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对于70-80年代的转型与“新时期”的发生，从中国内部的诸种政治、社会与经济因素来加以描述和分析，已经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势。关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迟缓或停滞，关于中国社会由于频繁的政治运动与国家暴力机器的强控制而处在沉闷、紧张与酝酿反抗的状态中，这些基本上都属于文革后期的社会现实。可以说，也正是这种社会状况，使得“人心思变”，也使得“思想解放运动”以破竹之势迅速得到全社会的呼应。但这种描述本身，应当说是一种历史的“后见之明”，它使人们忽略当时复杂的多方位的历史因素，而将以“改革、开放”作为指导原则的政治改革视为“历史的必然”。
    本文作者贺桂梅老师用福柯称之为“谱系学”的历史考察方法，“要将一切已经过去的事件都保持在它们特有的散布状态上；它将标识出那些偶然事件，那些微不足道的背离”，撇开那种按照我们“已经是的东西”去在历史中寻找起源，并将历史解释为一个有目的的、连续性的过程的观照历史的方法，而应当去探讨特定历史情境中不同社会因素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与耦合关系。贺桂梅老师认为，对“新时期”的考察，如果我们始终在单一的民族-国家内部来讨论问题，把70-80年代的历史转折仅仅解释为对“文革”暴虐历史的合理反抗的话，那么显然不能呈现出历史的全部复杂性与丰富性。应该注意到，70年代末期中国社会的变迁，是与全球性的历史转折同时发生的。从1973-1974年开始，二战以来在全球形成的稳定的冷战结构和地缘政治空间格局，从资本主义体系、社会主义阵营到第三世界国家，此时都发生了剧烈的变迁。如果说在7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遭遇到深刻的危机而步入转折年代的话，那么这也正是因共同的危机而导致的全球性转折的时期。
    正是在传统/现代、中国/西方这一同构的意识形态框架，被一种由民族-国家视野所划定的内部/外部空间的区分中，包含着我们应当去深入理解的80年代文化空间的政治经济学。
    汪晖认为中国/西方这一二元框架乃是“五四以降”中国知识界的普遍思考模式，进而将传统/现代框架与中国/西方框架的重叠视为整个现代中国知识界的思想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说模糊了80年代文化与五四新文化之间的差异。这使得人们可能局限于一种思想史的观念演绎与思维模式的批判，而不去在更大的历史视野中深究决定80年代文化采用与五四同一观念与思维模式的历史特殊性因素。更准确的说法或许应当是，与其说传统/现代与中国/西方的重叠是80年代中国知识界对五四以降新文化思维模式的延续，不如说是基于70-80年代转型过程中，对中国在世界体系尤其是与“西方”所代表的全球资本市场的地缘政治关系的有效误读，使得一种五四式的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的关系模式被挪用于对50-70年代中国历史实践的判断与反省。
    也就是说，以传统/现代框架批判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思维模式，恰是由对中国在70-80年代世界体系中的地缘政治位置的判断衍生出来的。对这个中国主体位置的关注，也正是从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角度会特别着力地加以考察的地方。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将“中国”/“西方”这一意识形态框架，置于某种全球视野当中加以考察；而考察的关键切入点，则在70-80年代的历史转折，以及这一转折过程中，“中国”这一主体位置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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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新时期”的谱系学考察
    对于70-80年代的转型与“新时期”的发生，从中国内部的诸种政治、社会与经济因素来加以描述和分析，已经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势。关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迟缓或停滞，关于中国社会由于频繁的政治运动与国家暴力机器的强控制而处在沉闷、紧张与酝酿反抗的状态中，这些基本上都属于文革后期的社会现实。可以说，也正是这种社会状况，使得“人心思变”，也使得“思想解放运动”以破竹之势迅速得到全社会的呼应。但这种描述本身，应当说是一种历史的“后见之明”，它使人们忽略当时复杂的多方位的历史因素，而将以“改革、开放”作为指导原则的政治改革视为“历史的必然”。而如若我们尝试去考察历史“现场”的不同侧面的话，应当说这个“历史的必然”却是多种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或许正是在这里，用得着福柯称之为“谱系学”的历史考察方法。福柯批判那种关于历史“起源”的神话，认为“寻求这样一种起源，就是要找到‘已经是的东西’”。而他所谓的“谱系学”，则是“要将一切已经过去的事件都保持在它们特有的散布状态上；它将标识出那些偶然事件，那些微不足道的背离，或者，完全颠倒过来，标识那些错误，拙劣的评价，以及糟糕的计算，而这一切曾导致那些继续存在并对我们有价值的事物的诞生；它要发现，真理或存在并不位于我们所知和我们所是的根源，而是位于诸多偶然事件的外部”【1】。
    按照这种方法去考察某一历史时期的出现，也就要撇开那种按照我们“已经是的东西”去在历史中寻找起源，并将历史解释为一个有目的的、连续性的过程的观照历史的方法，而应当去探讨特定历史情境中不同社会因素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与耦合关系。
    具体到对“新时期”的考察，如果我们始终在单一的民族-国家内部来讨论问题，把70-80年代的历史转折仅仅解释为对“文革”暴虐历史的合理反抗的话，那么显然不能呈现出历史的全部复杂性与丰富性。尽管本书并不打算对70-80年代的转折作一番历史学的深入描述与考察，但进行批判性历史考察的一个关键纬度，却必须在这里提出。也就是应该注意到，70年代末期中国社会的变迁，是与全球性的历史转折同时发生的。从1973-1974年开始，二战以来在全球形成的稳定的冷战结构和地缘政治空间格局，从资本主义体系、社会主义阵营到第三世界国家，此时都发生了剧烈的变迁。对于资本主义阵营而言，在经济方面，这是20余年以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的“黄金时代”转入衰退的时期，具体表现为能源危机与金融动荡，以及一种以资本全球流动为主要特征的后福特主义的生产-消费方式开始形成。这也是政治上的新自由主义开始登台，与文化上的后现代主义浮现的时期。而就社会主义阵营来说，按照霍布斯鲍姆（E.J.Hobsbawn）的说法，“除了中国而外，当世界由70年代步入80年代时，凡世上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制度，显然都出了极大的毛病” 【2】。经济停滞、官僚机构臃肿、与东欧关系的紧张，以及与美国在中东地区展开的“第二次冷战”，这些因素都迫使苏联发起了改造苏维埃社会主义的运动，而且原则看似与中国相同，“一是‘重建’，政治经济并行；一是‘开放’”【3】。而曾经在60年代作为世界革命希望的“第三世界”，在70-80年代的转折中，不仅陷入债台高筑的境地，而且在50-60年代独立建国浪潮中涌现的民族-国家形态本身，也受到全球资本主义的冲击与挤压，从而与社会动荡以及不断扩大的全球两极分化联系在一起。总之，如果说在7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遭遇到深刻的危机而步入转折年代的话，那么这也正是因共同的危机而导致的全球性转折的时期。
    对于这一发生于70-80年代之交的全球转折，不同领域的学者，包括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与文化理论家，诸如霍布斯鲍姆、杰奥尼瓦·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戴维·哈维（David Harvey）、詹明信（Fredric Jameson）与德里克（Arif Dirlik）等，都展开过深入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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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长”或“短促”的20世纪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他的重要史学著作《极端的年代：短暂的20世纪（1914-1991）》中称，从70年代至9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乃是“天崩地裂”的“危机20年”。他认为80-90年代之交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巨变中的一切因素，都已经在70年代初期的危机中初露端倪。并且，这并非只是社会主义与第三世界的危机，而是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全球危机，它同时也意味着以社会革命为主要特征的“短促（暂）的20世纪”的终结【4】。美国经济史学家阿瑞吉则并不认为70年代的经济危机代表着往往以“全球化”理论来标识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也并不认同霍布斯鲍姆关于“短促的20世纪”的提法，即不认同“当前的危机被用来标示一种结束，不仅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发起的特殊政治-文化时代的结束，而且是自从‘漫长的’16世纪以来就存在的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束”【5】。在那本自称是“对20世纪70年代那次世界危机的一项研究”的著作中【6】，阿瑞吉从作为世界制度的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周期的角度，认为 70年代的危机所标示的乃是自19世纪后期以来的美国霸权周期从物质扩张向金融扩张的转移。由于这个周期长于百年，他因此有“漫长的20世纪”的提法。
    霍布斯鲍姆与阿瑞吉由70年代世界危机而展开的对于20世纪的整体判断，并非与80年代无关，这事实上意味着对80年代的两种不同评价尺度。从“短促的20世纪”来看，80年代不过是以社会革命为主导范式的20世纪的“尾声”和“结束阶段”；而从“漫长的20世纪”来看，80年代则构成了资本主义新的扩张阶段（金融扩张）。类似的历史判断，事实上也隐含于中国知识界关于80年代的评判当中。例如汪晖在他有关90年代研究的著作中这样写道：“我的一个基本的看法是：‘80年代’是以社会主义自我改造的形式展开的革命世纪的尾声，它的灵感源泉主要来自它所批判的时代”，而“‘90年代’却是以革命世纪的终结为前提展开的新的戏剧，经济、政治、文化以至军事的含义在这个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7】。把80年代纳入整个20世纪的尾声阶段，事实上也是90年代诸多文化思潮，如反思“激进主义”的文化保守主义，“学术史”与“学术规范”的倡导，以及后新时期与后现代主义的提出等，它们都将80年代与五四重叠，进而将其纳入同一历史范式当中。也就是说，尽管90年代前期出现的这些思潮，其历史反思与批判的立场各不相同，却都将80年代视为“短（促）20世纪”的革命范式的最后阶段。而一种在80年代更为主流、至今仍为许多人认同的看法，则将80年代视为“告别革命”的现代化时期，并且它构成了新世纪中国崛起的历史前提。这事实上也是“新时期”意识与“新启蒙”思潮关于80年代的基本判断，它意味着革命的20世纪甚至比霍布斯鲍姆所谓的“短促的20世纪”更早地结束了。——类似的分歧显示出，如何理解80年代，事实上直接地关联到如何理解整个20世纪的历史，而这种分歧的关键，便在如何看待70-80年代之交的历史转折的性质。
    美国文化理论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对于70-80年代转折的理论概括，与阿瑞吉大致相同，称其为“晚期资本主义时期”。不过，与阿瑞吉主要在政治经济学史的层面展开讨论不同，詹明信更为注重的是关于一个历史时期的“主导或统识（hegemonic）”的基本判断，并通过不同领域与侧面的描述，“就那基本情境（不同的层次在其间按各自内在的规律而发展）的节奏和推动力提出一个假设”【8】。他称70-80年代的历史转折乃是60年代在全球终结的结果。詹明信所界定的60年代，其开端是50年代后期开始的“发生在英属和法属非洲土地上的伟大的非殖民化运动”，而“在1972-1974年这一大致时间内的其他一系列似无关联的事件已表明这一阶段不仅在相对特殊的第三世界或拉美激进政治层面上具有决定意义，更标志着60年代在全球意义上的正式终结”。尤其是1973-1974年侵袭全世界的经济危机，“其冲击力一直影响到今天，并且给整个战后阶段尤其是60年代的经济增长和繁荣划上一个决定性的句号”。由此，詹明信将80年代视为60年代全球范围的体制重构的结果，即“晚期资本主义”形成的时期。他如此定义“晚期资本主义”：“其中前资本主义最后所残存的内、外地带——即先进世界的内部、外部那些没有商品化或传统空间的最后遗迹——现在最终也被侵占和殖民化了”，因此它是“一个在古典资本主义中仍幸存的那些自然痕迹，即第三世界和无意识领域最终被消灭的阶段”【9】。如果说霍布斯鲍姆对70-80年代转折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第三世界这三个地缘政治空间所作出的描述，阿瑞吉从作为世界制度的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周期角度所展开的分析，都更多地倾向于经济与政治层面的讨论的话，那么詹明信从哲学史、革命政治理论与实践、文化生产以及经济周期等四个层面对60年代的整体描述，则为理解70-80年代的历史转型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视野。在詹明信的描述中，70年代成了一个“没有外部”的世界，即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世界。流动的资本不仅覆盖了那些曾经处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外部的“外部”即“第三世界”，也渗透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的“外部”即由文化生产与美学领域所代表的无意识领域。
    显然，无论是关于“短促20世纪”还是“漫长20世纪”的讨论，或是60年代的终结，这些在全球语境中展开的理论探讨并非与中国无关。从一种全球关系的角度来看，60年代的中国不仅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部”而遭到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阵营的排斥与封锁，同时也在很长时间被视为“革命的20世纪”继苏联之后在东方取得的最大成功。尤值得提出的是，在60年代，中国还因其与资本主义世界“脱钩”、并对抗苏联式正统社会主义，而被视为第三世界“另类”发展道路的典范【10】。这也就是说，尽管50-70年代中国在国际关系体系当中一直处在紧张状态，先是美国的层层封锁，接着是苏联的威慑，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真如80年代新启蒙文化思潮所描述的那样，是处在“闭关锁国”状态中的夜郎之国。相反，恰恰是当时的全球关系体系，从不同层面决定了50-70年代中国的政治决策和社会运作方式。即使是那些看似与国际关系并无关联的历史事件，事实上也必须被置于当时中国在全球关系的格局中的位置来加以考察。
    如何看待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是问题的一个层面；而或许更重要的问题是，70-80年代的全球转折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3
    两个“文化革命”或“开放先于改革”
    这首先意味着中国所面对的“西方”与资本世界，不再是所谓“古典资本主义”，也不是在二战后为对抗社会主义而自我调整的带有国家资本主义（或称国家社会主义）特征的那个资本主义，而是一个“灵活累积”的“新”的资本主义。在美国学者德里克看来，正是这场发生在西方世界的“文化革命”，终结并战胜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德里克在他那篇富于理论创见的文章《世界资本主义视野下的两个文化革命》中首先提出，应当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视为“世界性历史事件”。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无视它在中国造成的许多惨剧，原宥它的荒唐暴行，或者全盘（或部分）接受它的经济、政治或文化政策”，而意味着“必须把文革视为其历史环境中一些根深蒂固问题的表现，这个历史环境不独关乎中国当年的历史环境，还涉及与国内问题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国际环境。我们不要忘记，在那个历史环境中，世界各地人民迫切为这些问题寻找解决方法，他们对于文革燃起的希望深感共鸣”。这些问题包括如何在社会主义革命制度化的情形下使革命再度“激进化”、如何抗衡苏联式社会主义而为“民主社会主义”提供新的答案，尤其是对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如何在美国资本主义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之外寻求一种有效的另类发展范式。正是在这些层面上，中国的文革所提出的一套关于发展的新激进理论，“不但解决了新兴后殖民社会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兼顾凝聚社会的窘境，它似乎还解决了经济进步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在发展中遇到的异化问题”，因而吸引了不同社会群体，尤其是欧美左翼和全球第三世界力量的广泛关注。
    值得说明的是，德里克对于“文化大革命”有他独特的理解。他不将文革的时间划定在1966-1969或1966-1976年间，而认为“以1956至1976这二十年为期来观照文革才算恰当”，因为“1966-1969或1966-1976年间发生的种种事情，早在1956年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后浮现的问题中已有迹可寻”，文革期间不过是“最淋漓尽致地阐明了这些问题，并在全球凸现它们”。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德里克所讨论的范围就不只限于文革，而关乎对整个50-7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独特性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德里克提出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二十年之前（即从作者写作这篇文章的1990年代推算的70年代——笔者注）曾被激进派、保守派都视为革命（和发展）成就范式、为之喝彩的文革，现在竟受到如此指责和贬斥，无法为当代提供启示？”他提供的最具理论洞见的答案在于：这是70-80年代之交国际关系转变的结果。与中国的文革同时发生的另一场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导致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出现了。这个被称为“世界资本主义”、“晚近（期）资本主义”、“后福特主义”或“弹性生产或积累”的新资本主义形态，“使得早期世界关系的概念和由此得出的剥削和压迫关系变得与现实脱节”。转变之一在于，资本的全球流动使得第三世界与殖民帝国对峙的空间完全改变，因而基于地缘政治冲突关系、詹明信称之为“他性政治”【11】的政治运作方式也不再有效；转变之二在于，以往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着眼于国内市场的建设和民族-国家“自力更生”的发展范式，已经被重视出口、发展跨国资本的范式所取代。于是，德里克得出的最后结论是：“文革是对抗帝国主义或抵抗第一世界宰制第三世界的革命的产物，它针对的是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但当资本主义的第一世界已在创造新的国际关系以及相应的社会和文化关系时，这些问题也就显得无关紧要了”。
    概括来说，在德里克看来，终结文革和中国式60年代的关键原因，不仅在于文革作为一种革命思想自身及其实践的危机，也不完全在于这种实践在国内引发的深刻社会矛盾，更关键的原因是全球关系结构在70-80年代之交所发生的剧烈变化。这种变化的根本在于，资本主义自我创造与自我更新为一种灵活累积的全球形态，它不仅越过了冷战界限，而且也使得第三世界国家都被卷入其中。更糟糕的是，这种“全球化”首先就使得已被“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并处于边缘-半边缘位置的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为资本主义中心国70年代初期的能源危机与金融危机“买单”。霍布斯鲍姆这样写道：“欧洲‘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指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笔者注）最头疼的问题，在于此时的社会主义世界，已经不象两战之间的苏联，可以置身于世界性的经济之外，因此也免疫于当年的‘大萧条’。如今它与外界的牵连日重，自然无法逃遁于70年代的经济冲击。欧洲的‘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经济，以及苏联，再加上第三世界的部分地区，竟成为黄金时期之后大危机下的真正牺牲者；而‘发达市场经济’虽然也受震荡却终能历经艰难脱身而出，不曾遭到任何重大打击（至少直到90年代初期是如此）”【12】。或许同样的情形未曾直接冲击中国的原因在于，此时的中国仍在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外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始终处在这个资本市场的“外部”。一种经济学的解释是，“由于已经有了前30年中央政府集中全国资源完成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中央政府控制的国家工业为主的国民经济，已经初步具备‘社会化大生产’的产业门类齐全、专业分工社会化的特征，有了进入市场开展交件的基础条件”【13】。这也就是说，从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经济单位的发展前景而言，它必须进入更大的交换市场才能进一步发展，并且它已经具备了进入更大市场的条件。这也为中国的“开放”政策提供了内驱力。而从国际关系角度来看，60年代处在美苏两大霸权国的封锁和威慑之下的中国，处在一种类似于30-40年代延安的窘境当中。尽管文革的诸多激进政策是以继承“延安精神”和“延安道路”的方式而提出的，不过在完全丧失任何外援的情形下，文革中的中国并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完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壮举，反而使自身陷入发展的难以为继的困境中。这才有了70年代初期调整与美国的关系，加入联合国，并在70年代后期正式与美、日等国建交，主动纳入“太平洋经济体系”等一系列变化。
    显然，身处70年代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与社会转折的时期，中国的问题不是在“开放”与“闭关锁国”之间自主选择，而是以怎样的方式加入以资本大潮覆盖全球的资本市场扩张体系当中。这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能源危机，曾被1975年第1期的《摘译》（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杂志做了专刊报道。在当时的激进派看来，这不过是经典马克思主义预言的资本主义世界“病入膏肓，回天无术”、“昏惨惨似灯将尽”的末路表现【14】。而事实上，在70年代初期，在与美国及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中国就“通过大规模引进欧、美、日设备，开始了对重偏斜的工业结构的大调整，努力形成产业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化肥产量翻番、农产品产量提高、“的确良”、洗衣粉，以及电视、洗衣机和冰箱“三大件”都是伴随着这次“开放”而在中国出现的“新事物”。至1976-1977年，华国峰时期曾提出更大规模地引进外资，并预期借助世界性的“油元”猛涨而通过“上它几十个大庆”来偿还债务。这也就是被后来所称的“洋跃进”【15】。经济学家温铁军认为正是上述现象导致了80年代的改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大胆的判断：“中国50年来都是先开放，后改革。改革是开放派生的，其内容方面的不同一般都取决于政府向哪里开放”【16】。如果这个叙述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我们考察“新时期”形成的那一套定型化的关于80年代社会变革的意识形态论述，便可获得一个有效的批判性支点。
    “先开放，后改革”的叙述，与“新启蒙”论述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完全打破了单一民族-国家之“内”与“外”的界限，而从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空间位置和处境，来解释改革的动力与方向。如果说“新启蒙”论述把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模仿和开放的现代化进程，解释为从“传统”向“现代”线性进化的必然且抽象的“历史规律”，进而将西方视为理想现代化方式的“规范”的话，那么，温铁军在颠倒“改革”与“开放”关系的历史分析中，却突出的是中国（以及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对先进工业化国家的“复制翻版”中，只能引进“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西方两大资本帝国集团不断淘汰的传统制造业的落后结构”，因而只能处在一个结构性的“滞后”状态当中。而只有对以西方（也包括50年代的苏联）所代表的现代性规范，以及中国自身的历史条件和特殊性，有充分的了解，才可能摸索出更有效的中国模式的发展道路。
    尽管类似的论述基本上都是以经济问题为基点，不过它却始终是建立在某种文化想像的前提之上的。如果说德里克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探讨了“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文革的关系的话，那么温铁军或许应当说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探讨了“现代化”对中国意味着什么。这里的关键或许正在于对“现代化”所展开的具体历史辨析，而非意识形态的抽象评判。正因为质疑了那种关于“现代化”从西方向东方位移的进化论式的线性历史想像，才可能在一种更为切合历史实际的地缘政治关系的论述当中，来讨论“开放”与“改革”、“西方”与“中国”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探讨中国发展的独特道路。也就是说，它使得我们去追问的是我们想像、叙述和实践“现代化”的知识与意识形态：我们所要的到底是怎样的现代化？显然，这并非仅仅是一个“经济”方面的问题，而关涉文化、理论与意识形态。
    （本文原载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