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
    这是一个需要付出代价来生存的时代。我们正在被这个时代粉碎，感觉到处是欲望碎片和喘息声。一些人没入了虚无主义的深渊；一些人正在用性或者其他感官享乐来麻醉自己；还有一些人，像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一书的结尾所说的那样——“他们在苦熬”！
    苦熬，这需要多大勇气啊！
    谁在苦熬？谁来安慰苦熬者？这需要有勇气者站出来追问。在我的阅读记忆中，海明威、加缪、福克纳等人都是苦熬者。他们不像卡夫卡那么绝望，他们对人还存在着微弱的信心，所以，在他们笔下出现了西西弗斯（《西西弗斯的神话》）、黑人（《熊》）、本德仑一家（《我弥留之际》）、老人（《老人与海》）等受难英雄。这种在苦熬中建立起来的生命自信（鲁迅也有这种生命自信的思想），使他们的作品充满殉难的光辉，感人至深。
    福克纳一再表达“人是不可摧毁的”这一思想，他的《我弥留之际》就是一个关于人类忍受能力的原始寓言，里面探查了生活中一些有永恒意义的话题，如庄严地承担下诺言的后果，终止了受挫的一生的死亡，人的光荣、忠诚与背叛，家庭的骄傲等。
    为了挺住绝望，福克纳在写作中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
    如果绝望是我们所不要的，在苦熬中受难似乎是惟一的道路了，只有它，能够保持人和艺术的某种高贵性。这种我称之为苦熬（受难）的文学在中国还是相当罕见的。中国作家的写作中还很难找到福克纳那种内心的坚韧，向苦难进发的勇气，以及拒绝在俗常事物中受安慰的坚决。
    与某种虚假的乐观主义比起来，我更愿意亲近受难这种精神形式，只有经过了受难的生命才是辉煌的。如果省略了受难的过程，连幸福、自由和高尚都可能是廉价的，因为真正感人的幸福、自由和高尚从来都是有代价的。让我们回忆一下福克纳的那句话吧：他们在苦熬！
    苦熬不是血腥的战斗，不是以恶抗恶，以牙还牙，它实际上就是受难。受难来自生存中的不幸、残缺和死亡的威胁。一个作家向这些事物挺进到何种程度，就可以看出他在写作上有多大的勇气和信心。
    有谁在为生存的尊严而挺进？有谁来告诉我们，不幸、残缺和死亡在何种程度上是有意义的？是因为它们的自我完成还是因为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对精神慰藉的吁求？真正有勇气的作家不应转离苦难去亲近一种浅表的、乐观的生活，而应回到内心，回到对苦难的承担。
    ◈ 二 ◈
    文学至少要让人类明白两个事实：一是发现人类的缺陷和不完美（它其实更多的是哲学家在做这件事），二是这种缺陷和不完美所带来的苦难是人类所无法承受的。
    在这个事实面前，大部分作家都退后了，他们情愿被腐朽的经验蛀空也不愿回到受难的立场上来，因为这需要苦熬和受难的勇气。只有像约伯（见《旧约·约伯记》）那样的人物，在深渊中呼告，在炉灰中赞美，不断前行的人，最终才成能成为真正的受难英雄。
    从这个角度上说，我觉得，当代作家面临的困难不是知识的困难、智慧的困难，也不是才华上的困难，而是心灵的困难，即一个作家不知该如何定位自己的心灵，不知如何在写作中使心灵变得有质量。
    基于这种暧昧的立场，写作者似乎并不关心自己的写作是否与时代的中心问题发生关系，他们把小说演变成对日常生活秘密的窥视，或某种语言修习；把理论变成一些干枯的词汇，或规则的推演。我还在一些作家的作品读到这样的生存感叹：上班太远的烦恼，人民币贬值的恐惧，豆腐馊掉了的闷气，乡下亲戚来找的尴尬等。这些在小问题上斤斤计较的作家，他们的心灵是非常可疑的。
    我把这样的写作称之为是人格的虚化。
    人格的虚化在中国是有传统的，要么是被自然崇拜虚化，要么是被君王崇拜虚化，所以在中国的道、禅思想里，虚无便为人生的最高境界。现在看来，这种人格的虚化使中国文学一直在两种困境里打转：一是在虚无中逍遥，文风缥缈；二是充满过于实在的物质主义气息（如过度津津乐道于一个人的穿着打扮或一桌酒菜的色香味等），真正超越的精神现实一直无法出现。这点在古典文学中相当明显。屈原关于“天”的追问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与精神超越性，后来几乎中断了，如果没有《红楼梦》作总结，中国古典文学史是很难写的。
    中国作家的写作所抵达的价值层面，最高的也不过是君王、国家、民族、伦理所代表的中间价值系统（屈原、李贺、曹雪芹除外），它离终极价值（天、道、神）还有很长的路途。杜甫是中间价值的热爱者，而众人所推崇的李白也更多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虚化的自我，他的狂放与超脱更多是对现存制度不满之后的一种逃遁。
    虚化的自我是一个人间神话，它并不提供有关终极实在的任何消息。
    ◈ 三 ◈
    真实的、有勇气的写作起源于对人类此时此地的存在境遇的热烈关怀，并坚持用自己的心灵说出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和判词。中国是一个拥有巨大的痛苦消解机制的国度，任何痛苦的、沉重的经验一进入到这个机制里，就会迅速地被消解，轻化，从而进到空无的境界里。这种消解机制所带来的麻木性，使得作家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常常是轻松的、闲适的、游戏的，缺乏紧张的冲突。
    这种将痛苦消解、轻化或者遗忘的姿态，使得作家一进到写作中，就采取人格虚化的办法，回避心灵与现实的正面相遇，从而把心灵的压力减轻到最低限度。作家的勇气在这里荡然无存。
    因此，如何拒绝逍遥，克服虚无主义，是体现写作勇气的两个主要方面。
    五四时期因着西方文化传统的冲击，诞生了一批坚强的精神勇士，他们对苦难的关怀（如郁达夫）和对存在闭抑性的觉察（如鲁迅），表明他们不再是一个东方的逍遥主义者，而是以彻底的存在主义者的面影出现。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鲁迅等人用自己的心灵坚持了与存在的冲突，并在这种冲突中证明了自己的良知与勇气。
    因着勇气，鲁迅在外面的险恶与内心的苦楚中，说出了一代人的呻吟、愤怒与希望；可是，现在的一大批作家，在颓废的经验与生存的残酷性面前，在欲望的席卷下，他们的作品不再体现勇气与良知，而是充满了精神软弱带来的屈服性，使当代人的精神被奴役在荒诞的现实和虚无的精神之中。作家不再是现实的抗争者，而是成了被现实奴役的人。他们会在毫无意义的日常生活场景面前忍气吞声。
    这种被奴役的原因在于，作家对现在的境遇失去了愤怒（这恰好是鲁迅最为可贵的品格）。如同一个作家对过去失去了记忆，对未来失去了想象，会将存在带进暗昧之中一样，作家对现在若失去了愤怒，则会将存在带进软弱之中。愤怒，就是对现在的存在境遇表示不满，是一种拒绝与现实和解的姿态。在愤怒中，我们将看到现实的局限、苦难以及它所包含的内在危险性，由此，心灵就渴望向终极攀援，渴望存在的幸福出现来平息这种怒气，这也是卡夫卡一贯表达的立场。
    当下，有一批作家与生活中的日常性和物质主义思想建立起了亲密、暧昧的关系，以致在作品中取消了批判性和理想品格，我想，由此而派生出来的文学必定是软弱的文学，没有勇气的文学，存在在他们的作品中完全趋于沉默的文学。时间将抛弃这些软弱的文学。
    在我们这个生存如此严峻的时代，我们不需要软弱的、被奴役的文学，我们需要的是与面前的不幸抗争的勇气和受难精神。勇气也就是心灵的不屈服，心灵能坚持一种高尚的品质。
    谁能够在不幸中站在高尚的一边，谁就是有勇气者。余华谈到长篇小说的写作时说，作家在现实面前可以谎话连篇，满不在乎，可以自私、无聊和沾沾自喜；可是在写作中，作家则必须是真诚的，严肃的，满怀同情与怜悯之心的，必须具备高尚的品质。余华的意思不是鼓励作家变得虚假和做作，而是要求作家对待写作要比对待生活多十倍的真诚，使写作尽可能多地传达出自我高贵和尊严的一面。进入作品中的永远只能是高贵的心灵，而不是其他，只有这样，作家所描绘的精神现实才能从他庸常的生活有效地分离出来。
    对于那些没有心灵质量的写作，福克纳曾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词中形容道：“他所描绘的不是爱情而是肉欲，他所记述的失败里不会有人失去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所描绘的胜利中也没有希望，更没有同情和怜悯。他的悲哀，缺乏普遍的基础，留不下丝毫痕迹。他所描述的不是人类的心灵，而是人类的内分泌物。”福克纳说得对，就现在我们的写作情形而言，“内分泌物”的成分确实太多了，高尚的东西显得太少。而且，这种“内分泌物”，如果没有勇气，作家要离开避开它，也是相当艰难的，一不小心，甚至还有被它淹没的危险。
    因此，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写作不是用智慧来证明一些生活的经验和遭遇，而是用作家内心的勇气去证明存在的不幸、残缺和死亡的意义，以及人里面还可能有的良知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