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何同彬，生于1981年3月，曾为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扬子江》评论编辑部主任。现任《钟山》杂志社编辑。著有评论集《浮游的守夜人》、《重建青年性》等。
    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智性、艺术或道德活动都为历史化这一
    意识掠夺性地占有。……一百多年来，历史化观点一直占据着我们
    理解一切事物的中心。也许它一度不过是意识的边缘抽搐，现在却变成
    一种巨大而无从控制的姿态——一种让人类得以不断保护自己的姿态。
    ——苏珊•桑塔格 [1]
    “假如没有文学史……”，陈平原先生做出这一假设的目的是为了“认真思考‘文学史’的生存处境和发展前景”，进而“直面如何进行有效的‘文学教育’这一难题”[2] 。 但这一目的是否可以实现呢？正如他苦心孤诣地追怀古往今来的“文学课堂” [3]也不可能为文学找到恰当的教育方式一样，“假如没有文学史”的假设也绝不可能让我们真正反思我们的文学史思维的弊端和困境，因为这样的假设以及由此展开的学术路径仍旧在“历史化”的巨大阴影中。对于一个文学研究者而言，甚至对于所有和文学相关的主体而言，“假如没有文学史”是一个根本无法直面的根源性问题，这一假设的后果绝不会仅仅是陈平原先生归纳总结的“知识破碎”、“误入歧途”、“固执己见”等浅表性的困境，而是很可能从根基处摧毁这个看起来庞大、合理的文学学术体系及其建构的各种形式的认同机制。毋庸讳言，假如没有文学史，我们很可能就一无所有了，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在历史有选择的庇护下发言，离开这种庇护我们就会失语，或者我们根本不具备离开这种庇护的勇气……
    一
    自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1990年代文学研究的文学史转向以来，关于文学史书写的问题就一直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一个聚讼不已、争论不休的焦点，整个过程纷乱、迅疾和嘈杂，各种文学史著述和文学史理论模式层出不穷，但争论的结果却不是一个清晰又多元的文学史共识的形成，也缺乏真正典范性的文学史书写模式的确立，暴露的更多的是权力、意识形态、制度和话语的诸种动机的交错和纷争。当然，百舸争流的多元化趋向的确激活了文学史想象的空间，也激发了更多的创造活力对文学史的梳理和阐释，但众声喧哗、动情互喊的背后却是日益严重的文学史想象与文学认同的危机，而且这一危机又是以陈陈相因、机械重复的文学史写作、文学学院化和学术化生产的虚假繁荣为表象。究其原由，似乎是“颠覆”、“重写”、“重建”、“重构”、“重返”等文学史思维还没有实现它反复阐释和标榜的目标，似乎已有的文学史观、文学史理论、文学研究的范式及其相应的“成果”还远没有穷尽文学“历史化”的可能性。而实际上在笔者看来，迄今为止的文学史思维仍然严重地受制于单一的、干瘪的、抽象的“历史意识”才是造成目前混乱局面的最大原因；或者更明确的说，文学史作为一种试图兼顾“历史”和“文学”的书写形态和思维方式，其臃肿的“历史”（包含各个领域、学科的多种历史话语，它们仍旧处于不断的膨胀和扩大中）早已构成了对“文学”的绝对性的压制、不可逆的伤害。文学史的历史动机对艺术本能的压抑已经形成了一种不可遏制的宏大态势，而且确立了牢不可破的合法性和话语权力，结果所造就的“文学的人”多是一些塞满了客观化知识、对艺术缺乏必要的感应能力而对各种虚假的确定性越来越狂热的“知识庸人”。1990年代以后，随着知识生产的膨胀和历史再现功能的强大与多元，它们对文学的缠绕形成了主体表达观点和立场的合法性障碍，更“谨慎”、更“规范”、更有“学理性”、更符合“历史事实”等历史化束缚，表面上是一种学术建构的合理性渴求，实际上完全可以归结为主体在“行动”和言说上的怯懦与延宕。文学史研究激发的对历史的考古冲动，把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彻底表面化和庸俗化了，所谓重新再现和挖掘的文学的历史细节、片断、断裂性，及其对它们的重读、重述都没能成为揭示权力压迫的破坏性力量，仅仅构成一种空洞、抽象和宏大的知识图景，反而成为主体与文学本能的创新意志和反抗冲动的消解性力量。
    文学史从最初民族国家想象的继承物，到知识分子价值选择的隐匿形态，再到学科知识整合的虚妄的建构模式，它所形成的文学史思维越来越成为文学的异己化、敌对化力量，越来越显现成为人的“行动”和文学创新的政治障碍；之所以是一种政治障碍，乃是它作为一种障碍根本上来源于一种政治性限制，作为特殊的权力形态，它根本上也是政治权力的世俗模式的复制与延续[4] 。因为文学史早已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研究的范式，它所激发的文学史思维作为尼采或桑塔格所说的人的“第二本性”的显现，已经固化为整个文学创作、文学传播和文学研究的精神基础；它与历史的过度关联也已经把主体从文学的虚假在场那里更逼真、也更隐晦地凸显出来了，新的主体密切关联着赤裸裸的现实“政治”；文学史不仅仅是某一学科或学院文学的话语繁衍的场域，同时兼顾着世俗利益再生产的巨大功能，那些不断累积、重复的文学史思维催生的所谓学术成果，经过诸如“文学史价值”、“学术价值”或“文学价值”等的虚妄认证之后，成为学术群体在世俗法则面前心照不宣的甘于堕落、甘于日益“愚蠢”化的集体“游戏”的遮羞布。文学史思维的蔓延在文学的自由追求的层面上导致了一场场灾难，但在另外的更多的层面上也成为了庸碌和麻木的栖居之地、成为多少人追求现实利益的“福祉”。正如尼采的“咒骂”一般：“我受不了那些研究历史的充满欲望的阉人，禁欲理想的娼妓；我受不了那些编造生活的苍白的坟墓；我再也受不了那些萎靡不振的疲惫东西，他们卖弄聪明，带着一种客观的眼光。 [5]
    文学史写作产生于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过程中文学课程的知识需求，在其诞生之初就深深地植根于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想象和启蒙的宏大诉求之上，其建构基础往往是一种明确的历史观和历史态度，而这就导致它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这一历史观背后的意识形态，也不可避免地使之成为一种权力话语。在新文学之初，其历史还较为短暂，虽然“五四”建构了明确的历史态度和进化论的历史观，但它没有提供足够多的“历史”为新文学史的书写提供材料、建立基础，只能以类似为白话文寻找历史源流等方式来建构自己的文学史想象空间。所以，虽然表面上看新文学是自由的、开放的，但却不能忽视它的文学想象与生俱来的坚定的历史视角和建构历史权力的动机。胡适当时有一段话现在看来意味深长：“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历史，我们至今还不能有一种整个的叙述。为什么呢？第一，因为时间太逼近了，我们的记载与论断都免不了带着一点主观情感的成分，不容易得着客观的，严格的史的记录。第二，在这短短二十年里，这个文学运动的各个方面的发展是不很平均的，有些方面发展的很快，有些方面发展的稍迟。……所以在今日新文学的各方面都还不会有大数量的作品可以供史家评量的时候，这部历史是写不成的。”[6] 从这段话里我们不难看出胡适非常明显的文学史的表意焦虑，因此他要以绝对“历史”的态度处理文学史写作的基础问题，也即避免“主观情感的成分”，作为“客观的、严格的史的记录”，这与后来的文学史写作力求还原历史、再现历史真实的冲动一样，在文学史写作的原初动机上置“历史”于“文学”之上，而“大数量的作品”只是任史家宰割的鱼肉。所以说，洪子诚先生在书写当代文学史时的疑问并不构成一个真问题：“当代文学史研究，我们一开始就会遇到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个是对‘历史’的理解。文学史是历史的一种分支，首先要面对的是对‘历史’的理解。第二是文学史究竟是文学还是‘历史’？这个问题是文学史研究难以回避的。”[7] 事实上，文学与历史的关联在文学史的内在结构中根本不是回避不回避的问题，文学史严格地受制于历史，而且最终实现的效果往往既不是“文学的”也不是“历史的”，既无法成为绝对的“非历史”的审美对象，又无法成为一部纯粹的历史。或者就如阿瑟•丹托所断定的：“艺术史就是压制艺术的历史”。[8] 如果说胡适在新文学之初还因二十年的历史太短而无法建构一种文学的历史体系的话，那1980年代中后期至1990年代以来，文学史书写和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文学的历史”则可以提供足够多的“历史”和“文学”了；当然，把它们结构成为一种新的文学史思维的冲动也仍然首先是知识者的历史冲动，也即新时代知识分子价值立场的新的历史性定位，只是他们摆脱原有的文学依附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旧的“宏大叙事”之后要建构起来的新的叙事还要更宏大、更顽固。
    二
    “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上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延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过程。” [9]显而易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学史观与“新文学整体观”相同，都有一个宏大的历史观念作为支撑，都试图整合一切过去被遮蔽的历史内容，以此来建立一种新的文学史想象和新的文学史权力机制。其所期待的文学的历史关联可谓包罗万象，不可避免地构成一个庞大的历史表象，它们对文学的本质上的压抑是不言而喻的，由此重新建立起来的文学的新的阐释语境将同时获得新的选择、删改、评判等权力功能。如果说中国文学自现代以来面临着一个严峻的“过度历史化”的语境，导致绑缚在政治之上的文学的自主性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和伤害，那么新时期之后的文学史想象则承续了一个“追加历史化”的功能，把原来的单一意识形态的历史压制变成了多重意识形态和历史内容的压制，它在恢复某些文学判断的自主性的同时追加了更多的对自主性的束缚。“研究者精神世界的无限丰富性，必然导致文学史研究的多元化态势。文学史的重写就像其他历史一样，是一种必然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无限性，不仅表现了‘史’的当代性，也使‘史’的面貌最终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10] “重写文学史”和很多新的文学史思维都强调一个共同的“历史”目的，也就是恢复所谓“历史的真实”，这几乎成为一切文学史研究的神学式前提，他们从未把单纯地恢复文学的艺术性真实或艺术自由作为想象的最终结果，而总是有着更多的、更突出的文化目的和复杂的文化重构的意图。但所谓“研究者精神世界的丰富性”、“研究的多元化态势”、“过程的无限性”并不能如他们承诺的那样“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因为历史的真实本身也是一种知识的叙事。用新历史主义的观点来说，历史叙事带有文学性质，那文学的历史叙事也就是双重的文学叙事，根本上无法也没有必要去承担再现历史真实的历史任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新文学整体观”和“重写文学史”都建立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上，它们试图以“现代性”的整合价值笼统地打通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文学史分期结构，而“现代性”本身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和知识结构就是不稳定的，用一个抽象的概念来整合复杂的文学状况注定是削足适履的，尽管它能一定限度上释放原有的被压抑的想象机制和空间；但另外一方面，在新的概念构筑的二元对立的模式下，又会有另外的文学史空间被压制、被放逐。不过，我们的文学史思维已经形成了对“一个无生命的、但却极为活跃的概念和词语工厂”的依赖，“用概念就像用龙齿一般播种，产生出一些概念龙”，文学研究者们往往“对于自己任何没有盖上语词之戳的感觉都没有信赖”[11] 。“民间”、“潜在写作”、“底层”、“打工文学”、“新世纪文学”、“重返八十年代”、“非虚构”等都是这一“概念和词语工厂”的产品，它们固然能够发掘新的历史阐释和文学阐释的空间，但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历史性的空间结构，本身是动态的、莫衷一是的。对这些概念的解读、阐释，以及由此滋生的学术生产和学术论争，都不可能是一个知识的清晰和简化的过程，而最终是文学的历史关联和知识关联无限膨胀的过程，也即历史性经验越来越庞大，而文学的自主性也就越来越被一个巨大的网络束缚住，日益陷入阐释的知识化缠绕之中。
    1990年代以后，随着文学史书写形态的进一步多元化，文学建立历史性关联的机会和可能在无限增大，历史空间被文学史叙事进一步地分隔、抢占，诸如期刊、报纸、社团、作家、作品等等的文学“开矿”行为，或者说是“历史补缺主义”盛行，触及的历史之广、之深已经逐渐到了匪夷所思的境地，通过各种抽象的理论建立起的文学的网络生态也几乎穷尽了文学与世界发生关联的一切可能性。文学处于历史的夹缝之中，用“历史事实自身说话”的结果多半是尼采所谓的“扎实的平庸”，根本无法对文学的自由属性构成什么建设性的力量，反而是遮掩了它。因为，“真正的文学研究之所关心的并不是死板的事实，而是价值和质量”[12] ，但“价值”和“质量”在文学史叙事中也往往被粗俗地历史化为一种客观的、知识性的虚假言说了。比如，有的论者提出“恢复真正的文学‘原生态’”：“所谓的‘原生态’并不是那种‘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逻辑的延伸，而是尽可能地贴近文学的本来面目。用‘文学的’定语来限定‘原生态’的内涵，即指文学史不是用来叙述非文学因素强加于文学之上的一种‘暴力’的生态，而是文学自身的自由生长的生态系统。虽然在特定的环境下，这种‘自由状态’通常也是要打引号的，毋宁说是文学为争取自由生长的状态更确切些，只有在争取自由的状态下，文学才显示其本来的意义和应有的魅力。这种‘叙述’讲述的是文学发展(包含了文学为了发展自身而必要的抗争非文学暴力)的故事——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才呈现出一种‘原生态’”。[13] “文学的”的“原生态”就和文学的“本来面目”、“本来意义”、“应有的魅力”一样是模糊不清、众说纷纭的，最终的结果往往仍旧是“叙述”的叠加及历史经验的扩张，或者就如引文所说的，再次成为“强加与文学之上的一种‘暴力’”。在这种暴力的“引诱”和威慑下，文学的自由生长不过是一个叙事的“梦境”。文学的即历史的，这就是1990年代以来文学史书写的最终结果，尽管它们仍然处于一个“创新”语境的不断更新之中，但其最终的效果史仍然只是关联域的进一步扩大和文学本体的进一步迷失。虽然也有学者试图为文学史写作找寻出路和“新”的可能性，但往往都是重复性的、含混的，缺乏有效性和建设性，最终也不过仍旧深陷历史化的知识性缠绕之中。“事实上，文学史写作只是一种研究的类型，它是综合审美研究和历史知识以后达到的一种新的理论高度和学术境界，它可以为教学服务，但其功能与价值指向远远超于教学……它是在一个更为宏观的意义上引导文学研究工作者来把握个人、文学与时代之间的关系，以探求文学的社会使命与发展规律。所以我想，应该有各种各样的文学史进入大学的讲堂，应该有一种激情，引导我们探索文学发展规律，探索我们今天的文学究竟能表达些什么？应该怎样来表达？” [14]这样的一种文学史想象与陈平原先生在“文学如何教育”的范畴中所做的思考一致，都设想了一种理想化的文学史和文学教育的图景，但这一期许何时能够实现呢？或者说有无实现的可能呢？在目前这样一个庞大的历史化的文学境遇里，真正源出于自由渴求的“激情”或“精神境界”（陈平原）还有容身之处吗？
    三
    “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15] 亚理斯多德已经无法想象我们当前的文学态度了，如今，没有“历史”视野我们恐怕已经很难来判断文学的价值了，知识结构而成的“历史”经验的丰富程度已经把文学湮没了。我们对历史的“热爱”远远超过了对“诗”的热爱，这无疑是一种文学观念的巨大倒退。这也许就是尼采所说的，我们在用我们的历史感培植“错误”。“历史感如果不受约束地起支配作用，并且得出它的一切结果，就会把未来连根拔掉，因为它破坏幻想，夺去现存事物的氛围，而这些事物只能存活在这氛围中。历史学的正义，即便它真正地并且在纯粹的意向中得到实施，也是一种可怕的德性，因为它总是销蚀活生生的东西并使之衰亡：它的裁判永远都是毁灭。如果在历史学的冲动背后没有建设的冲动在起作用，如果破坏和清除不是为了一个已经活在希望之中的未来在腾出的地基上建造起它的房屋，如果只是正义在起支配作用，那么，创作的本能就会失去力量和勇气。” [16]1990年代以后不可遏制的文学史思维的历史冲动就是这样一股历史学热病的愈演愈烈，它们很难真正促进人们对文学的自由属性的本质认同，甚至不会促使人性向审美世界的主动的亲近，更多的是把他们引导向一种拥有知识的傲慢和生产知识的无尽的欲望。此一病相关涉到文学研究主体的诸多“非文学”欲望对文学的主动压制，而且这种压制的合法化过程也就是主体从对时代精神和社会生活所负有的责任中逃离的过程，文学史书写则成为这一逃离的隐匿之地。为什么许多中国文学学者的最后志愿是写一部满意的中国文学史？或者把写作可以作为教材的文学史当做“毕生的追求”？陈思和先生是这样判断的：“文学史写作正是因为触及现代知识分子价值取向转换以后的潜在欲望与动机，才能对研究者来说成为一件让人魂牵梦萦的‘壮举’。”[17] 什么是那些“潜在的欲望与动机”呢？显然比陈思和先生想象的还要复杂和隐晦，它们无疑深深地关联于学院学术生产的体制化背景和1990年代以后退回学术之后的主体性怯懦，这一切已经逐渐演化为一种福柯所说的“沉重的政治障碍”。当然，打破这一政治障碍的基础并不能单纯地依赖文学，而是关联于整个社会的“政治环境”，但文学史书写和文学史思维的自我反省却可以通过减少文学的历史关联、恢复文学的自由和创造的本能，来为主体建构“非历史”和“历史”的自由空间减少障碍。
    总而言之，1990年代以后的文学史思维及其相应的历史化路径已经走到了极限，在主体无法实现本质自由的前提下，它只能是历史、知识及其阐释化后果的重复累积，作为当前文学学院化和学术化的基础，它甚至已经到了思考有无必要继续“创新”、继续存在下去的地步了。这并不是否定文学史写作以及文学研究的必要性，也不是否认历史和历史化的合法性，而是要强调它们必须给予主体和文学的自由存在以积极的支撑，而不是消极的抑制和束缚。1990年代以来，“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结果就是制造出无数靠钻进故纸堆寻章摘句以谋生的“冷酷的知识精灵”，而“整个学者和研究者团队都变成这样的精灵”将会导致我们的时代“苦于缺乏严格而伟大的正义”，“缺乏所谓真理冲动的最高贵的核心” [18]。 毕竟，按照尼采的分析，“历史学在三个方面属于生者。它属于作为行动者和追求者的人，属于作为保存者和敬仰者的人，属于作为忍受者和渴求解放者的人。”[19] 所以，我们必须在文学史思维中确立这样的目标，即让我们的研究指向“严格而伟大的正义”，围绕着“真理冲动的最高贵的核心”努力成为行动者、追求者和渴求解放者，而不是洋洋自得地满足于成为一个靠历史和知识的腐尸谋生的“知识庸人”。也许我们应该牢记别尔嘉耶夫在论述“历史的诱惑与奴役”时的警告：历史是精神的蒙难，上帝王国不出现在历史中。[20]
    2013年2月
    注释：
    [1] [美]苏珊•桑塔格：《“自省”：反思齐奥兰》，《激进意志的样式》，何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293页。
    [2] 陈平原：《假如没有“文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44、45页。
    [3] 陈平原：《“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页。
    [4] 对历史权力的屈从与对政治、经济等世俗权力的屈从是一脉相承的，在尼采看来，“谁先学会了在‘历史的权力’面前点头哈腰，卑躬屈膝，谁最后就像中国木偶一样对任何权力点头说‘是’，不管这权力是一个政府，还是一种舆论，还是一个数量上的多数，并且准确地按照某个‘权力’用线牵动的节拍运动自己的肢体。”《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不合时宜的沉思》，李秋零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页。
    [5] 刘小枫 倪为国编选：《尼采在西方——解读尼采》，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98页。
    [6]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
    [7]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6页。
    [8] [美]阿瑟•丹托《艺术的终结》，欧阳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9] 黄子平 陈平原 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10] 陈思和 王晓明：《关于“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对话》，《上海文论》1989年第6期。
    [11] 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第234页。
    [12] [美]R•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丁泓等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74页。
    [13] 陈思和：《恢复文学史的原生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14] 陈思和：《漫谈文学史理论的探索和创新》，《文艺争鸣》，2007年第9期。
    [15] [古希腊]亚理斯多德 贺拉斯《诗学 诗艺》，罗念生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29页。
    [16] [德]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第195页。
    [17] 陈思和：《漫谈文学史理论的探索和创新》，《文艺争鸣》，2007年第9期。
    [18] [德]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第186页。
    [19] [德]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第150页。
    [20] [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徐黎明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