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编剧刘和平（左）出席签售活动。 图片由花城出版社提供
    本期导读
    中国文坛向来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文艺创作与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近年来频频成为热点话题，尤其是以历史题材为背景的影视创作更是引人瞩目。在今年的南国书香节上，著名作家、编剧刘和平带着由花城出版社第三版出版《大明王朝1566》来到广州与读者见面。这部以明嘉靖年间朝廷内外尖锐的矛盾斗争为创作基础的小说，此前两次出版都收获行业内外广泛好评，更有学者盛赞本书“对历史的诠释已达到历史学界研究的前沿”。
    作为一名学者型作家、编剧，刘和平擅长将冲突激烈、情节跌宕的戏剧元素融入到浩瀚的历史时空当中，使他的作品往往在戏剧性之外还富含张力和历史内涵。在长期的创作生涯中，刘和平对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和影视改编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刘和平，在谈到他的创作原则时，刘和平表示：“文艺作品的创作要用美学的眼光，即使是历史题材，也要认清自己是在搞文艺创作，写历史传记交给历史学家做就可以了。”
    谈文学创作
    在理解历史的基础上挖掘人物内心
    长期以来，部分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曾多次遭到“不尊重史实”的诟病。对此，刘和平坦言：“文学有文学创作自身的原则。创作者一开始就要认清自己是在干什么，我们不是在写《资治通鉴》，文学作品应该在尊重基本历史的基础上，用美学的眼光去欣赏，而不是完全用科学或者史学的眼光去审视。”
    他认为，历史题材文学作品的创作更多的是强调历史本质的真实，创作者应该理解历史的深层次成因，理解当时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社会形态和历史思潮。“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历史思潮或历史事件，都一定是一切合力的表现，不要单独批判或者是肯定某一个为例。像《红楼梦》，曹家未必真有‘金陵十二钗’，但是这特别真实地表现了曹雪芹那个时期人类心灵的盛世和当时时代的某些趋势。”
    讲到这里，刘和平还兴致勃勃地谈到自己在创作《大明王朝1566》时的小习惯：“我的创作室里一边是嘉靖的像，一边是海瑞的像，我每天都是把手洗得干干净净的，跪下把香一烧，磕三个头，然后才进到创作间写作。你必须自己进入一个孤独的状态和境界，才可能跟他们对话，才能理解他们，理解那段历史。”
    在谈到自己作品的语言风格时，刘和平认为任何文学艺术形式一定都有属于自己的语言系统。这种语言系统，不属于现实生活，而是属于现实生活以外的一个平行世界，就是审美世界的语言系统。“这个平行世界里面有自己的逻辑系统，会把生活中看似毫无关联的东西用美学的手段重新建构在一起。”在刘和平看来，这个语言系统的形成有赖于日常生活中的观察和思考，他强调作家在现实生活中必须深刻地去挖掘人们最隐蔽的行为动机和最深层的心理奥秘。
    在刘和平的作品中，人物关系往往是庞大而复杂的。对于如何处理人物关系，刘和平表示：“我事先不会有图谱或者图解，原则上也从来不拉大纲，但是我事前会想好这一部作品我主要想表现什么东西。”在分享心得时，刘和平把自己在作品中想表现的东西形容为一盏灯，“在没有动笔以前，我就会找到那一盏灯，那一盏灯离我非常远，这一路走过去，途中要经历什么，我都不知道，但是最终我一定会找到那盏灯！”
    谈影视改编
    “既时尚又经典”的作品才会流传下去
    如今，由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电视剧占据了中国影视业的半壁江山，“大IP时代”已经到来。对于这种现象，刘和平表示理解。“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文化转型期。在这个转型的阶段，很多文艺作品都会应运而生，IP便是时代的产物。”
    他表示，一切现代的影视作品都有过渡、暂时、偶然这三种元素，这都是我们当今社会所需要的。他认同西方的一个哲学定义：永恒性就存在于时代的“伪装”之中。“如果谁足够高明，能够充分利用这种过渡、暂时、偶然，在里面寓意永恒性，那就不得了，既时尚又经典，可能以后就会流传下去。”
    谈及《琅琊榜》这一部受到广泛好评的作品，刘和平认为它成功的关键在于契合了新时代观众的审美。“历史有史料上记载的历史，还有不同时期的人心目中希望的历史。这在现代性哲学话语里面叫‘期待视野’。如果能尊重受众的心理期待，以适宜的方式去呈现那一段历史，观众就会喜欢。《琅琊榜》满足了观众的这种诉求和期待，这样的影视作品自然就能受到欢迎。”
    对于影视业越来越以受众需求为创作方向的趋势，刘和平认为这是文化转型期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所导致的现象，是“器变”促成了“道变”。“现在人手一部手机，手机里丰富的信息和服务支配着人们的思维和生活习惯，它们在一天一天地影响着人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和看法。‘器’已经出来了，影视创作者就要根据‘器’去摸索新的‘道’。”
    “这种现象在影视作品的表现就是，它的叙事方式一定得是现代的。”刘和平举了根据自己的小说《北平无战事》改编的电视剧为例，“穿以前的长袍马褂，观众不爱看了。衣服要穿得好看，妆要化得好，我对孔笙导演的做法都是理解的。孔笙导演在拍《北平无战事》的时候，会特别负责任地尊重我的一度创作，尽量把原著表现出来，然后再发挥自己二度创作的长处。”
    最后，对于原创编剧如何适应当下的影视发展趋势，刘和平提了两点建议：“第一，去看，去观察现在的观众喜爱的东西是什么？他们的审美取向发生了什么变化？第二，进一步解放自己的想象力。”
    记者手记
    “一到广州就感受到深厚的文化气息”
    “我觉得孤独是现代人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当我身处孤独之中，我不会胡思乱想，也不会纠结烦躁。”刘和平如是说。
    而在谢有顺看来，刘和平的剧本和小说之所以吸引人，原因之一就是他真的是以孤独者的角度来进入到人物内心，去与历史上的那些孤独者对话。
    作为编剧，刘和平还需要与演员、观众对话。“我在写小说的时候，第一，一定会让文字富有镜头感；第二，考虑到影视改编的因素，它还要适于表演。”刘和平说。
    “我写历史题材作品，既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历史精神心生敬畏，也是出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心怀感恩。”刘和平告诉南方日报记者，这是他第一次来到羊城参加书展，一到广州就感觉到了这个城市的活力和深厚的文化气息。中国众多的知识分子里，他认为最值得尊崇的人之一是陈寅恪，而广州是陈寅恪人生履历中的重要一站，刘和平自然也对广州带有一份特殊的情结。
    他向记者透露了一个秘密：“为了追索陈寅恪，我曾在庐山陈先生的墓地附近住了半年。我知道跟他在精神上对话很难，他太博大精深，我一直将其当精神导师，一直在仰望。”
    刘和平丰厚的人生阅历，为他从事影视剧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为母亲是湘剧演员，他从小在剧场看戏长大，后来又在衡阳做了9年的中学老师。“我认为文、史、哲不能分家，尤其搞文艺创作的人，一定要好好学哲学、学历史。哲学让我的作品更有思想深度，没有哲学命题的作品也就没有思想深度。”
    谈及当下韩剧之风行，刘和平指出，中国的专业编剧并不太需要从日韩剧中借鉴经验，事实上，中国的戏剧很早就进入到了成熟阶段，中国戏剧为后世留下了一座博大精深的宝库，值得人慢慢咀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