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学的内涵与开放性
    我一直认为文学就是文学，它只属于个人，在个人的意义上属于人类。只有那些能够超越时空的文学作品，才是真正属于人类的精神财富。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作家不是为一个地区而写作。他们的心灵应该是博大的，他们的胸怀应该是属于蓝天的，他们的情感应该是人类的。美国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在《文学理论》一书中说：“文学就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认为是文学的任何作品，也就是由文化来裁定，认为可以算作文学作品的任何文本。”“文学一直具有通过虚构而超越前人所想所写的东西的可能性。”“文学是一种自相矛盾，似是而非的机制”。这些关于文学的言论，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解放，真正的文学创作就是忠实于自己的心灵，而不是什么概念，概念只会害人，鲁迅说文学概论里从来出不来作家。我们要知道，文学是无边的，它向一切敢于创新的人敞开着，真正的文学大家就是拓荒者、创造者，而不是理论框架下的工匠。西部文学要想走出西部，关键就是不要自我束缚，不要把自己限定在西部，连“文学”都没有边界，何谈“西部文学”？相对于“文学”，我们更应该重视“文学性”这个概念。我想只要是在中国写出的具有文学性的作品，就都是中国文学，而只要是在西部写出的具有文学性的作品，或者说有关西部的具有文学性的作品，就都是西部文学。其实，我们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完全不应该先验地注入某些概念，而应该首先想到如何写出自己真实的灵魂、思想等。血管里喷出的总是血，而水管里流出的总是水。
    二 西部文学创作的两大误区
    西部作家在创作时，有两个比较大的误区：一是沉迷于西部风俗及其暴力色情描写；二是过于拘泥于具体的政治战略。第一种情况虽然代表作不是很多，但在国人心目中却成了西部的象征和当然代表。这是一种没有深度的写作，甚至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写作，是一种炒作，一种类殖民写作。在国人的心目中，西部尤其西北作家只会写暴力、血腥、性，在极力描写西部的落后、愚昧的同时，大力渲染人物的嗜血、性疯狂，对人类的一些重大问题，对人性的深度思考，都缺乏得很。
    为什么中国没有《静静的顿河》那样的战争小说？我想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作家缺乏肖洛霍夫那样的人文关怀，那样的大胸怀，或者说那样的哲学高度！我们的有些作家不是为人类写作，为祖国写作，为人民写作，有很多作家是为功名写作，为身外之物写作，或为一个地区写作。如果仅仅把目光局限在西部，那又怎么能写出真正的西部文学呢？南宋诗人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西部不是表面的，而应该是内在的，化在血液中的。陕西作家红柯发表于《收获》2001年第4期的长篇小说《西去的骑手》，它的语言非常精彩，有神力，小说揭示的“骑手永远不是卑劣的政客的对手”的道理，也是发人深思的。但作为一部有分量的长篇小说，它表达的主要理念是有问题的，作家在叙述中对暴力的宣扬，对血腥的描写，让人对这部小说发生质疑。小说本来是要歌颂英雄，但在歌颂嗜血英雄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孙皓晖《大秦帝国》也有这个毛病。唐代诗人还能说出：“一将功成万骨枯”，而现在的小说家就只剩下对暴力的张扬？
    而过多的表面化的西部风俗描写，对小说的读者也是一种拒斥。我曾在《丰富与空灵》一文（《飞天》2003年第4期）中有这样的论述：
    过多的局限于地域性，过多的使用地方语言，缺少了文学的超越性，影响了作品的接受和传播。大家都知道，文学不只是文献资料，也不只是供人玩赏的花瓶。文学本质上是交流的，它能沟通生命与生命之间的联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文学阐释就是显现文学的美，对文学进行理性把握，通过作品的表层发现它内在的精神价值。对语言的使用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理解是对语言的理解，语言，不仅是文学存在的本体，而且是人的本质特征，还是对话交流的中介。人和文本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人与文本的对话、问答、交流都不能离开语言。语言是我们生存的家园。伽达默尔说，语言“既是桥，又是墙”，它既可以敞开，也可以遮蔽。苏雪林也说，
    鲁迅记述乡民谈话，并不用绍兴土白，胡适常惜《阿Ｑ正传》没有用绍兴土白写，以为若如此则当更出色。许多人都以这话为然，我则不得不略持异义。要知道文学应具“普遍性”，应使多数读者感到兴趣和满足，不能以一乡一土为限。乡土文学范围本甚狭隘，用土白则范围更小。这类文艺本土人读之固可以感到三倍的兴趣和满足，外乡人便将瞠目而不知所谓，岂不失了文学的大部分功用？法国文学家都德生于法国南部，所作《磨房书牍》多外省风土色彩。这书在法国几于家弦户诵，而译到中国来趣味竟大减。因此他又说，这可见《阿Ｑ正传》不用绍兴土白，正是鲁迅的特识。这可谓是一语中的，令人三思。
    博尔赫斯说：“作家应该寻找他们各自国家的题材，也是专断的新概念”，我们应该把宇宙看做我们的遗产，任何题材都可以尝试，不能因为自己是阿根廷人而囿于阿根廷特色：因为阿根廷人是预先注定的，在那种情况下，无论如何，我们总是阿根廷人，另一种可能是作为阿根廷人只是做作的，是一个假面具。”也就是说，真正的民族特色，大概还是指那些看似无形，但却分明存在着的精神、格调、思维方式以及美学情趣等。
    西部作家的第二个误区就是政策写作倾向比较严重，比如，中国农村改革，他们歌颂农村改革；中国农村实行村民自治，他们表现村民自治；中国政府反腐败，他们也来反腐败，等等，这样的作品发表当然比较容易，但距离真正的文学也比较远。西部相对于东部和南部，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而且也不占有文化话语权，要想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必须比东部南部作家付出更多的劳动，为了能够发表的急功近利之作，对文学的侵害是有目共睹的。限于篇幅，这方面我就暂时不展开论述了。综合西部文学来看，我觉得缺乏现代意识和现代理念，是西部作家目前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他们的写作往往流于形而下，缺乏形而上的思考，作品缺少一种震撼力及启示性。
    曹文轩在《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一书里说：“在西方文学中，贵族文化一直占着显赫的地位。……贵族文化并不是一种阶级意义上的文化。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追求的一种高度，一种境界，一种趣味。……它追求崇高，追求优雅，追求生命的高度张扬，追求典雅的艺术，追求悲剧快感，追求诗化与哲学化的生活方式等等，这些才似乎是这种文化的主要东西。”而西方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出身贵族的很多：歌德、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等，有些作家即使非贵族出身，也大多具有一种高贵的贵族精神。而在中国，从事文学艺术的大都出身寒门，到了明清，尤其如此。1949年后，社会认可的只是寒门。他们中很多人，正是因为出身寒门，才选择了文学艺术文学艺术可以改变他们的地位、身份。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又是平民文化教育，这种文化，是由寒士们创造的，大多免不了顾影自怜，以贫寒为荣，似乎惟有贫寒，才能风骨常在。因此，在写作过程中，往往多写现实悲剧，而不是悲剧的悲剧。海德格尔说，凡没有担当起在世界的黑暗中对终极价值的追问的诗人，都称不上这个贫困时代的真正诗人。即便那些城市作家，流于大众文化的影响，追求娱乐性、当下性，在终极关怀方面差距尚且较大。
    三 人文关怀的大视野大胸襟是西部文学走出西部、超越时空的关键
    让文学回归文学，卸掉它身上那些多余的尘埃、重负，而要真正回归文学，关键就是作家作家的素质、作家的修养、作家的视野、作家的胸襟、作家的人文关怀。谈西部文学的走向与发展，不谈作家素质、眼界的提高，等于是纸上谈兵。西部文学要在思想和文学的创新中走在全国前列，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首先，就是作家自身的问题，有人提到政府的支持，支持是很重要，但文学并不是外力能够支持上去的。作家的创作总离不开自己生活的土壤，西部作家生在西部，长在西部，也最好写西部，只有在西部的土壤上才能开出自己文学之花，但仅仅限制在西部，也不会走在全国前列，还必须眼观世界，吐纳风云，有全国胸襟，才能写全国文章，有世界胸襟，才能写世界文章。1930年代鲁迅那批作家为什么写出了那么好的作品？我想与他们的博大胸怀，广阔眼界，世界视野，关系甚大。他们吸纳着当时世界的最新知识，与世界同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开始与世界接轨，渐渐地在世界上有了反响，出现了一批好作品。西部文学也蒸蒸日上，呈现一派新面貌，
    尤其以路遥、贾平凹、陈忠实、张贤亮、昌耀、阿来、周涛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为西部文学赢得了全国甚至世界声誉。但就整体文学水准来说，依然不是很乐观，有影响的作品和作家还是太少。即便张贤亮、贾平凹这样的大作家，依然有着许多他们自身难以克服的缺点，影响了他们文学的进程。贾平凹的农民视角、农民情结、士大夫情怀，现代意识的欠缺对他的文学创作负面影响很大，直接抑制了他文学精神的张扬。而张贤亮的小说大多除了倾诉苦难以外，并没有提供给读者什么新东西，那种忏悔意识的缺乏使得中国当代作家普遍缺乏深度和高度。洪子诚先生在《问题与方法》第七章中这样写道：
    猥琐也可以，但叙述者同情这种猥琐，这是很奇怪的。当时我读了《绿化树》，读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对章永麟的感觉非常复杂，我觉得很厌恶。最不能忍受的是那种“自虐”和“自恋”。
    关于张贤亮小说的缺陷，我发表过一篇万字长文《罪感的缺失与苦难的倾诉》，这里不再展开。
    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一书中说：“而托尔斯泰的呐喊则是那种处在幸福的环境中、拥有一切，但却不能忍受自己的特权地位的受苦人的呐喊。人们追求荣誉、钱财，显赫地位和家庭幸福，并把这一切看成是生活的幸福。托尔斯泰拥有这一切却竭力放弃这一切，他希望平民化并且和劳动人员融为一体。在对于这个问题的痛苦中，他是个纯粹的俄罗斯人。”有论者指出，托尔斯泰的罪感不是个人现象，他是俄罗斯民族的一个突出代表。只要想一想在俄罗斯文学中，从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开始的“忏悔的贵族”、“忏悔的知识分子”系列形象就知别尔嘉耶夫所言非虚。
    而中国文人没有这种罪感，因此也就很难有这样足够深刻的文学作品。清华大学中文系徐葆耕先生说：“罪感，只是一种情感。对于改造社会现实而言，它的作用很有限。但对置身于不公正的现实中的知识分子来说，它意味着尚未泯灭的良知。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条件下，艺术家们对于罪感的自我忏悔促使他们的笔触突破表层而到达社会与人的心灵深处。对人的灵魂的深层表现，使俄罗斯文学超越英、法、德，成为十九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勃朗峰。没有这种‘罪感’意识，就不会有《叶甫盖尼·奥涅金》、《当代英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样的力作。”
    中国文人往往把一切过错都归咎于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每一个错误甚至罪恶后面，往往没有责任人。在文学创作中也往往满足于一种乐观精神。中国农村改革，他们歌颂农村改革；中国农村实行村民自治，他们表现村民自治；中国政府反腐败，他们也来反腐败，等等，人云亦云，如何产生大作品、大作家？他们写农村的小说，甚至还远远没有达到赵树理的水准。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病贫交迫的人忧伤的目光，既是人间又非人间的，爱与恨，罪与悲痛，他的所有声音都是人的挣扎，一边是茫茫黑暗，一边则通向光明。”鲁迅在1908年说过：“托尔斯泰也……伟哉其自忏之书也，心声之洋溢者也”。鲁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解是中国作家里最到位的。因为鲁迅也是挖掘自己灵魂最彻底的，他说，我经常毫不留情地解剖别人，但我更毫不留情地解剖自己。鲁迅最反感那些自命不凡，瞧不起中国人尤其农民的人，这也是他和林语堂反目的一个原因。
    同样是现实主义写法，我们更多的是爬行的现实主义，而没有站起来，更没有飞起来。这与作家的精神世界关系甚大。我们的作家缺乏一种知识分子精神。
    什么是知识分子？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里说：“俄罗斯的知识分子的始祖是拉季舍夫……当他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中说‘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便诞生了。”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热爱人民的，怀有恻隐之心的，并且承认良知或良知至上的，懂得自省和悔悟。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充满“忏悔”、“出走”、“自救”、“复活”等题旨，他过着贵族式的生活，但对它抱有非常的反感，以至于“自己下田种地、不吃荤菜，心里产生负罪感”，他在一文中说：“面对成千上万的人饥寒交迫与屈辱，”“而我，以自己的养尊处优，不仅是这一社会罪行的姑息者，而且还是罪行的直接参与者。”
    ”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热爱人民的，怀有恻隐之心的，并且承认良知或良知至上的，懂得自省和悔悟。
    总之，文学就是文学，我们说西部文学，只是就其区域而言，只是为了阅读的方便，研究的方便，言说的方便，并不是文学真的可以划区域，或者有区域文学。文学只属于个人，如果没有个人，也就没有文学，没有鲁迅，哪来《阿Q正传》？没有福克纳，哪来《喧哗与躁动》？没有莎士比亚，哪来《哈姆雷特》？等等，我们可以列举一大堆。而西部文学目前在成就中有危机，在危机里也有机遇，我们的西部文学在写作中还有许多误区，超越或克服这些误区，作家的大胸襟、大视野，及其人文关怀，悲悯情怀，是最为关键的，它是产生大作品、大作家的前提之一，也是西部文学在思想和文学的创新中走在全国前列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