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美
    “华语语系文学”对于“根”的抵抗，何尝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作祟，史书美沿用了台湾对“中国”的型塑，对这个自造“中国”的抵抗、批判使得她忽视了华语语系间更为细致的问题。
    对中国的偏见与敌意，使史书美所接触到的中国是一个被塑造出来的中国，头脑里形成一个僵硬的关于中国的框架。她所标榜“华语语系”是一种批判的态度，却始终没有批判自己头脑里关于中国的思维局限。
    过于强调中心遮蔽了离散华人的本土经验发展，忽略了他们的自我意识。我们应该关注不同华语地区作家的生活与创作现状，不以源流论僵化地看待问题，而是通过具体文本，结合当地的现实处境和历史脉络，研究其发展和独特的美学形态、思想主题。
    自史书美提出“华语语系文学”概念，已过去十余年，在海内外引发了相当热烈的讨论。“华语语系文学”用于指称“中国之外各个地区说汉语的作家用汉语写作的文学作品，以区别‘中国文学’”，最大的产地是台湾、香港及东南亚地区，也包括北美及欧洲的汉语写作群体，同时还包括了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汉语写作。华语语系（sinophone）一词根据英语语系（anglophone）、法语语系（francophone）仿造，伴随着殖民扩张，被强行推广的殖民语言经过被殖民者创造性的使用，解构了宗主国的语言中心地位，构成一种语系关系。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的提出除了不满于中国大陆长期以来对除“中国文学”以外汉语文学作品的忽视，还同时想要摆脱“离散文学”背后蕴含的中华中心主义倾向。
    这个概念经过王德威等学者的推广，研究成果颇丰，在美国主流学界也逐渐得到重视，有向学科化演变的趋向。华语语系文学概念2006年进入中国大陆后，引发了一定的讨论，大陆学界对于海外学界提出的“关注边缘”的思考角度寄予肯定的同时，也批判了“抵抗中心”背后隐含的分离主义倾向。
    批判的局限
    史书美的母语是韩语，但长期接受汉语教育，大学开始又从事英语研究，同时还会日语和法语，使得她对于语言混杂现象更加敏感。史书美自认故乡是台湾，她在台湾求学的年代，正是台湾外部发展遭遇挫折，转而加强内部建设，以一系列政策促使社会稳定、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这些社会环境的变化让史书美深有感触，她看着台湾艰难地在世界版图上寻找自己的位置。但在美国学界，台湾研究始终没有得到重视，美国一直把台湾视为自己的依附对象，或者中国的替身，这使得史书美产生了一种身处边缘的焦虑感。
    另一面，现代文学研究作为中国研究的重要途径，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转型，文学研究发生理论转向，跨学科文化研究风潮兴起，构建后现代史观，伴随这些转型也暴露出了诸多问题。史书美在21世纪初从事的华语语系文学研究，既采取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不拘泥于西方理论框架，同时打开了地理边界，更关心台湾地区、马来西亚等“边缘”地区间的相互流动、聚合，回应了王德威提出的“打开地理视界，扩充中文文学的空间坐标，思考如何将不同的中文文学文化聚落合而观之，而不是将眼光局限于大陆的”期望。可这些是以去中国中心化为前提的。由此暴露出了一个问题，对于她想要抵抗的中国中心主义，是否有足够的了解？史书美认定自己是台裔美国人，多年的意识形态灌输，对中国的偏见与敌意，使她所接触到的中国是一个被塑造出来的中国，头脑里形成一个僵硬的关于中国的框架。她所标榜“华语语系”是一种批判的态度，却始终没有批判自己头脑里关于中国的思维局限。
    由于对中国思考的僵化，使得史书美在论述华语语系过程中，暴露出自己对中国现状缺乏深入了解的问题。当她把中国文学作为华语语系文学的对立面时，一些商业层面的文化操作被简化为政治诉求。例如华人作家严歌苓，在中国大陆文化市场处于极其强势的地位，每部作品都发表在一线文学刊物上，并以高价售出电影改编权。她选择写作中国题材，并非是无法摆脱中国文化的牵绊，而是中国的历史与现在为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而她擅用好莱坞情节剧的模式将其加工，以获取文化资源和商业资本。成熟的商业运作已经打破了中心与边缘的分野，资本把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不是史书美一人的问题，另外两位华语语系研究者高嘉谦、蔡建鑫为了显示出中国文学存有“对既定权威的修正潜能”，将李承鹏的《李可乐抗拆记》作为表现蚁族、钉子户题材的代表作。这样的作品进入华语语系文学研究者的视野，是否是另一种意识形态作祟？还是暴露出对他们所致力于“批判”对象的文学现状的陌生？
    “华语语系文学”内部的问题
    在华语语系文学研究内部也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史书美以“华语语系”概念指称中国之外的华语语言文化和群体，以及中国地域之内的少数民族群体。可“华语”在史书美的界定中，是一个不具有封闭边界性的概念，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 华文作家的华语创作
    2. 华文作家的英语（日语、法语）创作
    3. 少数民族作家的华语创作
    4. 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语言创作
    5. 华文作家的方言创作
    6. 外国作家的华语创作
    每一个分类里都能举出代表作家作品，他们是否都能算作华语语系文学？在不同学者的论述中，“华语语系”变成了一个人人可以言说、人人又不知道明确所指的概念，他们不断把自己认为代表性的作品塞进华语语系这个框架里，使得这个架构越来越臃肿。
    其次，华语语系文学研究过于强调批判性与抵抗性。在文学表现方式上，少见论述。华语语系文学在提供了不一样的范本后，却鲜有人关注这个范本的优劣。华语语系文学里具有典范性、有流传价值的作品还不多见。
    最后，被认为弱势、边缘、被忽视的族群联合的华语语系文学之间也是不平等的，台湾文学的成就要远高于其他华语地区文学发展——这其中已经显露出来一种民族主义倾向，期望再建一个中心。
    抵抗还是对话？
    华语语系文学的发展经过了一系列的演变，前人早就意识到海外中国文学研究里更为复杂的问题。张错2001年提出的“华语圈”构想将不同华语地区视作一个多元性的相互影响的整体，思考华语发展如何融入全球化的概念中。这本是华语语系发展的一条正途。
    可史书美却认为华语语系文学概念旨在“对抗在中国以外出版的中文文学遭受忽略及边缘化的现象，以及中国文学史对这些文学的选择性，具意识形态、独断的收编”。过于夸大中国大陆与其他华语地区间的相互拒绝，而淡化了它们间的相互影响，在同一语言内部渲染相互否定，反而把华语语系文学的发展窄化。
    王德威、石静远继承了张错的构想，对中国大陆、离散华人、华裔的文学生产采取整合视角，他们与史书美的根本区别在于对中国大陆文学的定位。史书美认为，中国大陆文学恰恰就是那个中心，需要加以抵抗；而王德威则认为需将中国大陆“包括在外”，由此形成对话。
    是否包括中国大陆文学，其实是决定了华语语系文学未来的发展方向，究竟是像史书美那样认为随着时间的发展，华人越来越融入当地文化，抛弃华语，用当地语写作、思考，离散状态终有一天结束，华语语系文学也将消失；还是像王德威一样，扩大范围，以中国大陆文学为参照，互相比较、对话？这是研究者要做出的选择，甚至可以更进一步促进华语语系在世界文学范围里发展，为华语语系文学寻找坐标，把华语写作和其他语种写作放在平等的位置上。
    史书美对于“根”的抵抗，何尝不是一种意识形态作祟？首先，她沿用了台湾对“中国”的型塑，对这个自造“中国”的抵抗、批判使得她忽视了华语语系间更为细致的问题。其次，史书美等海外学者太过纠结于中心与边缘、国内与海外，源头与离散等二元对立的话题，但21世纪全球的流动，已经把边界混淆。三是史书美的研究还停留在文学地理依附在政治或历史的地理第一层面上，而文学虚构的力量早已超越了实体边界，反映的也是当今人类发展所遇到的普遍问题。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人员之间的流动日趋频繁，信息的交流也更加迅速，海内外几乎可以同步分享到文化资源。尤其是对年轻一代的作家来讲，他们接受越来越相似的文化资源，思考的问题也更具有普遍性，这使他们的写作也呈现出了某种相似性。在这种情况下，国族、语言的分野都有被超越的可能。加上跨国的文化生产，产生出文化混杂的现象，“合”的趋势远大于“分”的趋势。
    对话交流才能消除误解
    中国大陆对“华语语系文学”反应最大的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他们多年来对华文文学的命名焦虑，尽管获得了一个解决办法，却并不让他们满意，因为这个命名切割掉了海外华语地区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向心力一直以来是大陆研究者所致力于论述的，强调它们和祖国文学间紧密的关系，这也被视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基础。
    但也正是这种过于强调，使得他们以此为标准，遮蔽掉了很多优秀的华文作品，如马来西亚华文文学。过于本土化的写作风格，使得研究者无法类归也难以介入。同时，他们也过高评价了某些并不具备出众文学品质的作品，一些海外华文作家还仅停留在业余写作水平，发表于当地的华文报纸或网络社群，却被赋予了过高的研究价值。研究者并非以文学标准判断，同样是以一种民族意识作为衡量标准。
    当代文学研究者过去对于中国大陆以外的文学创作视而不见，对其他华语地区文学存有一种傲慢的偏见，将它们认为是中国大陆文学的附庸，不关注这些作品独特的文学价值，这正是史书美所致力于批判的。只有努力展开与其他华语地区作家的交流与对话，以积极认识别人的角度反思自己，才能为中国大陆的文学创作提供有效的借鉴。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者的势单力薄，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视而不见，使得自21世纪初就开始在西方学界兴起的“华语语系文学”概念，近几年才在中国大陆得到注意。由于没有第一时间发声，加上语言的障碍，使得这个概念的阐释权牢牢掌握在海外学界手上，我们无法参与到这个概念的建构中来，也无法就这个话题形成有效对话，反而加深了海外对于中国文学的误解。
    海外学界把中国文学研究视为铁板一块，其实它内部有很多丰富的层次，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早就呈现了众声喧哗的局面。韩少功的湘西风情写作超越了寻根的脉络，表达对人类文明、人性的思考；金宇澄的《繁花》以上海方言创作复兴了百年海上传统；李娟作为汉人作家致力于写作边疆题材，打破民族间的界限。这些优秀的作品受限于语言的障碍，没有被世界关注。中国政府通过对文学作品的翻译资助，也使得更多优秀的作品在西方世界变得“可见”。
    华语语系文学研究应该给大陆研究者一个启迪，过于强调中心的确遮蔽了离散华人的本土经验发展，忽略了他们的自我意识。我们应该关注不同地区华语作家的生活与创作现状，在面对他们的作品时，不以源流论僵化地看待问题，而是通过具体文本，结合当地的现实处境和历史脉络，研究其发展和独特的美学形态、思想主题。同时，对于不同华语社群间与中国大陆的互动关系加以研究，他们并非只是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他们也用自身的特性吸引了来自中国大陆的目光，为中华文化增添了丰富性。任何只是简单把中国大陆文学和其他华语地区文学以二元对立并置起来，而不讨论具体历史脉络和语境的研究都是偏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