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您的作品都很重视题材的新颖，《红处方》写戒毒，《女心理师》写心理咨询，《血玲珑》写骨髓移植和生命伦理，《预约死亡》写临终关怀医院，包括《花冠病毒》，几乎每本书都涉及到一些医学的敏感问题。因为新书有一些科幻的色彩，有人评价为您的“转型”，您认可吗？
    毕淑敏：我从16岁当卫生员，经过严格的训练，是把医生作为终生职业的。这和去医院体验、和医生交朋友的感觉是不同的。当我成为作家，那些职业的习惯没有停止或者遗忘，而是深入骨髓。严格的医学训练对于写作不见得都是优点，但是在这个职业中培养的严谨、认真、冷静、务实等医生的准则，包括人道主义的情怀、对生命的珍惜，对生命领域的关注和好奇，都有很深切的感受。我在所有作品中对生命的延续、对生命的关切，是一以贯之的，贯穿着对人性的观察和感悟。可能写散文或者小说、科幻，可能哪天写个剧本，万变不离其宗，就其内容来讲，一定是贯穿对生命的热爱和思考，不但热爱自己也热爱别人的生命。
    读书报：写作这本书，您不但阅读了大量有关病毒的图书，而且SARS期间您走访外交部、国家气象总局、北京佑安医院，走访那些一线的医生和护士们，走访从非常危险的病症当中恢复过来的病人，包括焚烧SARS所有排泄物的火化场，以及研制抗击病毒药物的第一线科研人员等等。拿出写报告文学的案头工作和实地采访写小说，您认为是必需的吗？
    毕淑敏：掌握的资料写作时基本忘了，它只是让我在写作的时候，有能力用这种方式表达这个题材。就像中医的望闻问切，如果不见病人就诊断，在我来说做不到。实地考察、阅读资料之后，再进入自己的想象中写作，我大概遵循这样的过程。勤奋，是我当医生的职业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