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世界，村庄一直是具有寓言倾向和隐喻意义的原型意象。对寓言性和隐喻性的长期追逐，使得一些乡土文学反而呈现不出真实的农村和农民生活，成了没有乡村主体的乡土写作。近年引起广泛关注的乡土题材的非虚构作品，即是对这种寓言性、隐喻性倾向的不满和反拨。在虚构领域，面对今日中国乡村社会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改变，乡土写作也出现了新的书写潜流，谓之以“新”虽是权宜之举，但它提示我们去关注乡土文学的新变。
    新的乡土写作者们大多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具有短暂的乡村生活经验，在改革开放后以城市为中心的教育体制中成长，经历了初期“进城”的困难，已经在精神上或者物质上嵌入城市，他们的城市生活时间甚至已经开始超过乡村生活的时间。作为一代脱离直接乡村劳作经验的写作者，乡村对于他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乡愁还是文学理想的召唤，是自觉还是被迫，需要时间给出答案。他们的乡土写作已经开始呈现出朴实化的倾向，陆续卸载上几代乡土写作中超重的部分，比如李娟、舒飞廉、沈书枝、邓安庆等作家的散文写作，回到乡村风俗礼仪、人伦风尚的呈现中，就像格非在《望春风》中所推崇的，记住那些鲜活有趣的生命和故事，在看似远离直接教益和宏大题旨的外形下，蕴藏着来自乡村内部的精神力量。
    民国以及之前的传统中国士绅社会、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集体村社、70年代末期开始的农户承包经营、90年代初期迄今的城市化进程……今天再来书写乡村，需要充分考虑到中国乡村的漫长历史、不同类型乡村的嬗变，以及不同的思想资源。比如格非的《望春风》以一个孤儿与村庄的关系为主线，完成了对乡村几次转变中人情风尚的记忆留存；刘继明的《人境》重点处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的重大变革和社会主义经验；李凤群的《大风》则把百年历史的延伸当作一个农村家庭四代人舒展心事的平台，充分展开每个人的心灵轨迹；付秀莹的《陌上》直接切入今天芳村那些站在命运风口处，随时势俯仰，进退失据的人们。在拉伸了的历史视野和清晰化的差异中，不同时段关于乡村的建构和想象，都是今天我们重新讲述乡土故事的思想资源，乡土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及其克服过程也是想象新的城乡关系的线索。
    一个更复杂的乡村社会，目前还在经历分化，期待着转型和变革。乡村作为一种人情社会依然存在，并且延伸到城市，乡土中国的地域文化、传统文化依然有它的力量。在生态环境危机严重、城市问题日益严峻的情势下，如何想象和重建一种新的健康合理的城乡关系，并由此建构一种具有主体性的乡村生活，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新乡土文学的契机和方向。乡土写作的写作对象、写作者和表达方式都在发生改变，暂时的陌生、模糊、距离可能不易克服，但也可能恰恰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然主义的视野，让正处于转型期的乡土获得尽可能多的自我呈现，避免简单书写和廉价的情感，在沉默中找到书写的语言。