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步川编剧、傅勇凡导演、江西省话剧团演出的话剧《遥远的乡土》（以下简称《乡土》）是一部诚恳、扎实、耐人咀嚼的作品。
    余墨林是编剧浓墨重彩塑造的主要人物。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刚强弘毅、担当道义、拯济天下、克己牺牲的崇高精神。这些闪烁着历史光辉的品质，正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主流、最宝贵的东西。余墨林是戏剧人物画廊中崭新的“这一个”。这一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宣示了：讲好中国故事要始终坚持弘扬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在对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艰苦探寻和独特塑造中与读者和观众产生强烈共鸣。
    中华文化价值观始终强调个人对他人、对社群所负有的责任，体现出强烈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余墨林居庙堂之高敢以一己之力独承过失，救下50多条人命；处江湖之远能总理义庄，带领乡民们战胜水患饥荒，他的身上充盈着的正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
    历史并没有给予余墨林站上时代潮头叱咤风云的机会，他只是时刻牢记着母亲梅太夫人“事无巨细唯在做，官有大小只是名”的教导，日复一日做着一件件琐事、实事、难事、烦心事。全剧结尾，余墨林因救灾有功，被朝廷擢升为山西河工道。“惨痛未去，坟土犹新”，他来不及沉淀失去母亲的巨大悲痛，又毅然前往山西，和那里的百姓一起“吃饭、做事、谈讲”……他朴实，平凡，但他的大悲悯、大担当，使他无愧于大丈夫、大英雄的称号。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歌唱祖国、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也是最动人的篇章。剧终幕落，经久不息的掌声证明了：余墨林激荡起了观众们内心的英雄主义情怀。
    文学即人学，写人是戏剧的中心任务。而戏剧要写好人，关键是要着力描写人物的命运、人物的情感。故事的跌宕起伏，本质上源于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和人物情感的喜怒哀乐。该剧十分注重通过人物命运的叙写来塑造戏剧人物。余墨林、梅太夫人、六公公、余九皋、梅自芳、张县令、杨固、老鬼叔，个个栩栩如生，令人过目难忘。由此可见：讲好中国故事要始终聚焦于“中国人”典型形象的塑造，在精彩人物命运的展示和丰富人物情感的抒写中与读者和观众产生强烈共鸣。
    剧中，余墨林父亲百川公从未在舞台上出现，然而编剧以木刻刀一样极简的线条，生动勾勒了百川公令人唏嘘的命运：他本为饱学之士，早中功名，但为了救民于水火，他毁家纾难，与同道创建了与百姓生计息息相关的义庄——广仁庄。为了经营好义庄，他忍痛关闭了心爱的书坊，一次次拒绝了朝廷的委任。当朝廷的委任第三次送到余家忠孝堂，他累得只剩最后一口气。百川公的样貌，观众不得而知；但百川公舍弃功名和个人兴趣“保一方和睦安泰”的精神，不但激励着舞台上的梅太夫人和余墨林，也让观众难以忘怀。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中华美学精神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以言简意赅、凝练节制为美，崇尚形神兼备、意境深远，知、情、意、行的统一。所以，文艺家们要牢牢把握：讲好中国故事要始终遵循中华民族的美学精神和审美原则，在中国气派、中华韵味的个性表达中与读者和观众产生强烈共鸣。
    剧中“安墩立柱”、“立柱上梁”两段戏，是托物言志这一中华美学法则的成功运用。得知余墨林仕途发达，六公公等人遂倡建翰林楼，以此鼓励子弟们刻苦攻读，光宗耀祖。墨林被贬，翰林楼自然失去了精神象征的意义。而当六公公们得知余墨林是因为营救僚属而被罢官的，他们又认为余墨林精神可嘉，宣告“我们就是要供你这尊神”，停工的翰林楼重新开工。往后，余墨林执意要把乡亲们口中的救命粮分出一部分送给围困白鹤村的灾民，早就对余墨林心怀不满的余九皋乘机挑唆煽动，村民们激愤之下推倒了刚刚建起的翰林楼。大难方去，噩耗传来，梅太夫人为筹集救灾银两抱重病之躯遍访先夫生前故旧，最终病死异乡。天宝百姓为感谢梅太夫人活命之恩，又“东村一窑瓦，西村一根梁”，在翰林楼原址上建起了梅太夫人祠。
    楼建了又拆，拆了又建。楼的命运就是剧中人物的命运，就是白鹤村的命运，就是那个时代的命运。建，是某种精神的尊崇和树立；拆，同样是某种精神的圮坍和倾隳。这种舞台动作与作品思想意蕴的高度同构，正是中华美学中托物言志法则在戏剧舞台上的高超运用。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当我看见那根大梁升上高空，我分明看见了民族脊梁的挺立和民族精神的升腾。”
    与西方美学精神重在写实不同，中华美学精神重在写意。“美在意象”是中华美学精神的真谛。《乡土》中有一场戏令我印象颇深。余墨林罢官回乡后，得知母亲身患重病，想到自己在朝为官的这些年疏于对母亲的关心，惭愧难当。此时，余墨林跪在母亲的病榻前，舞台背景是星星点点的灯光，蛙声和虫鸣隐约可闻，月光在屏风上洒下斑驳竹影。那一刻观众仿佛置身于“竹月风窗弄影”的意境之中，思乡念亲之情油然而生。
    “手拿发棰四角方，鲁班许我上正梁。”在高、矮木匠充满激情的唱赞声中，在众村民恢弘的喝彩声中，长达十几米的大梁徐徐升起，形与意水乳交融，全剧气氛被推向顶峰，深层的文化意蕴借助气势恢弘的舞台场面撞击人心，中国气派、中华韵味扑面而来。观看《乡土》，那些最中国的场景、最乡土的语言时时在提醒我们：讲好中国故事要始终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在对中华文化面貌和风神的全息书写中与读者和观众产生强烈共鸣。
    该剧写的是江西，却并没有我们通常所看到的陶瓷、茶叶这些江西文化的标签符号，然而又无处不江西，无处不文化。戏的开头有一个细节，一个村妇把自家瘟死的牛偷偷拿到圩上去卖。村妇前后迥异的表现，梅太夫人令人拍案叫绝的处理方式，活脱脱写出了那方水土，那种风俗、风情。再比如，六公公去看高、矮木匠，手里提了一篮麻饼。这麻饼是哪里来的呢？原来是村里一个调皮的伢崽在风水林中砍了根竹子做钓竿，六公公按族规罚伢崽的家里给全村男女每人买一块麻饼。据我所知，这种保护风水林的村规民约，正是江西那里的独特做法。你说这有多“文化”。在《乡土》一剧中，这种充满了文化意味的情节、细节比比皆是。文化是血肉，融在戏剧冲突、戏剧矛盾之中，不可能人为地抽离，不能像一件衣裳，随时穿上又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