很大轰动。 钱穆先生给我的感受，就是他对文学价值的判断。（中国教育报记者 王珺） 《中国教育报》2016年6月6日第11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