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在天上。从旧金山到北京，再转机成都。
    昏睡一阵醒来。眼前的电子屏幕闪烁着蓝光。上面是航迹图，漫长的飞行到了尾声。刚刚飞过的西半球正坠入黑暗，东边的半球正被阳光照亮。航迹的后方是蓝色的太平洋，前边是亚欧大陆，陆地的色彩多半是棕褐色，表示荒漠、流沙和过度开垦的农业区域和工业化时代的城市群落。但刚刚进入的这一片，却是少有的大片绿色。于是，脑子里便出现一本书的名字：《在乌苏里莽林中》。一个俄国地理学家的探险记。对俄国人来说，机翼下是他们刚从大清帝国掠夺来的陌生的新边疆，森林中便充满了历险与奇遇。是的，这里曾是中国的土地，但是，熟悉这片森林与河流的人们没有书写过这片辽阔大地。一片土地，如果未经书写这种发现与记录方式，并不构成真切的记忆。
    连绵的思绪中，飞行在继续，到了今天的国境线上，仍是亚欧大陆上以浓重的绿色覆盖的地区之一。熟悉的中国城市的名字开始显现。最醒目的那一个是哈尔滨。于是又想起一些关于这片疆域书写的一些作品：《白银那》《清水洗尘》《额尔古纳河右岸》，以及《群山之巅》。那是永驻在了中文里的无边的森林，连绵的群山，纵横的江河。而这些只是背景，重要的是，在这样宏阔的背景中，人开始出现——生产的人，生活的人。这些人，总是为了生活可以更美好一些而努力，但地理在赐予的同时也有更大的制约，文化与制度，在许诺光明前景的同时，也制造许多的悲情与黑暗。这些人，总是少许的成功，更多的挫败，依然仰赖于自然的庇佑，怀揣着光明美好的希冀而顽强生存，于是，莽林构成的荒野变成了现实的人间。这些文字，都是由一个出生在中国当代版图最北边的一个村落——北极村的女子来书写的。
    文字是具有伟大力量的。
    有了俄国地理学家对乌苏里的考察记录，那些土地就成为俄罗斯真正的边疆。而有了如迟子建这一系列文字的书写，黑龙江岸上这片广大的黑土地，也才成为中国人意识中真实可触的、血肉丰满的真实存在。这时，我似乎听见了她写过的那些在秋天的彩色森林中采摘都柿（蓝莓）的人们的脚步声和他们彼此间的声声呼喊。采摘是接受土地之神的馈赠，是收获。那些呼唤，却是人战胜孤独的、彼此照应关切的声音。我想，能捕捉到这些声音之美的人是怀揣着多么美丽情感的人啊！
    飞机降落北京，开手机，十几个小时飞行中积累的信息叮叮当当显现在屏幕上。其中有一条，是迟子建发来的。商量的语气，说最近要在《北京文学》发表一篇新小说，杂志社希望附一个同行写的印象记，看我愿不愿意写这样一篇文字。人还在飞机上冥想的情境中吧，不假思索就回短信表示同意。然后，脑子立即陷入空白状态。印象记？我跟迟子建交往不算多，迄今为止，见面也就十多次吧，最长的同行时间十天，也不是每时每刻单独相处，而是几个、十几个作家共同去访问一个地方。在那些日子里，她给我的印象总是未见其人，而先闻其声。听见她在某一处和人交谈，但你总是会先于其他人的声音而听到她的。更多的时候，人还没有出现，就听见她爽朗的笑声，预告她的出现。我不是说她嗓门大，而是音质中的爽利造成了这样的效果。其实，嗓门大也正常，森林地带来的人，重重林木掩蔽，总是习惯用声音宣示自己的存在。在蜿蜒的山径上，悄无声息地猝然出现，难免使人心惊肉跳。
    还是回到机场。
    因为转机，在北京机场，和她有过几次单独的相处。两次，从俄罗斯，从意大利出访归国，同行的人大多住在北京，迅即散去，剩两个不在京城居住的人，还得继续转机，一个去东北，一个去西南。两三个小时里，一边候机，一边闲谈，话题最多的，终归还是文学，终归还是各自地域上，我们栖身其中的人群的生活，也就是人生与历史吧。马克思说，社会就是人跟人关系的总和。我们所书写的社会，范围会有所拓展，置身强大的自然中，当然不会漠视其存在，所以这种关系的书写中自然会呈现自然宏阔的身影。自然是环境，也不止于是环境，因为环境同样对生存其中的人有规定，有塑造，有启示。这样的呈现，迟子建的作品中，在在皆是。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都在共同书写边疆，黑龙江，是文化的边疆，也是国家版图的边疆；我身处西南内陆，按拉铁摩尔的说法，也是某种边疆，文化意义上的“内亚边疆”。这种文化的事功，应该说，中国当下的文学书写是少有留意的。在这样的情形中，作为一个书写者，我看迟子建，倒不在一点浅表的印象，而在于其书写价值的体认。
    那几次转机时，总是在某个地方，买一壶茶，也就是买了两个座，一边缓解长途飞行的困倦，一边交换些对于彼此作品，甚而对于中国文学的看法。
    记得有一回，是从南美回来，先从阿根廷飞至巴黎，在机场等待下一个航班，用了9个小时，说了多少回话，喝了多少回咖啡和茶，又逛了多少遍候机楼里的免税店。每逛一遍，这个有点购物狂的迟子建，都要买一两样什么，好像她对守着冷清店面的店员都深怀同情。她写作的文字深怀同情我是欣赏的，但如此不节制的购物，却不以为然。所以，她最后竟要出手买一样先前几遍都没有看上的东西时，我威胁过她，说若真买了，就不再请她喝茶与交谈了。后来，这件事被她稍加夸张，说是我要因此与之绝交，这倒有点言过其实了。两个写作者的交往，全赖于对于彼此文学所达的人性深度与美学建构的看重，不一起喝茶聊天了，还会读到彼此的文字。有情人绝交，从此不拉手，不亲热；生意人绝交，从此不再合伙生财。而写文章的人，即便绝交了，情形也并不严重，反正还会读彼此的作品。哦，印象记是不该发这许多议论的，还是说回那次漫长的飞行吧。那一回，从巴黎飞回北京，情形照旧，大多数同行的人到京即是回家，又剩我们两个，在那里转机，而且，等待的时间在5小时左右。照例，又是要一壶乌龙，坐下来有一搭无一搭地说话。
    不做生意，也不在官场，两个写作人，要谈的还是文学，竟然能谈几个小时，在如今的文坛也大不易了。懒谈文学是文坛的风气了。如果要谈，主要是谈其边际效应，怎么让投资人喜欢改成电影电视，怎么让领导喜欢，谋个一官半职，再或者怎么让外国人喜欢。但我们不谈这个，我们谈人，谈土地，谈这样的人群和这样的土地上应该生长出什么样的文学。
    然后，拖着各自的行李箱去不同的登机口，一个飞往东北，一个飞往西南。有时，还会来北京开会。同在一个会上，也没有刻意见面。远远点个头有的，没见上面也是有的；甚至听见她声音在某处响起，但没见到身影也是有的。算算，不见面其实又差不多两年了。只是见她不断出来新作。比如，《群山之巅》出来，就见到她到处领奖的消息。有两回，她在北京领奖时我也到了北京，也没有见面。倒是慢慢读她的新书，又欣喜于她的深入与进步。后来，我出任一个奖项的评委，是愿意投票给她这本新书的。但更多的意见还是要表彰诗歌的努力，那努力自然也不容忽视，也算一个遗憾。后来，看到她又有新书出版。这回，又有新作发表，让我写些话附在后面，我也是非常愿意的。所以，写了这么些话在这里。也是凑巧吧，刚从美国回来，又要同几位四川的写作同行去韩国进行文学交流，便用候机的时间写这些文字，仿佛又是与她在机场那些交谈的继续。
    我得说，那是一些难忘的美好的交谈。
    我曾经为一些作家朋友写过印象记，老实说这是件难做的差事。一个作家真正走进另一个作家的内心世界，那是天方夜谭。而文字的交流，能拉近作家的距离。所以哪怕交往不多，如果能建立文学上的信任，那就是最美好的相熟。基于此，我莽撞地给阿来发了条短信，问他可否写个两三千字的印象记与我？读者看他文章便知，他访美归来，在被时差和长途飞行搞得脑袋缺氧的状态下，答应此事，但我深知难为了他。
    请阿来写这篇文章，其一是因为这十几年间，我们常同团出访，归国后因在首都机场转机候机，几次一起喝茶谈天，印象深刻。也许有相似的文学经历，也许我们都对大自然无比钟情，所以很谈得来。阿来热爱植物，记得是在巴黎，有天早晨我去酒店附近的公园散步，碰见他正端着长炮似的相机，聚焦他钟情的花花草草。我指着其中一丛直立簇生的粉色小花儿，叫道“手绢花”。他立刻纠正，说那是“锦葵”，可我说我们那儿的人，就叫它“手绢花”。阿来恍然大悟，说，那我明白了，为什么读你小说，有些植物的名字我都没听说过。因为我说的是植物的俗名，而真正懂植物的阿来，说的是学名。
    请阿来写印象记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有次在京聚餐（一家出版社请我们共同吃饭），几杯酒落肚，他对我说他喜欢我的一个短篇《清水洗尘》，那是我1998年发表的作品。时隔十八年，我写就《空色林澡屋》，主题又与“洗澡”有关，所以也想请他读这篇新作，听听他的意见。
    感谢阿来，在赴韩国的旅程中，在纷扰的候机厅，写下这篇文章，这对我是一种文学的勉励。收到他的文章后，我回短信告诉他，如今我对购物兴趣不大了（红酒除外），钱是省下了，呵呵。
    其实写一个作家，谈他们的文字，才是最好的音容笑貌；更何况，阿来写了我的笑声。
    而我想说的是，有多少埋藏在心底的哭声，才会释放出什么样的笑声。就像有多黑的夜，就会有多动人的黎明一样。
    ——迟子建
    摘自《北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