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王国
    以蒋子龙的性格，适合当军人。他在部队如鱼得水，不管是出操，还是应付紧急情况，甚至研究战略都有过硬的技术，雷厉风行；如果不当军人，他还可以当一名称职的厂长，他是学工出身，抓生产的能力极强。
    可是，蒋子龙却写起了小说。
    “四人帮”倒台后的1979年，与文学“无关”的蒋子龙正儿八经地当起了车间主任抓生产。他本身学热处理出身，有水平，有技术，在车间里威信很高，车间的书记都是信服他的人，国家领导人去天津必去天津重型机械厂，当时天津唯一的一台大机器——水压机，就在蒋子龙那个车间。
    当时，蒋子龙很是风光，在天重接待了很多国家领导人。
    这一年，蒋子龙得了痔疮，去医院做了手术。术后三天，病房里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
    “外面正下大雨，她淋得像落汤鸡，进门就鞠躬，向我赔礼道歉。”蒋子龙一打听，才知道是《人民文学》的一个编辑，先是找到工厂，又从厂子找到医院。编辑对蒋子龙说，当时毛主席刚去世，编辑部以《机电局长的一天》为界线，不承认这个小说是“大毒草”，就不允许参加毛泽东追悼会。编辑继续说，如果你不记恨《人民文学》，就再给我们写一篇小说，我们非常需要你的原谅，也好向读者有个交代。
    蒋子龙被感动了。编辑走后，他就开始构思，以一天一万多字的速度，完成了《乔厂长上任记》。
    小说发表后，批评接踵而至。
    《天津日报》拿出14个版来“围剿”《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支持，《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转载。天津市委书记负责文教，全市的计划生育大会共一个半小时，其中一个小时15分钟的时间都用来批判《乔厂长上任记》，直到后来有人递纸条，市委书记才拿出15分钟讲计划生育。
    这时候，蒋子龙反而不怕了。他给自己立了个规矩：报纸上每见到一篇批判文章，就再写一个短篇。下班的路上，蒋子龙买一瓶啤酒，再买五毛钱的火腿肠，吃过晚饭，就在厨房里写小说。当天晚上写完，第二天看一遍改一遍，再誊清寄走。
    那段时间，蒋子龙出作品最多。批这篇，还没批完，下一篇又出来了。“他们瞄准了火车头，可是火车开了，放枪只能打到车尾，有时还没打着，这一篇还没有批透，新小说又出来了。”蒋子龙的“游击战”打得好不痛快！他先后写了《拜年》《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等作品。
    《乔厂长上任记》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一名，这是专家和读者投票相结合的一次评选。“我获奖的很多作品都是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蒋子龙说，和《人民文学》结缘，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曾担任过《人民文学》主编的王蒙，想将接力棒交给蒋子龙。这已是《人民文学》第二次想将接力棒交给蒋子龙了。
    第一次是周扬，他做过天津市文教书记的工作，市里同意了，但是没有进一步动作。冯牧、张光年、陈荒煤看重蒋子龙，原因有二，一是基层工作能力强，二是欣赏他的性格。
    第二次，张光年和王蒙去天津，邀请蒋子龙到《人民文学》先担任副主编。蒋子龙有点犹豫，他提出了一个条件：要走就彻底走，全家都搬北京。
    《人民文学》同意了。市里也说：如果蒋子龙同意，就放他走。
    张光年和王蒙都很高兴，以为这次调动有把握了。张光年对蒋子龙说：“我35年没吃狗不理包子了。”王蒙打趣道：“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刚获了奖，咱们把‘赤橙’拿出来吃掉。”
    他们回京后很长时间，王蒙问蒋子龙：“市里没找你谈话？不是答应得好好的吗？”
    蒋子龙说，没有。
    从此再无下文。
    有一段时期流行先锋派，有人批评老作家过时了。蒋子龙说，当红的作家要口下留德，不要轻易说老作家过时。过时的作家毕竟还有过时的东西，有些人就怕连过时的东西都没有。
    蒋子龙当车间主任时，分管生产的副厂长是蒋子龙的同学。虽然当了副厂长，但此人的好多想法却不能实施，说穿了，副厂长也做不了多少主。实际上，《乔厂长上任记》借小说发了发牢骚：如果我当厂长，应该怎么干。
    “他是厂长，我是主任，他老怀疑我不务正业，经常跑到我的车间去。我的车间有三大块：锻造车间、粗加工车间、水压机车间。他突然跑到一个车间问，子龙怎么不在这儿？实际我从来不在工作时间写小说，多年的工作养成一个习惯，车间有十吨锤，我离工厂还有十里地，就能感受到锤的声音，这让我心情舒畅。车间主任要值班，听到锤的声音我睡得特别香，这说明生产是正常的。一静下来，就醒。”蒋子龙说。
    当职业军人无望，在工厂也有诸多限制。蒋子龙说，果真是性格决定命运，如果不是又臭又硬的性格，在学校挨批判，他就会萎缩；如果不是性格，他不会接近文学，不会决心批判一篇就另写一篇。
    同时，性格也决定了蒋子龙的文学风格。比如他的长篇小说《农民帝国》，和蒋子龙的性格、出身，都有很大的关系。他来自于农村，觉得自己骨子里是农民，和城市总感觉格格不入。“我在农村待了十四年，在城市待了六十多年，仍觉得不能融入这个城市。从中学到工厂，我一直被城市人中的小人算计，我无法理解他们。”
    只有一样，拿起笔来时，没人管。于是，蒋子龙开始在文学中构建自己的王国。
    文学王国的构成是由一个人的命运、性格、文学功力三个因素构成的。一个作家，王国的主要成员是长篇，这是命中注定的，有这个生活，就该他写；命中没有的长篇，硬写是写不出来的。蒋子龙的小说世界构成是很自然的，他写了大量的中短篇后，转入长篇。
    后来《文汇报》开了副刊，约蒋子龙写专栏。那时，他的小说正写得如火如荼，以为写专栏也不过小打小闹。没有想到的是，一写就停不下来了。他写了一篇随笔《寻找悍妇》，接到很多反馈，这种反馈的动力和后果就是，蒋子龙中断了中短篇创作，开始写随笔。
    写到最后，以至于蒋子龙的14卷文集里，一半是小说，一半是散文随笔。
    蒋子龙小说世界的构成，目前为止，只差两根柱子。他给自己定的计划是，以80岁为界，自己的创作力还有六七年时光，有两部书要写，是命中注定要写的，不写就是懒惰。
    一是写天津，中国第一标火枪是天津建的。天津是中国冷兵器转向热兵器的转折点，不了解天津，就不了解中国的百年史。蒋子龙向来对历史很感兴趣，单买资料就花了5000多元，从地板码到楼顶。
    二是写家族史，写写个人的悲欢。在蒋子龙的小说世界里，大厦有了，还差前厅两根花柱，他说，现在缺失的是没有锐气，效率太慢。（舒心）
    ■后记
    很雅的老头
    当年，在文学讲习所，蒋子龙的外号是“凶神一号”。
    可是在我的印象中不是这样。有几次见到蒋子龙，以为他不记得我，没想到他甚至记得我写的文章。
    这次采访，蒋子龙几次问我：“我说得是不是太多了？”晚上10点22分，复兴村停电了，走廊上却亮着灯。他赶紧敞开门。幸好，这时四川作家周闻道及时送来了蜡烛，便继续秉烛长谈。
    最让我感动的是，蒋子龙两次给我“建议”。
    “我有一个真诚的建议，有机会碰到70岁以上的老人，像邵燕祥，他们安详，亲近，温暖，有老人的智慧，把他们顺口说的闲话记下来，将是很好的文章，对后辈也很有益。”蒋子龙回忆，有一次，吴祖光推着新凤霞参加一个活动，他跑上去主动表达敬佩之情，想帮吴祖光推新凤霞。吴祖光说：“常山赵子龙，天津蒋子龙！”顺手就很自然地把轮椅转交给蒋子龙。这个细节，令蒋子龙至今觉得温暖：如果吴祖光不放手，他也许会很尴尬。吴祖光把轮椅交给他，也是一种信任和亲切。
    在蒋子龙的印象中，黄宗江也特别风趣可爱，拍着他的肩膀喊“四弟”。他看到蒋子龙发在《今晚报》上的写英国作家白霞的文章，随即也写了一篇关于白霞的文章《苏格兰姑奶奶》，作为对蒋文的呼应，也发在《今晚报》，成为一种很有趣的事。黄宗江的文章形象生动，一个活泼、敢说敢恨的人物跃然纸上，蒋子龙说：“我是自愧不如。一看标题就比我高一筹。老头非常天真，这种天真不是孩子式的，是智慧的、干净的，非常舒服。吴祖光老年后到了化境，自然，亲切，温暖，智慧。不是所有人到老年都有这种境界。秦兆阳、吴祖光、张伯驹是这样的人。”
    蒋子龙说这些话的时候，真诚，又有些伤感。其实，他自己也是让人感觉智慧亲切的人。正如《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所评价的，蒋子龙被大家称为“蒋公”，生活中是一个“很雅的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