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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廷芳的故事讲到这里已千钧一发——1942年夏的一个黄昏，浙西衢县下叶村的居民全跑进山里去了，因为日军将从金华、龙游一带杀过来，远处的天边已经血红。偏偏父亲对局势的判断是“龙游炮响，再跑不迟”。顷刻间远处近处全是皮靴和马蹄的声响，还有古怪蛮暴的鸟语。他们全家躲进简陋的小楼二层，将梯子抽了去。院门被粗暴地打开。他们觉得上牙齿嗒嗒嗒嗒撞击着下牙齿，呼吸急促得像哮喘病人，整个楼板都随着他们的颤抖而颤抖起来。那时候他刚满6岁，之后的任何一次恐惧也没有超过那一次的剧烈程度。偏偏这个时候，他母亲怀抱里的三岁的弟弟因为口鼻处被捂得太紧而踢打哭闹起来！ 楼下的鸡鸭飞跳扑腾几下已被拔毛下锅，猪也大吼一声气息断绝。七八个手上沾了血的日本兵紧急烧火做饭居然没时间杀人然后零乱地整队离开，楼上的他们却因为长时间姿势停留在某一个造型上已如雕塑般僵硬……69年后的今天，已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我国卡夫卡研究权威的叶廷芳都无法形容当时经历了一场怎样的噩梦。“战争就这样刻进我的骨头，我在惊惧中开始早熟。” 战争的阴霾尚未退去，命运又跟他开了一个恶意的玩笑：1945年夏，他在一次玩耍中跌伤左臂，却偏偏被一个庸医误治而断失，还溃烂了九个月之久。或许治疗不幸的良药是更大的不幸。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农村，家族生计比一个失去左臂的孩子的内心感受更为重要。“我父亲常常瞪大眼睛暴怒起来，骂道：当初你为什么不干脆死掉？！”他在家里被彻底孤立。正如卡夫卡曾经说的，“在自己的家里我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他从此背负起一生的“原罪”。 这是不是他与卡夫卡之间心息相通的隐秘通道呢？ 叶廷芳在他所撰述的《卡夫卡：现代文学之父》、《现代艺术的探险者》、《现代审美意识的觉醒》等著作中这样分析：卡夫卡一生都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他父亲对周围的人包括子女动辄破口大骂，常威胁“我要把你撕碎！”他喜欢讥讽，“做这事对你要求太高了吧？”还常用最后通牒的语气发布命令……这些都使他厌恶、害怕、不安——卡夫卡把父亲看作一个暴君。他在《致父亲的信》中写道，“你坐在靠背椅上统治着世界。只有你的意见是正确的，其他人的意见都是发疯的、不正常的……” 在叶看来，从卡夫卡的书信、日记和小说中都可以看出，他这个人自尊又自卑。重要的是，他时常追究自卑感的起因，把问题的根子归结到父亲那儿去……“这种负面情绪流露在他对自己作品的认知中。他认为他写的东西，既不是这个，又不是那个，不伦不类，没有价值，甚至晚年动了毁稿之念。尽管世人都说他是天才。” 怪诞在卡夫卡作品中无处不在——《变形记》、《城堡》、《诉讼》、《判决》、《乡村医生》、《在流放地》……如果把它们看作他生命之树上的一枚枚果实一朵朵花，孕育供养它们的显然不是一棵长势均衡、根脉坚实的树。归根结底，这棵树多少有一点病态，有一点变异。 但是至少，自卑比嫉妒或者邪恶要好。如果说，前者提供了由于不断怀疑与否定而丢失自我、超越自我的两个方向的可能性，后者却并不着力于提升自我，而是带着暴虐和邪念，吞并与侵犯自身之外的他者。它的实质是智力的懒惰、德性的放任。就此而言，上帝给了叶廷芳一次肢体残缺却灵魂完善的机会。 他的自信始于一次反叛。1950年，他父亲强调缺钱不准他上学。“我从来没有向父亲提任何要求的胆量，只得一次次躲到暗处去哭泣。学校已经开课两个星期了，我还照料着两头水牛……”但是那一次，他断然在一个雪天穿上蓑衣、草鞋，挑着铺盖，跋涉45里进了城，从堂兄那里借了45斤大米，交了学费…… 在中学期间，他的成绩名列前茅。他学着用一只手把蛇皮做成胡琴。他编鱼篓打鱼，用尺画线制图，用刻刀“剪窗花”。他一边否定一边肯定，一边犹疑一边进益。他晨跑、冷水洗浴、骑车、游泳、歌咏，做正常人所能做的一切。在1956年考取北大西语系德语专业之前，他感觉自己已经置之死地而后生。 多年以后的1972年，叶廷芳在中国书店淘旧书时发现了德文版《卡夫卡选集》，从而开始了对这位西方现代文学之父的研究，此后一以贯之30多年。2008年他获得欧洲名校苏黎世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衔，这是德语国家最高的学术荣誉。最近他获得国际歌德学会授予的“荣誉会员”殊荣。可以说，在中国，他引领着卡夫卡研究走向显学。（徐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